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文化资本研究：

当代城市文化资本研究： 理论创新与研究框架⁽⁴⁾

许德金　高　冲

摘　要：本文在对国内外城市文化资本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评析的基础上，重点关注我国当代城市文化资本的研究特点，指出城市文化资本研究的可能路径，并就建构我国城市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作了新的尝试。

关键词：文化资本　城市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　类型学

1　引言：当代城市文化资本研究现状

探讨当代城市文化资本，首先要从文化资本的概念说起。“文化资本”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经过十多年的田野调查系统地提出，以解释法国社会教育领域中所出现的教育不公平现象。通过对法国教育领域文化再生产的系统研究，布尔迪厄指出，资本既是社会内在规律的潜在原则，同时也是积累的劳动，其积累需要时间甚至经济资本的支持，并最终能带来收益。资本的各种类型与子类型的分配结构正好反映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而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是以多种形态存在的，并不仅仅是以“物质”的，比如经济资本的形式出现，而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忽略了非物质的资本形式，如文化或象征资本。布尔迪厄虽然承认文化不会完全直接转变成金钱，但同时认为文化会以某种方式给持有人带来收益或利润。

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及其类型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显然有所不同。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布尔迪厄探讨了三种形式的资本：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在其后期的论著中他又提到了另外一种资本：象征资本。在论述文化资本时，布尔迪厄列举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具体状态：1）具体化文化资本，即以精神和身体持久“性情”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本；2）以文化商品的某种形态（如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存在的物化文化资本；3）以诸如文凭、证书、职称等客观化形式存在的制度（体制）化文化资本。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既有个人的后天努力，也与家庭、尤其是父母的文化传承包括言传身教密切相关。虽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先在法国，后在欧美各国社会学乃至20世纪末期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文化资本论是以法国社会为背景，重点揭示的是法国文化资本及其形成的社会机制，其文化资本论是否具有普世价值显然有待进一步验证。而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类型学所强调和区分的三种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存在瑕疵：其所列举的三种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直观的观察分析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类型学建构，这也客观上导致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类型学具有明显的松散性和非学术性。布尔迪厄所建构的文化资本论体系同时也存在着重质研究而轻量化研究的现象，虽有理论的建构价值，但缺乏可操作性，远没有形成用以科学衡量文化资本的评估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关注的是法国及非洲等有限几个国家教育领域内的文化资本化及其分布不均的现象，而没有透视和重视文化资本化的反向运动：即资本文化化。客观上来说，这虽然是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的最大盲点和局限，但也是他那个时代及其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局限所致。所谓“资本文化化”，是指资本越来越多地依附于文化，并与文化冰水交融，通过文化这种载体，资本的利润得以最大化。正是借助形而上的文化，资本才可持续发展，收益才能最大化。正是由于认识到资本文化化的巨大价值，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在20世纪末期加大了国家资本文化化的力度，并打着经济全球化或经济援助的旗号，以文化作为最主要的资本投资方式和载体，实施其文化殖民的一贯策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文化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借助文化全球化实现其文化殖民和文化同化的目的。尤其是在网络无处不在，技术主义至高无上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网络技术），在阿多诺和本雅明所谓的“工具理性”（即“先进的技术”）的支配下，实现了资本文化化，使其资本化了的文化迅速在异质和他们所谓的落后文化中传播，其资本技术化和文化化的策略已昭然若揭。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以美国约瑟夫·奈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为何在21世纪初期一直鼓吹文化软实力理论。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诞生于法国的社会学领域，并率先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领域里激起了很大反响，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得以广泛传播，城市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欧美地理学界就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为理论切入点展开了对城市文化资本的探讨及实证研究，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初在英国召开的英国地理学家研究院年度会议（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会议主题为：“售卖地方：作为文化资本/文化都市的城市，过去与现在”（Selling Places: the City as Cultural Capital, Past and Present)。会后以会议宣读的论文为主干，科尔斯与费娄（G.Kearns and C. Philo）共同主编了一本同名的会议论文集，并于1993年正式在英国出版。

