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是一种运行方式

一、类推是一种运行方式

（一）类推的含义

1.类推之“类”

“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重要范畴，指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也指一种行动或行为，有“推类”、“类推”、“比类”、“类比”、“类同”等多种含义。《易经》中已出现“类”的观念，《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发展了“类”的思想，《周易·系辞上》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是经典性概括。在《经》、《经说》、《大取》、《小取》等文献中，“类”是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的基础。孟子认为“类”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行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上》）。荀子指出“类”即物类，“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劝学篇》）。荀子认为各种事物必须服从于它们各自的规律，只要能做到“推类而不悖”，就可以进行“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和“求其统类”的以类为推的逻辑推导，收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的逻辑功效。人们凭借自己天生的感官认识“类”，《荀子·正名篇》：“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漏、庮、奇臭以鼻异；疾、痒、凔、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知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可见，“类”取自于人的感官、心智对万事万物共同属性的经验性的体认和抽象性的把握。物的类性与人的德性（荣辱）、性情同属于一类，从一人之情可知千万人之情，从今日之事可知天地之始，因此，不同主体之间所存在着的类属关系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人们如何获得对“类”的认识？《周易》的“象”就是划分事物类别的根据。根据姚春鹏的研究，“象”在《周易》中有三种含义：第一指自然象，即天地万物的形象；第二指人工象，即卦爻象，是对天地万物之象的模拟和象征；第三指意象，即隐含在可感性、形象性较强的具体之象中的不可感的形象性较弱的意象。自然象和人工象是静止之象，意象则是运动之象。自然象是自然运动形成的形象，人工象是对自然的仿象，其中都蕴含着运动，意象是对运动形式的把握，即对世界本质的理解。《系辞》说：“爻也者，效此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可见，古人不是从静止的角度而是从运动的角度，依据“象”对纷繁的现象世界进行简约划分，收到了执简驭繁的效果。⁽²⁶⁾

2.类推之“推”

“推”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逻辑方法。荀子所说的类推之“推”首先指“举统类而应之”（《儒效》），即以礼仪之“道”为统类进行推扩伦理知识的活动，也就是从一般原理推知具体（个别）的事物，从普遍原理推知千变万化的事物。其次指推者本人的现身说法或设身处地的推己及人的活动。《荀子·非相》：“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意思是说：圣人之所以能够不被别人欺骗，是因为圣人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推断事物的人。圣人能够根据现代人的情况去推断古代的人，根据现代的某一类事物去推断古代同一类事物，根据流传至今的学说去推断古人的功业，根据事物的普遍规律去观察古代的一切，因为古今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是同类而不互相违背的事物，即使相隔很久，它们的基本性质也相同。所以圣人即使面对邪说歪理也不会迷失，即使观察复杂纷繁的事物也不会惑乱，因为他能够按照这种道理去衡量它们。可见，荀子“类推”之“推”是一种亲身参与的“推广”或“推行”的伦理实践活动，是一种言语行为活动，其特点是以过去的伦理经验和当前处境作为类比推衍的基础和导引。

中医理论的类推之“推”并不依赖于解剖学、生理学，而是运用《周易》观象、取象的方法，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之象的观察，根据天人相应的原理取象比类，从而推导出人体的阴阳、五行之象。《黄帝内经》移植荀子“举统类”的方法，通过“取象比类”进行归类判断，将未知代入推理模式，从而推测出未知。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与自然现象和阴阳五行属性的比照类推是一种常用的方法。《素问·示从容论》中的“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就是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类同（援物、取象），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类同（比类），并由此推导出被研究对象的其他性状。《素问·标本病传论》指出：“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浅而知深，察近而知远，言标与本，易而勿及。”因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是根据天地之气的升降推及人体之气的升降；《素问·八正神明论》中的“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是将温度、阳光对水的影响推及温度、阳光对人气血的影响。这种由一事推及另一事，从一般推导出个别的思维方法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得新知识的重要手段。

3.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类推”不等同于西方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

