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

第四节　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

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影响的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有固定确切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及后期异军突起的巴特（Roland Barthes）和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他们将解构主义引入译学，试图打破形而上学和概念化的方法，宣称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其中，尤其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翻译观给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并开拓了新的视野。

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学解构很大程度上来自错综复杂的艺术符号活动，且不甘于被这种系统性、整体性和科学性的规范的管束，并且力求与之决裂，胀破其外壳，甚至反过来以片断、碎片和开放性与它抗争。那么，就翻译来说，解构主义翻译观提出以下见解：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的。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

解构主义思潮出现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1. 对结构主义和解释—接受理论的批判。2. 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形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流派：1）主张用辨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2）原文意义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3）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4）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3. 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求同”，而是要“存异”。

在本节，我们将集中讨论德里达、本雅明和韦努蒂的翻译思想。

1.“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达

在1966年美国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原来在英美世界默默无闻的年仅36岁的雅克·德里达，以《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语惊四座，次年更以三本文集《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言说与现象》（Speech and Phenomena）和《论书写学》震动西方知识界，由此开始全面推进他的“解构”战略。

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连，对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德里达提出了“延异”（différence）这一概念。在《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的论文中德里达杜撰了一个新词“différence”，“延异”被规定了两义：一是指差异或区分，即“to differ”（衍生于拉丁动词），二是指延期或推迟，即“to delay”，前者指空间模仿，后者指时间概念。德里达有意改变了一个字母（difference—différance），意在表明，语言中任一要素都不是自足的，必与其他要素相关，但又彼此有别。例如，所指与能指相关，能指并不就是特定能指的能指，所指也不一定先于能指存在，两者的联系是有差异和不确定的。德里达相信这一新词最能体现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套差异的系统理想，而翻译体现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差异。

就翻译来说，德里达认为原文信息和编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译文的不同表达形式和相互联系。

从传统意义上看，德里达的“翻译理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它既不具有规定性又没有提出一套转换模式。它暗示人们应更多地思考语言之间的联系，如标记、印迹、契合，而少考虑复制、再现等传统术语。因为，在翻译过程中，语言在转换之间会产生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关系。消解不是终极目的，因为通过消解文本的过程，翻译又回归到事物命名的起点，意义发生偏离的轨迹（path）更加清晰显露。长期以来，翻译研究无视“延异”、“播散”、“错位”、“偏离”等可能性的存在，使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在译界略显陌生。

2.“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雅明

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text）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没有终极意义。他们消解作者的权威地位，认为文本提供的是多种意义的可能性，否定文本的封闭性。解构主义被引入翻译理论后，逐渐形成了解构主义翻译流派。该流派主张用辨证、动态发展的哲学观看待翻译，否定原文意义和结构的固定性，强调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认为，原文的生命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意义由译文决定。解构主义翻译流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巧研究，从更高的角度审视了翻译。

1923年，德国犹太裔思想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 Benjamin，1892—1940）在自己翻译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oudelaire）诗集的《巴黎画景》（Tableau Parisiens）中写了一篇题为《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阐述了他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语言哲学观。《译者的任务》正式发表是在1995年，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斯坦纳在《通天塔后》（After Babel）中将本雅明的翻译思想与歌德（Goethe）、弗郎斯·卡夫卡（Franz Kafka）等的不可译论相提并论，认为这种思想源于欧洲14至17世纪传统语言学理论中的神秘主义。（蒋骁华，1995）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后，人们发现一些观点早在20世纪20年代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中就已论述过。随着本雅明的翻译思想变得引人瞩目，《译者的任务》一文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源头，本雅明也因此成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概念，认为纯语言抽象地潜在于所有自然语言之中。对于“纯语言”概念，本雅明解释道，“All suprahistorical kinship of languages rests in the intention underlying each language as a whole—an intention, however, which no single language can attain by itself but which is realized only by 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pure language.”（转引自李文革，2004：295）

在这里，本雅明指出，各种语言之间的超历史的“亲缘关系”（kinship）存在于每一种语言整体意指（intention）中。然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单独体现这种意指，只有通过各语言的意指相互补充才能完整地体现出来，即：纯语言。本雅明认为语言之间不是形同陌路，而是密切相关的，他强调人类诸语言之间具有亲缘性，即各语言间的类似性（likeness）。然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充分地表达，而只能部分地表达它的意指。各种语言之间的主要关系是通过一种特殊的会聚而表现的。语言的一切超历史的亲缘关系以作为整体的每种最深层的意指为基础。在 “纯语言”这一“意指集合”（the totality of their intentions）里，每一种语言的“意指方式”（mode of intention）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在这里，本雅明指出语言既有差异又相互补充的特性：各语言之间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意指方式，而只有当所有的语言互补集合形成整体时意指才能完整地表达出来。

本雅明认为各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而不同语言的密切关系正是由译文体现出来。翻译提示了原文语言的不完整性，而译文语言可以以其独特的意指方式补充原著语言的意指方式。翻译清晰地表达了原著语言所暗示的不同语言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给人们指出了通往各种语言相互融合的途径。为此，译者应冲破母语的束缚，跨越语言之间的界限，尽可能地接近“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译文应该尽量表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使读者对语言之间的差异有更深和更准确的认识，并通过译文感觉向纯语言趋近了一步。因而，只有通过翻译来使这些“不完满”的语言相互补充，我们才能更加接近“纯语言”。

