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的分类

第三节　翻译批评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翻译批评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许钧在其著作《翻译概论》中总结其他学者观点得出：“依据翻译作品的体裁划分，翻译批评包括文学翻译批评和科学翻译批评；依据批评主体的身份划分，翻译批评包括读者批评、译者批评和专家批评；依据批评的目的划分，翻译批评包括‘为理论的批评’、‘为创作的批评’和‘为翻译的批评’；依据批评的层次划分，翻译批评包括鉴赏、阐释和评论；依据翻译批评的对象划分，翻译批评包括译者批评、过程评论、译作批评和影响研究；依据翻译的定义范围划分，翻译批评包括对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翻译的批评和对编译、摘译、改写等广义上的翻译的批评；依据翻译方向划分，翻译批评包括对外译汉作品的批评、对汉译外作品的批评和对回译作品的批评。”（转引自许钧，2009）除此之外，肖维青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性质及分类》中提出“按照翻译次数分类的翻译批评大致有两类：一是重译、复译的翻译批评，另一类与之相对，姑且称为单一译作的翻译批评。”（肖维青，2009）肖维青还特别强调在依据翻译方向的划分中增加了一项“转译作品的翻译批评”，而把按照翻译作品体裁划分为四类：“文学翻译批评、人文社科学术类翻译批评、科技商贸产业类翻译批评和变译作品的翻译批评。”（肖维青，2009）

上一节中我们讨论批评的主体时已经讨论了按照批评主体身份划分的三类批评，还讨论了以批评的对象划分的批评中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类型，本章不再赘述。以下对两种翻译批评划分类别作简要介绍。

1. 根据译作体裁划分的翻译批评

按照译作的体裁可以将翻译批评分为文学翻译批评和科技翻译批评。本书第十章介绍翻译分类时给出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的划分。对比来看，这里的科技翻译不仅指狭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翻译，而是就其广义而言，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许多非文学体裁的翻译。

文学翻译在我国翻译作品中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内涵丰富，内容充实，情节生动，语言精练，富于魅力，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深受读者关注，需求量大，研究意义深远。与文学翻译大受译者追捧类似，文学翻译批评也在翻译批评研究领域占有较大的份额。建国以来，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大致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翻译通报》刊登了许多翻译家和批评家就翻译批评的原则和标准展开的论述，这些文章为后来的翻译批评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好的素材。姜志文、文军的著作《翻译批评论》中就引用了一些《翻译通报》上有代表性的文章，并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见解。第二次则是从九十年代兴起，延续至今。上一次批评翻译高潮兴起时，缺少完备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没有一个具体的批评方向和可靠的批评标准，只是模糊的讨论过对于不同类型的翻译应该设定不同的批评标准，但没有实质性的定论。第二次翻译高潮兴起，翻译批评家的研究更加系统，更多地涉及翻译批评的实质问题，这期间出版了不少重要的文学翻译批评著作，如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军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马红军的《翻译批评散论》、杨晓荣的《翻译批评导论》等。这些著作既有对具体文学翻译作品的品评，也有对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阐述，推动了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进步，也对翻译批评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参考。

由于文学批评对翻译批评的广泛影响，近代以来，翻译批评界对于翻译批评以文学翻译批评为主导是不争的事实，批评家们对文学翻译批评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纵观翻译历史，我国的翻译最早是以佛经翻译为主导的，并不是文学翻译。当今世界，科技翻译，即非文学翻译作品虽不如文学翻译数量那么多，但其所占的比重和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也绝不容忽视，因此，断不可将翻译批评与文学翻译批评划等号，忽略了非文学翻译。我们正处于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讯息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建设、技术交流和商贸往来中，非文学翻译越来越活跃，如各种国际性体育赛事的相关文件翻译、国际贸易函件翻译、法律诉讼文件翻译、科技专利文件翻译等多方面文章。非文学翻译批评数目增速与非文学翻译数目的增速远不成正比，从而使一些译者极端强调科技文本的客观性和翻译原则，有些译作过分运用生涩词汇，使读者不知所云，也大大影响了交流质量。造成非文学翻译批评数量比文学翻译数量少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非文学翻译大多是较零散分布的文章，不容易整体把握；或者是译本属于保密性文件，不可以大面积公开，译者无法对其进行评判。当然，翻译批评界对非文学翻译的重视程度还是影响其如何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一些批评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了非文学翻译批评的重要性，撰写了此类专著，如文军2006年出版的《科学翻译批评导论》，还有一些在《中国翻译》、《中国图书商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的议论性文章。