根据刘邦凡的研究，类推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领域中，展现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丰富多彩的形式，有系统的平行类推、形态类推、属性类推、有同构对应（天人同构、心物同构、人神同构）的以类度类，也有将心比心、以己度物（人）的类推；有因果关系的因果类推，有同类相推（以类取），也有异类相推（以类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推”不能与西方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等同。“类比”（也称“类推”）一词在英语中为analogy，源自希腊语analogia，原义之一为“比例”，后引申、衍化为“类型的相似之比”。它以对象之间某些属性的相同点为依据，从而断定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可能相同。西方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是单向性的，其基本形式就是“从个别到个别、从特殊到特殊”，依据的是事实、实指和同类。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推则是多维多向的，是一种事物或现象按照另一种事物或现象来理解的综合性思维过程，这种综合思维既有非理性的比附与同构，也有理性的因果分析与演绎论证。与“推类”相比较，“类比”概念很少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类比”是一个现今使用的常用语，是“类比方法”的缩略，指由个别场合的知识推出另一个有关个别场合的知识的思维方法，因此，“推类”并不等同于“类比”或“比类”。⁽²⁷⁾

我们所讨论的“类推”，是一种以“类”为基础，从已知到未知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既具有类比推理的特征，也具有演绎推理的性质，是一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综合性推理形式。

（二）类推的性质

1.类推是一种经济实用的创新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的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借助认知结构和一定背景文化知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作用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有机统一体，它对于人们的言行乃至外部世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内化于人的大脑之中，大脑皮层对相同事物的反应会引起皮层“突触”产生某种化学反应和物理脉冲，并按照既定路径加以变化传递，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观念。思维方式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思维方式能够积极主动地对思维发挥启动、运行、转换和规约的作用，并且履行对信息的选择、组织和解释的职能。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要想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仅仅靠感觉、知觉、表象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借助思维才能完成。人类正是因为拥有能够进行思维活动的大脑，才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间接地、概括地、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人们在进行新词语的创造活动时也不能离开思维活动，否则就无法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概念和原理也就无法建立起来，因此，人们创造新词语的活动必定要符合一般的行为模式，必定体现出一般的逻辑规律。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的判断的思维形式。按照推理过程的思维方向划分，主要有下列几种：演绎推理是由普遍性的前提推出特殊性结论的推理，即由一般原理推演出新的具体结论；归纳推理是由特殊的前提推出普遍性结论的推理，即从一组具体事物经过分析综合得出一般规律；类比推理是从特殊性前提推出特殊性结论的推理，即从一个对象的属性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可能具有这种属性。美国法理学家凯斯·R·孙斯坦（Cass R.Sunstein）认为，“类推思维包括一个不断参考特例形成原则的过程”，是“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²⁸⁾实际上，类推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导出一个未知的结论的思维过程。其特点是从已知知识得到未知知识，尤其是得到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掌握的未知知识。类推需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已知事物，它是为所要论述的主体事物服务的客体事物，能够将类推的道理显性化；二是相似点，它是类推能够成立的前提，没有相似点就无法进行类推；三是比较，它是类推的标志，没有比较就不能证明论点。可见，类推思维主要通过客体事物与主体事物相同点或相异点进行比较，把客体事物的性质类推到主体事物上，由此揭示主体事物与客体事物在性质上的相同点或相异点，从而达到证明论点的目的。

人类的创造或创造性活动主要依靠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新颖性和独创性。以先秦哲人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类推思维就体现出自身的创造性，即不脱离具体的情境进行类推，常以比兴、譬如、举例、格言等方式开展思辨性论证，通过追寻人与物的变迁洞察其内在形态，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其内在逻辑机制就是通过类推思维的运作，在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起类同性或相似性关联，以便得出新的结论。《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处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并以“修身”为中心，借助类推层层扩大，从个人、家庭延伸到国家、天下，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修身有成才能齐家有余，齐家有余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才能使天下太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能力来源，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对修身的实践、丰富和深化。如此由近及远，由己及人，举一反三，创造出封建伦理政治哲学的完整体系，使儒家道德理论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更能适应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需要。同样道理，在董仲舒的哲学思维方式中，阴阳、五行、四季和种种自然现象也可以借助攀缘比附进行类推，赋予它们“天”的意志。可见，自此至彼不断延伸的逻辑机制依赖于类推思维的创造能力，既是个人内在的道德发展，又是社会伦理领域的发展。一种道德原则可以借助类推思维进行奇妙的转换，从而推广到其他的经验事件中去，并促使其化为伦理实践，并发挥其引导伦理教化与化为现世实践的作用。类推思维最终创造性地将宇宙伦理化，使整个宇宙的事物都消融在一个类推的伦理世界观里。⁽²⁹⁾当代社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美国学者迈克尔·米哈尔科指出，“新想法就是对现有事物的巧妙利用。要创造新想法，以某种方式利用某一个事物就可以了”，并总结出利用已有事物的九种创新方法：替换、结合、改进、修正、扩大、用于其他用途、去掉或缩小、颠倒、重组，⁽³⁰⁾其中多种方法与类推相关。