与西方20世纪9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城市文化研究相比，我国对于城市文化资本问题的探讨明显滞后，大致发端于20世纪末，发展于21世纪初。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开始对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进行认真审视，出现了一批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为主要理论支柱，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中国文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的著述。我国比较系统地使用或曰挪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于中国城市研究的学者当属张鸿雁教授。他在多篇论文及2002年出版的《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中外城市形象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中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首次系统地提出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旨在强调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整个城市发展的推动意义。（2002：25）他进而从提升现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出发，在“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理论中具体提出“城市文化资本”的运作模式及其意义。他还进一步结合现代城市形象理论，借用企业识别系统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提出了城市形象系统（CIS）战略，为如何构建城市新形象、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实施方案。

虽然张鸿雁认为“从城市社会学、城市文化、城市人类学的意义上来看，城市本身具有人格化的意义”（2002：25），但其观点究其实质并没有脱离布尔迪厄“个人或群体文化资本”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城市群体的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文化资本越充分，市民的文明行为举止就越有文化资本的意义。简而言之，城市文化资本是所有市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起来的总和，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学者对城市文化资本所作的分类显然没有脱离布尔迪厄一向模糊的三分法类型学的模式。

也有国内学者以中国西部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而将民族文化资本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则是实现这一过程、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民族文化资本运营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之道，要使“经济‘嵌合’于文化”，才能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李富强，2004）。

另有学者则基本上遵循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三分法，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等对文化资本与全球化、经济发展、阶层分析、个体发展以及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探讨（薛晓源、曹荣湘，2005）。还有学者则从文化资本的性质入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文化资本的产生与积累、循环与周转、生产与再生产、流通与重组等问题；同时从实践上探索文化资源，尤其是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运作等问题，并建议根据文化的种类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亚类型，即固体的、产品的和流动的。（李沛新，2007）

另有学者则以文化贸易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参加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而文化贸易在这种大竞争和大角逐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资本的国际运营因此而凸显其重要性。（王雪野，2008）

总体而言，我国当代的城市文化资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基础理论创新性研究不够；2）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方法单一；3）实践研究缺乏对我国城市整体文化资本的研究以及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研究；4）城市文化资本实地研究零散化、碎片化，尚无地区性城市文化资本研究的案例库，更谈不上国家整体城市文化资本的案例库及数据库的建设；5）城市文化资本没有系统的研究框架和路径，更缺乏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及评估体系的建构。

针对上述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下面将展开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以期为我国乃至世界城市文化资本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并开辟城市文化资本田野调查的新路径。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的创新首先得从文化资本理论的始创者布尔迪厄开始，拟对以下三个问题展开探讨：

1）重新界定文化资本的含义：对比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提出文化资本的新定义及其研究范畴。

2）就城市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进行具体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及其与城市形象的关系展开论述；

3）展开城市文化资本的类型学研究：首次就城市文化资本的类型提出新的分类标准，以期为其后的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及数据库建设和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2　文化资本新论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自诞生之日起虽然一直风头甚劲，受到诸多领域专家和学者的赞誉和借用，理论成就斐然。但是，对他这一理论批评的声音也从没停止，可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误区”：

1）“经济学缩减主义谬误”（Economic Reductionism Fallacy）：布尔迪厄将文化与资本勾连在一起，虽然具有特色和必然性，但用纯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来阐释和分析较为抽象的文化概念，容易导致用经济学上的数字来简单衡量和评估复杂的文化现象，落入“经济学缩减主义”的圈套。这种误区本文姑且将其称为“经济学缩减主义谬误”。

2）“阶级谬误”（Class Fallacy）：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是基于其对20世纪50～60年代法国中产阶级青少年社会教育的体制及在校学生学习的情况进行多年的田野调查研究结果而提出的。由于法国作为发达国家，其中产阶级是主流，因此，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社会学研究就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最底层人民孩子的文化资本传承的状况，忽略了作为社会最底层学生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及传承问题研究，是以姑且冠之以“阶级谬误”。