3. 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

意大利裔美国学者韦努蒂是继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韦努蒂以当代英语翻译史为鉴来反对译者的“隐身”，提倡翻译的主体性，凸显译者身份。他坚持批判西方翻译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明确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

1992年，韦努蒂编撰了翻译论文集《对翻译的再思考》。在该书的序言中，他提出了许多被忽视的问题，主要是翻译和译者的边缘地位及原因，呼吁人们对翻译行为进行重新思考。此书出版，使得韦努蒂声名雀起。1995年，他又发表阐述二百多年来西方翻译史的力作《译者的隐身》，这是二十世纪末备受关注的异化翻译理论代表作。该书描述了英美文化中译者的处境和行为，追溯从七世纪就开始形成的英语翻译中的透明话语史，揭示了作为通顺翻译起源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权。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读者去反思翻译中的民族主义暴力，从而在创作和阅读译本时产生一种期盼，即希望去感受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解构主义重新改写了西方翻译史，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或称欧美中心主义的观点，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这就很自然地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联起来，把翻译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当然，这并不是要把英美文化作为种族歧视的对象，以此来提出每一种外国文化的价值，其关键是要思考如何理论的、批评的和文本的层面把翻译作为差异来加以研究和实践，而不是当下所流行的一味强调同质性。

韦努蒂对翻译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对他的贡献有以下评价：“他批判了美国文学翻译中的人文主义观念，揭示翻译如何有助于培育本土的信仰和思想观念，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概念、方法和策略，用于分析和创造翻译文本。”在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典型的归化翻译理论。奈达认为动态对等的翻译，其目的就是追求语词的完全自然，实质就是要消除语际交流中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韦努蒂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所谓的交际，既缘起于目的语文化又受制于目的语文化，其实是一种利己的解说。因此，这种交际与其说是信息的交流，不如说是为了自身目的的对外国文本的挪用。”

奈达以交际为出发点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充分地考虑翻译过程内在的源于民族中心主义的篡改。奈达提出要在译语读者中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反应”，其实否定了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是一种文化暴力。

异化翻译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早在1813年，他就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1. 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2. 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施莱尔马赫主张异化策略，即尽量保存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让读者去靠近作者，享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大餐。如果采用归化译法，那么文化“他者”就难以在译本中展现出来，而且总是被“加密”的。韦努蒂使用这一术语是指，在译文中保留原 文的某些异域特色，以此来故意打破目的语的传统。主流文化总是要遏制译文中的异域特色，采用异化翻译是对主流文化这一心态的挑战，因而代表了对于国际事务的“战略性的文化干预”。韦努蒂给异化翻译的定义是：“异化翻译中的‘异化’一词并不是指对存贮于外国文本中的精髓的一个透明的展示，而是有其本身的价值，它是一种战略建构，其价值是依当下目的语的情形而定的。异化翻译展示外国文本的不同，但只是通过破坏流行于目的语中的文化符号来做到这一点。异化翻译必须偏离本民族语言的规范，培育一种相异的阅读经历，比如，选择翻译某个被本土文学常规所排斥的外国文本，或者是使用边缘化的话语来翻译。”异化翻译旨在反对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出于民主化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考虑。韦努蒂认为，提倡异化翻译而反对英语翻译传统中的归化原则并不是为了摒弃文化政治议程，这种提倡本身就是一种议程。他采用了刘易斯的“妄用式忠实”的说法，刘易斯使用这个概念来指称一种“另类的激进的文学翻译方式”。韦努蒂认为翻译对原文的再现不可避免地带有解释的因素，因此总是有得有失。这种翻译策略可以被称为是一种“抵抗”，不仅仅是因为它避免通顺，更是因为它向目的语文化发出挑战。

异化翻译是一种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它追求文化的多样性，突出源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反抗翻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

解构主义学派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翻译流派，从翻译的本位论意义来看，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研究翻译的崭新视角进而也丰富了我们现有的翻译理论和对译学的认识。其观点对翻译理论和时间的启示还有待于从更深入、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和研究。

小　　结

综现全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的范畴，受到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明显地带有语自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对照。（2）打破了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互不交流的局面。翻译理论家们通过各种渠道，如出版论著，创办杂志：编辑论文集，充分发表各白的观点。此外，由于通信手段和印刷技术的现代化，各种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建立，以及信息时代给人们造成的紧迫感，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一本重要的著作在某地发表，一种新的理论一旦由某人提出，便会不胫而走，立刻传到其他国家。

从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理论大致可概括为三条基本文线：（1）语文学和文艺学译论，其代表是西塞罗、贺拉斯、多雷、德莱顿、歌德、泰特勒、利维等；（2）诠释学和语言学译论，其代表是奥古斯丁、伊位斯摸、施莱尔马赫、洪堡、巴托、穆南卡特福德等。（3）跨文化交际学译论，其代表是奈达、霍姆斯、巴斯奈特、斯内尔模恩比、贝尔曼等。这三种译论的被消此庆、相互影响、互为补充构成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推动了世界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

思考题

1. 奈达“等值理论”的核心是什么？

2. 布拉格学派对语言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3. 谈谈诺德对规定性翻译研究和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看法。

4. 试论韦努蒂对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