翻译的研究学派

第三节　翻译的研究学派

在西方，更多的人现在已逐渐接受把翻译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翻译学”何时成立，各人的意见还不一致。根茨勒具体地把1976年比利时洛文会议的召开看作是翻译学学科成立的标志，但更多的人如贝克等人认为，翻译学之所以成为“学科”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

“翻译研究派”最早几位学者霍姆斯、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都与荷兰、比利时有关，因此，人们常说，翻译学是从“低地国家”兴起的。

在本节中，我们将重点讲述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等翻译学研究。

1. 多元系统派与埃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研究以色列希伯来文学一种的模型时，基于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应视为系统而非由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以充分的解释。这些系统各自有其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相互依存，且共同构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多元系统”。因此，Even-Zohar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文化、语言、文学与社会等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只有当作系统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因素构成的混合体时，才能得以更充分地理解与研究（Even-Zohar，1990）。

后来这一理论被用于翻译研究。根据这一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者的翻译策略。Even-Zohar概括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中心地位的三个社会条件：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某种文学尚还“幼嫩”，尚处于创立阶段；2）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3）在一种文学中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之时。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的规范、行为模式、翻译方针都有影响。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与创作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多元系统理论突破了以对单个文本的静态的、孤立的共时研究方法衡量成败的早期翻译研究学派的局限，并将翻译研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加以动态、系统研究，从而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

2. 描写学派与图瑞

吉迪恩·图瑞（Gideon Toury）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当今世著名的翻译理论学家，他发展了特拉维夫学派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在《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中，图瑞系统地阐述了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的理论构架和方法论基础。

图瑞认为，描述翻译理论以检验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吸纳程度为重心，利用归纳和统计方法对个案文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规约翻译行为的经验变量或经验规范，进而订立阐释这些变量内在关系的法则。

图瑞提出的描述翻译学以规范为基础，以法则为导向，其目的在于借助源语与译语文本对比分析出规约翻译行为的普遍法则。这与过去以过程为基础，以应用为导向的翻译研究形了本质的区别。

传统翻译是建立在对“同等”作用抽象的同一性上，图瑞的理论则建立在差异性上，认为“每个语言系统和文本传统，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用法准则上，都与其他种类相异”。如果说被目标文化完全接受是一极，与原文本完全一致是另一极，那么图瑞则认为翻译应该始终居于两极之间。没有哪篇译文能完全被目标文化接受，因为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信息以及陌生的形式；也没哪篇译文总会给系统带来新的形式；也没有哪篇译文跟原文完全一致，因为文化准则总会使原文文本结构发生迁移。任何一篇具体的译文永远也不可能兼顾两极，达到两个抽象的理想准则。

图瑞认为译文本身并不具有“固有的”同一性，译文总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学因素的影响，从而具有多种的同一性，译文总是受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学因素影响，从而具有多种的同一性，具体情况视特定时期影响翻译的因素而定。图里成功地使翻译理论突破了“忠实原文”的框架，突破了原文本与译文本之间具有单纯统一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翻译成为一个相对概念。与之相适应，翻译理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寻求一种用来评介译文的理论体系，转而着力建立一个阐释决定译文形成过程的模型。

图瑞的理论引入了文化—历史因素，并将其称为“翻译准则”。翻译准则是图瑞理论的中心，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在两个具有等值潜势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因此，只研究单一的文本是不够的，有必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译本进行研究，以辨明一般趋势。图瑞区分了以下三种翻译准则：

图端认为DTS过程遵循以下顺序：

1. 选取那些目的语文化认为是“翻译”的目的语文本，但不涉及它们对应的原文文本，只研究它们作为目的语文本在“归宿”系统中的接受情况。

2. 描述这些文本，通过这些文本的组成元素所构成的翻译现象，研究这些文本以及它们在源语系统或原文中的对应者，发现解决翻译问题的方法。

3. 辨认和描述每一对研究对象的关系，着重发现其中出现的变化和转换。

4. 最后通过思考翻译对等的功能—关系概念，着手将这些关系应用到整体的翻译概念当中。正是最后这两个构成了DTS的系统研究解释之后的终极目标。

图瑞认为只有在翻译本质概念被确定以后，才有可能重构翻译过程所涉及的考虑和决定过程，以及翻译者实际接受的制约。

描述翻译对翻译研究的贡献与成就：作为描述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图瑞所提出的描述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对翻译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根茨勒认为，图瑞的理论主要对翻译研究有以下贡献：第一，摒弃了规范翻译研究中源译语文本“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打消了源译语文本在文学/语言对等上的可能性；第二，将存在于译语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倾向引入翻译作品产生的研究中；第三，打破了人们对源语信息有固定认识和翻译表述的观念；第四，将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置于源译语文化间交织的符号网络中。（Gentzler，2004：131）描述翻译研究作为现今国际翻译研究的中流砥柱，对翻译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3. 文化学派

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一个翻译研究走向多元化的时代，传统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似乎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当前占据主流的翻译研究文化学派。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 & Lefevere）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问世，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观念。其后他们又出版了多种专著、论文集，集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勒菲弗尔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即为这方面研究的著作之一。作为文化学派的代表之一，勒菲弗尔把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查，关注文化语境、历史规范等更为宏大的课题，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在书中，作者引进了改写这个重要概念，指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限制。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以使其与改写者所处时期的主流意识和诗学形态相符，从而达到让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的目的。

首先，文化转向为理解翻译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域。在书中，勒菲弗尔着重探讨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等文化因素对改写（主要是翻译）的制约，指出翻译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可见，在文化派学者看来，翻译并不仅仅指语言间的文本转换，而是一个不同文本、文化之间相互协商的过程，一个以译者为中介而进行各种交易的过程。这一研究范式将翻译研究从审美层次和语言层次提升到了文化层面，更加确切地反映出翻译活动的跨文化性质，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正如作者所言，“翻译研究现在已经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文化派认识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拓展了“文化与翻译互动的新空间”。

4. 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

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中详尽的阐述了她的翻译观，即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其独特的视角、与众不同的见地使其成为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界的成名作。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曾对此书作出评价：“斯奈尔-霍恩比在这方面从卓有成效的角度来加以讨论，因为它们为解释笔译和口译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本的观点”。（转引自田德蓓，2001）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斯奈尔-霍恩比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分析了各种翻译理论，并博取众长，提出了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倡导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并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提出了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斯奈尔-霍恩比对于翻译研究的独特的见解对拓宽翻译工作者的视野，引发他们对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

斯奈尔-霍恩比提出，应该把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范畴下脱离出来，并把它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还涉及多种学科，如心理学、哲学、人种学等等。语言学注重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和描述，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文本的分析和描述，但是翻译研究注重的却应该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文本的理论和描述。（田德蓓，2001）翻译研究旨在寻找翻译的共性，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及内在规律，也即超越国界的普遍规律。翻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语言转换、文本研究的层面，而更应着眼于各类文本的分析和研究，并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作用。翻译研究虽然与许多学科密切相关，但它既无法归于任何一门学科，也不能为任何一门学科所替代。既然以往的翻译研究理论都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需求，那么翻译研究就很自然地脱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