3）“决定论谬误”（Determinism Fallacy）：如上所述，由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研究是基于法国中产阶级阶层的孩子的文化资本问题研究，其结论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孩子，天然具有比社会底层孩子更好的文化资本，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好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这一论断显然既是悲观的，也具有命定论／决定论的色彩：就文化资本而言，好像穷人家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永远不如中上层社会的孩子一样。其偏颇之处在于，他没有看到后天的努力对于穷人家和社会底层孩子个体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没有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个体在同一个教育体制下所累积的文化资本的变化。这种静态的、认识论上的误区为讨论的方便姑且称之为“决定论谬误”。

4）“结构主义谬误”（Structuralism Fallacy）：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乃至西方世界整体结构主义盛行，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研究也没能逃脱结构主义的桎梏，其文化资本理论的结构主义痕迹十分明显，这尤其可以从他的文化资本研究体系中所包含的“场域”（field）与“惯习”（habitus）以及“同域”（doxa）等概念的阐释中看出。虽然布尔迪厄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否认他的文化资本论受到结构主义的深刻影响，但这种误区却在他的早期的文化资本理论阐述中随处可见，可以简单称为“结构主义谬误”。

5）“类型学谬误”（Typology Fallacy）：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核心是其对文化资本的三分法：1）具体化/个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embodied state），2）物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objectified state），以及3）制度化/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institutionalized state）。至于是以何种标准将文化资本划分成这三种状态而不是别的什么形式，布尔迪厄一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布尔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这种三分法确实存在许多问题：1）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分类的标准，是一种典型的直觉观察总结分类法；2）这三种状态其实是有重叠之处的：比如，具体化或个体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就与体制化/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有重叠之处。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本虽然是以证书、资格等形式出现和存在，但也是通过个体而实现的，且证书本身也是一种“物体”，也是一种物体化的文化资本。因此，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三分法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类型学研究，倒不如说是一种松散的、主观印象式的文化资本直观描述研究。这种类型学研究的缺陷，笔者称之为“类型学谬误”。

简言之，虽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十分流行，就其影响力而言，堪称20世纪后半期的显学之一，但布尔迪厄从没有给文化资本真正下过定义，只是通过文化资本的三种亚类型状态给过具体的定义：

1）具体化的文化资本，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

2）物体化的文化资本，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存在，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

3）制度（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它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存在，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

3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创新：类型学研究

就类型学而言，布尔迪厄上述的三分法显然存在着大缺陷，即缺乏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我们认为，依据不同的标准，文化资本及城市文化资本应有更多不同的分类法。具体简述如下：

3.1　内城市文化资本vs 外城市文化资本

根据城市文化资本受众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内城市文化资本和外城市文化资本。所谓内城市文化资本是指，城市为城市内部的市民提供的一切对内文化资源，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物质支撑和精神享受；外城市文化资本则是指城市在向外进行文化推广和宣传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资源所展现出来的本土特色。

3.2　积极文化资本vs消极文化资本

根据城市文化资本对相关利益者或利益群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与作用，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内城市和外城市文化资本细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文化资本。不论城市文化资本是对内还是对外，如果其对相关利益者或群体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并能促进相关利益者有对城市进行进一步了解的欲望，主动地去传播所在城市的文化资本，我们就称之为积极的文化资本。反之，如果城市文化资本运作不利于人们加深对城市的了解，甚至使人们对城市产生不良印象，我们则称之为消极的城市文化资本。

3.3　个人文化资本vs城市文化资本

从布尔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到后来此理论在教育、文化乃至其他众多领域的扩张，文化资本，包括城市文化资本从没有脱离文化资本的“私有性”。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阐述文化向资本转变的观点时提出，“资本是对文化的私人占有，是把文化共有圈作私有”。他认为，文化变成资本的前提是，文化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被私人占有，而且拒绝为那些缺乏文化的人带来经济上的收入或回报。在国外学界，无论文化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哪个领域，文化资本的个人积累性都成为关注和分析的焦点。国内有学者认为，“城市文化资本”是所有市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的总和。张鸿雁从城市整体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化资本”的范畴，但并未明确“城市文化资本”的“公有性”。我们认为，城市文化资本是推动城市不断发展的文化动力，它既可以作为纯粹的文化资源为大众提供娱乐和享受，同时，作为一种“稀缺”产品，我们也可以通过城市文化资本运作最终将其转化为一个城市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进一步推动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的形象，并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个人文化资本也在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大背景下互为映照，相得益彰。