2. 根据译作翻译方向划分的翻译批评

翻译方向，一般是指译者将母语作品译为外语或将外语作品译为母语。将外语译为母语称作顺译，反之称作逆译。从顺译和逆译的名称之分可以理解，国际上默认将外语译为母语为主流翻译方向，原因是许多学者都认为，按理说一个人对母语的操控能力的至少应该比外语强一些，所以在将外语作品翻译成母语时理应比将母语翻译成外语地道、可信。但是，在我国，母语为汉语，国际上精通汉语的人数有限，所以要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化并保证正常的国际间合作正常进行，汉译外的大部分工作还需由我国译者承担。这就给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批评角度，批评者应注意到翻译方向对翻译作品的影响，积极展开研究和探讨。

就汉英两种语言而言，根据翻译方向，翻译批评可以被分为“对英译汉作品的翻译批评、对汉译英作品的翻译批评、对回译作品的批评和对转译作品的批评”。（肖维青，2009）

对英译汉作品的翻译批评不胜枚举，各种体裁、体裁都有涉及，如莎士比亚诗歌、戏剧翻译批评、雪莱的诗歌翻译批评、《简·爱》翻译批评、《傲慢与偏见》翻译批评，还有一些非文学的英译含作品批评等。批评者从宏观或微观角度，针对某一作者的译作作出评价，或针对一个作品的多种译作进行比较批评，内容相当丰富，形式多种多样。

对汉译英作品的翻译批评也不少见，比如对《论语》译本的批评，对《诗经》译本的批评，对唐诗、宋词的翻译批评，对《红楼梦》的翻译批评，还有一些现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批评等。例如，马红军在其著作《翻译批评散论》中《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种译文》、《评〈春晓〉九种译文》、《评〈静夜思〉十三种译文》等文章。除此之外，外事宣传材料的英译批评也是汉译英翻译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事宣传材料涉及到国际间的交流事物，国家形象的宣传等重要内容，所以对外事宣传材料的翻译必须十分严谨和规范，并力求表达地道。

将一部作品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然后以译本为蓝本，再译回第一种语言，这第二个翻译过程就叫回译。（杨晓荣，2005）回译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过程，对二语习得很有帮助，也是翻译批评很有意义的研究对象，但这种回译作品发表出来的比较少见。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回译，1959年，张爱玲在美国时将她1943年的作品《金锁记》译成了英文版的The Pink Tears，后易名为The Rouge of the North出版：第二年，作者再次将英文版译回中文版的《怨女》，这便是翻译批评研究的一个典型的回译范例。另外还有一种是作者本身是中国人，但精通英语，原作就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的，而后又被译为汉语，林语堂先生就有许多这类的双语作品可供翻译批评者鉴赏、研究和批评，为翻译批评开辟新的视角。

转译，在我国历史上又被称作重译，但此处并不是此意，而是指根据由第三种语言的原作翻译过来的第二种语言译本翻译成的母语的译本，或是由第三种语言的原作翻译过来的母语译本翻译成的第二语言译本。在我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翻译中，转移现象曾非常普遍。之所以出现转译现象，大致偶三种原因：“第一，国内缺乏小语种翻译人才，这个原因很好理解，人才缺口大，转译是不得已的。比方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俄苏文学很多靠转译，后来政府大力扶持，俄苏文学这个最大的翻译板块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彻底告别了转译。第二个原因是原译不容易得到。第三是考虑到翻译的时效性，利用转译节省时间。（肖维青，2009）批评者对转译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译作与原作中间隔着转译中介，受到转移中介作品的影响，更容易偏离原文。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以偏概全，考察转译作品其实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如由翻译家梅益从英文版本转译成中文的苏联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翻译批评者在对待转译作品时更应持有谨慎的态度，不能一味的将转译作品与原文比照，或是一味的将转译的作品与转译中介的译本比照来臆断其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