与思维方式创新同步的是语言的创新。石毓智（2008）认为，语法结构是不允许个人随意改变或者“创新”的，但构成语法结构的成分是可以替换的。替换由词语的概念义决定，概念的整合主要不是由语言系统内部的规则决定的，而是由现实现象、人们的知识和认知能力决定的。语言的创新本质上是利用业已存在的语法结构，把不同概念以新的方式进行组合，产生新的表达或者概念整合，而不是语法结构的创新。⁽³¹⁾类推是汉民族自古以来就比较擅长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更是表现出旺盛的创造力。词语模的模标元素便是人们思维方式的一种模式，蕴涵着人们的认知经验，模槽元素则是可以替换的。因此，词语模就能够帮助语言创造者和使用者比较自如且有条不紊地将层出不穷、纷繁杂乱的新事物、新现象一一纳入现成的词语模框架，从而类推出不同系列、不同类型的新的词语。

2.类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机制

类推在语言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语言的类推机制有助于揭示语言的体系、内部构造以及语言运用的普遍规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的新语法学派把类推作用看作其语言学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从历史比较的角度，借助类推机制解释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历史演变规律，尤其强调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

索绪尔专门研究了类比的定义、性质和效能，把凡是不属于语音性质的词的外形变化都看作类推引起的现象，认为“类比必须有一个模型和对它的有规则的模仿。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或几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的形式”。⁽³²⁾他以拉丁语的主格honor（荣幸）为例作了分析：honor（荣幸）这一形式源自对ōratōr（演说家）、ōratōrem（演说家，宾格）等等模型的仿造类推，借助类推构成新词的方式可以归结为一个四项比例式（即保罗比例式）：

ōratōrem：ōratōr＝honōrem：x　x＝honor

帕默尔的《语言学概论》列举了儿童学习语言进行类推的例子：当一个小孩造出sheeps这一复数形式时，他比照的是cows（牛）、dogs（狗）以及pigs（猪）这类词的模式。人的这一思维过程可以用一个数学比例式来表示：

dog：dogs＝cow：cows＝sheep：x　x＝sheeps⁽³³⁾

伍铁平指出，除了解释语言的历史演变规律之外，从共时的角度看，类推也是一种经常制约着语言运用的机制，在语言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类推机制的作用，例如词语的简缩、仿拟辞格的运用、英语中的逆向构词以及儿童语言学习中的错误类推形式等。⁽³⁴⁾

类推在人们形成概念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概念在心理学上指反映客观事物共同特点和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高级认识活动的基本单元，以符号即词的形式来表现。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人们以感觉、知觉和表象为基础，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思维活动，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逐步把握一类事物的本质。美国心理学家C·赫尔1920年根据对成人的人工概念形成的实验研究提出“共同因素说”，发现概念的形成过程就是从许多具体事例中归纳并发现共同因素的过程，而且受到反馈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概念的形成是将一类事物的共同因素抽象出来并对它作出相同的反应。当具有这些共同因素的新的刺激出现时，也能够引起同样的反应，即出现刺激泛化。对刺激的各种因素进行辨别，将共同因素抽象出来以及泛化，就构成概念形成过程的主要内容。

与利用词语模创造新词语的机制相类似，汉字中形声字的创造也是在认知机制的作用下利用类推方式进行的创造。人们根据事物的形体特点来创造汉字，反过来，也可以通过汉字的形体来认识和表达某种认知对象，这就体现出汉字的极为重要的认知作用。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从形体看，汉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独体字，一类是合体字。独体字由一个部分组成，如“人、手、口、目、日、月、山、水”等；合体字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组合而成，如“江、打、花、晨、闻、圆、梦、辫”等。大部分合体字都属于形声字。组成形声字的两个部分，一部分表示字的意义，叫作形旁，也叫义符；另一个部分表示字的读音，叫作声旁，也叫音符，将形旁与声旁组合起来分别提示字的意义和字的读音的造字方法就是形声造字法。形声字的形体虽然不能直接表达认知对象，却能够反映出认知对象的某些属性或某种联系。例如“木”字旁表示所指称的对象都属于“树木类”，“金”字旁表示所指称的对象都属于“金属类”。同一个形旁与不同的声旁结合，可以构成许多属于同一类意义的字。例如：用“木”作形旁，可以组成“杆、柄、桃、梅、梨、枝、株、棵、枫、棚”等与“木”有关的形声字；用“土”作形旁，可以组成“场、境、址、坊、坝、坎、墙、基、垦、墓”等与“土”有关的形声字。形声字不仅可以表示事物之间的联系，还可以表示事物之间的区别，同一个声旁与不同的形旁结合，就可以构成许多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类属不同的字，例如用“古”作声旁，可以组成“估、姑、沽、咕、故、菇、固、钴、辜、牯”等声母和韵母为“gu”的形声字；用“交”作声旁，可以组成“胶、郊、茭、娇、姣、皎、狡、骄、较”等声母和韵母为“ji ɑo”的形声字。形声字是一种能产度很高的构形模式，据统计，《说文解字》载小篆中的形声字有8200多个，占《说文》总字数的87%左右。现代汉字的形声字数量更多，约占总字数的90%以上。可以说，汉字是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文字，形声字以形符和义符为纲，把90%的汉字类聚为一个形声系统。