3.4　全球文化资本与国家文化资本

全球化的大潮到20世纪末期已席卷世界各地。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可避免、也义无反顾地迈入了全球化的行列之中。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原本狭隘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资本（对城市而言，一个城市的文化资本），要不断面临着全球文化资本的侵蚀与挑战，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城市乃至民族的文化也会对“入侵”的外部文化资本本能地拒绝和进行反渗透。过去，其他国家对中国缺少了解，导致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在国际上并不如我们想像中的那么好。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中国贫穷落后、中国人野蛮愚昧等等总是让人联想到当代中国仿佛还是一个专制的封建社会。鉴于此，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把握机遇，一方面积极采取拿来主义的策略，从西方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另一方面也应积极推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将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本充分利用起来，并结合全球文化资本的传播状况，将我国的国家及城市文化资本适时推广到异国，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北京的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中国着力发展经济，力争先把经济搞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和经济资本早已突飞猛进，但文化资本和文化软实力却一直处于“失语消声”的状态。就北京而言，其内城市文化资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积累非常丰厚。在中国人眼中，北京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都。但其城市文化资本的激活和传承却并不理想。中国的国家文化资本亦如此。中国人都以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却远没有被利用起来，很多人对国家的文化资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近几年刚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的清明节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节日要去扫墓，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能真正了解其中缘由、领会其中精神的人为数并不多，更别提清明节文化资本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了。据传，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对曾经割肉救过自己的介子推（亦作介之推）心存感激，希望他能进朝为官，然而介子推不愿意，带着老母躲到深山，为了逼出介子推，晋文公命手下放火，不料非但没有逼出介子推，反而把他活活烧死在树林中。从此，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禁忌烟火、只吃寒食。这就是古代的寒食节。第二年，晋文公登山祭奠，哀悼介子推，想起介子推死前留给他的那首诗，其中写道，“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随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把这一天定为“清明节”。这就是传统清明节的起源。由此可以看出，清明节的设定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死去的人，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要知恩图报。这才是隐藏在节日背后的故事与精神。国家将其设为法定假日，也是希望能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让节日背后的精神与理念深入人心。此外，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个节日的文化意义，当我们要向外国友人介绍或传播清明文化及其含义时，我们就不可能让外国人理解我们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其外文化资本的功用由此就至少被埋没了一半。因此，如何加强国家和城市内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建设，是建设国家和城市外文化资本的前提和基础，其在整个城市文化资本的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力加强我国国家和城市外部文化资本的积累，将外文化资本尽快转化为经济或社会资本，就必须把握和了解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含义及积累与扩张的有效路径。在国内，北京是首都，也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中国五千多年历史积累沉淀下来的诸多文化古迹在北京一地就数不胜数：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十三陵等等，哪一个不如巴黎的名胜？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富于东方风情与神秘感，理应在世界上得到认可与赏识。但比起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我国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还是相形见绌。一来是我国的国家和城市文化宣传得不够，二来是我们自身的文化积累还不够，也没有引起国家和城市的重视。但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一个我国好的文化资本积累及运用的开端。北京为筹备奥运会上，做足了功课，文化宣传，旅游标志的规范、双语标志的急剧增多等等都客观上为北京的外城市文化资本作了相当有益的铺垫。北京老字号的企业，凭着其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上的优秀企业文化，不仅在国内站稳了脚跟，业已迈向了世界，同时为北京外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奠定了优良的基础。