在人工概念的实验材料中，凡具有相同的偏旁部首的汉字都具有相同的读音，被测试人在采用配对学习法学会若干汉字以后，就能够逐渐正确地读出具有同一偏旁部首的许多汉字，也就是说，了解了形声字的特点，就可以帮助人们识记汉字。汉字的结构比较复杂，有些字的笔画很多，一笔一画地记忆比较困难。但如果是形声字，只要知道它是由什么形旁和什么声旁组成的，记忆起来就比较方便。比如“鱼鳞”的“鳞”字，只要记住是由形旁“鱼”和声旁“粦”组成的，掌握起来就容易多了。因此，用形声法简化出来的简化字受到普遍欢迎。如“憂”简化为“忧”、“驚”简化为“惊”、“膠”简化为“胶”、“護”简化为“护”、“膚”简化为“肤”。可见，繁体字相对而言笔画繁多，不便于记忆；简化字好认、好记，易于使用。人们还可以利用形旁和声旁辨别一些形似字和同音字，避免写成别字，比如“货物”的“货”和“贷款”的“贷”，它们都是上声下形结构，形旁又都是“贝”，但二者的声旁不同，因此读音也不一样，这样就可以利用声旁把两个字区别开来，而不至于把“贷款”写成“货款”，或把“货物”写成“贷物”了。又比如“根”和“跟”是同音字，声旁都是“艮”。但“根”的形旁是“木”，表示这个字的意义与植物有关；“跟”的形旁是“足”，表示这个字的意义与脚有关，利用这两个字的形旁就可以区别它们的意义，而不至于把“根本”写成“跟本”，或把“跟随”写成“根随”。

再如，人们在给化学元素命名时经常采用形声造字法。除了从古代中国就发现而且常用的元素“金、银、铜、铁、铂、锡、硫、碳、硼、汞、铅”等外，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大都采用形声造字法进行创造。这类汉字都是由一个表示意义的部首和一个表示读音的部件构成，部首来表示常温时的物态：“钅”为固体金属，如Er（Erbium）＝钅＋耳→铒；“石”为类金属，如I（Iodine）＝石＋典→碘（“典”表读音）；“气”为气体，如Ar（Argon）＝气＋亚→氩（“亚”表读音）；“氵”和“水”为液体，如Br（bromine）＝氵＋臭→溴（希腊文brome意为“恶臭”，“臭”表读音）。声旁则大多根据欧洲和北美洲现代或中古化学家或地域名称选择读音相近的汉字。例如：

镁——拉丁文意为“美格里西亚”，希腊一城市。

锶——拉丁文意为“思特朗提安”，苏格兰地名。

镓——拉丁文意为“家里亚”，法国古称。

铪——拉丁文意为“哈夫尼亚”，哥本哈根古称。

铼——拉丁文意为“莱茵”，欧洲著名的河流。

镅——拉丁文意为“美洲”。

钐——拉丁文意为“杉马尔斯基”，俄国矿物学家。

镄——拉丁文意为“费米”，美国物理学家。

钔——拉丁文意为“门捷列夫”。

锘——拉丁文意为“诺贝尔”。

铹——拉丁文意为“劳伦斯”，回旋加速器的发明人。

由此可见，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体现出事物的性质。认识事物性质的重要环节就是正确地把握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汉字通过特定的形体表现出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使认知对象形成类聚体，从而使认知对象有序化，这是汉字的一个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类化作用”，⁽³⁵⁾可以说，形声字的部首偏旁同时提供了一种归类和排检的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