因此，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下，在城市建设和进一步郊区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加强国家和城市传统文化的教育，开发和发展各种历史古迹、艺术建筑和风俗文化等文化资源，让其文化资本化，并使其成为国家及城市的内部文化资本而代代相传，同时也为文化全球化及文化多样性作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均GDP的增长能为人们生活带来的“幸福指数”已经逐渐减少，经济实力已经不足以说明一切。相反，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大国”、“强国”的“文化实力”越来越看重。因此，为了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不断追求，提高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我们要既加深国家和城市内部文化资本的积累，又要不断加强城市外部文化资本的建设，提高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使文化真正成为国家和城市的软实力。

4　当代我国城市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研究：理论框架与研究设想

就理论而言，当前国内外关于城市文化资本的研究尚缺乏统一的理论架构，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

4.1　加强对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学理）的创新研究：重点要关注国家及城市文化资本的内涵和研究路径，在对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三分法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研究的状况，对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展开系统严谨的理论创新研究。

4.2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的设计与建设

理论部分的创新需要一手田野调查资料的支撑，因此，在进行国家和城市文化理论创新研究的同时，也应依据理论部分所探讨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类型学研究，设计并初步建立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全球动态数据库。

4.3　设计建立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案例库，为我国未来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全球化提供有效的分析路径，并为国家相关的决策机构提供决策参考。

4.4　积极探索并研究设计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及其评估体系，并在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全球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研究，以期为当代的国家及城市文化资本研究提供新的模型和实践分析框架。

4.5　通过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全球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结合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展开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积累及对外扩张的有效路径分析，为我国实现“文化强国”、展示国家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提供切实有效、具有可操作性的路线图和具体建议。

5　当代我国城市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研究：方法论及技术路径

基于以上不同的城市文化资本研究内容我们应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5.1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问卷调查法、专家深度访谈、焦点小组、个案研究、田野调查、比较研究法和建立量化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等多种方法，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尽可能地有机结合。

5.2　同时，也应借鉴或采用统计学、社会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原理，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扩大我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传播渠道和方式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具体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研究的技术路线设计如下：

1　先从理论上对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定义、构成要素、分类等进行理论评述与构建，从学理上为后面的中国国家文化资本数据库的设计和建设打下基础；

2　依据理论上的建构，对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数据库和案例库建设进行理论设计，确定数据库及案例库建设的框架；

3　依据设计好的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框架，收集必要的数据，初步建立起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

4　依据初步建设好的数据库与案例库，结合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影响指数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统计学分析，并作出以下的分析报告：

1）国家和城市驰名商标文化资本影响指数分析；

2）国家和城市世界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本影响指数分析；

3）国家和城市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本影响指数分析；

4）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分析；

5）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国外受众效果分析；

6）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国内受众效果分析。

当代中国的城市文化资本研究将是典型的跨学科团队合作研究，重点解决以下关键的问题：

1）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总体具有什么样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构成要素包括哪些）？

2）现有的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的状况究竟如何？

3）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如何才能实现快速积累？其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又是什么？

4）如何评估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及其影响？它对中国软实力及其国家形象的提升和传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我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其影响指数进行研究，以便在中国首次建立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并通过建设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全球动态数据库和案例库，结合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影响指数模型进行实证效果对比分析，提出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积累及全球化的有效途径，为实现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服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研究拟就以下的内容展开分析研究：

（一）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

1.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定义；

2.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要素；

3.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类型。

（二）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影响指数模型与评价体系

（三）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全球数据库及案例库的设计模型

（四）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全球数据库及案例库的建设

（五）中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定性与定量研究

1.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影响因子分析

2.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国内影响指数实证分析；

3.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国外影响指数实证分析；

4.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全球动态分析；

5. 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有效传播路径及效果分析。

简言之，我国当代的城市文化资本研究应先从理论创新开始，并在理清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框架的设计工作，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的国家和城市文化影响指数模型，最终通过具体案例库的设计和建设，完成对我国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性研究。我们相信，一个清晰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及其研究框架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乃至世界的国家和城市文化资本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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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德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资本研究，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叙事研究等；高冲，文学硕士，自由职业者，研究方向：文化资本，同声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