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学科概述

第一节　社会语言学学科概述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是研究语言社会现象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变异等现象及其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而这些都是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发展逐渐深入的。

一　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

陈原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边缘学科。他是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把社会语言学作为边缘学科的学者。^[1]1987年，在中国首次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上，陈原再次指出：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多学科性交叉学科；从它发展的趋向看来，它不只是社会科学若干学科的交叉，而且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接合部之一。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国土学、心理学、概率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神经科学等学科，都会在这个接合部中发挥作用，形成一个边缘学科。边缘学科是富有生命力的，社会语言学也不例外，它已经并且继续在我们这里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2]

德国社会学家、世界社会科学联合会所属社会语言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勒克曼（Luckmann）也持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陈原等人提出的语言与社会“共变”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把它的接合部”无边际地扩散，却值得思考。作为交叉学科，社会语言学当然要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也会涉及各个学科。但是，社会语言学所关心的仍应是社会和语言密切相关的一面。有的方面不一定是接合的问题，例如社会语言学可以使用一些统计的方法，要对语言进行一些定量定性分析，但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它和这些学科的接合，就像我们在许多学科里都要利用数学而不说数学和该学科构成交叉学科一样。我们认为，和社会语言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是社会学。但社会语言学也不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的简单相加。社会语言学之所以成为交叉科学，是因为它是社会学和语言学都关心的学科，它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

总的来说，社会语言学不是和语言社会学相对的概念，它和普通语言学虽然也有重大的差异，但它们之间也不是相对的关系。如果我们借助层次分析法的话，社会语言学不能分析成“社会+语言学”，而应分析成“（社会+语言）学”。

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还因为“社会+语言学”的说法似乎在暗示有非社会的语言学的存在。既然语言是社会现象，在本质上是社会的，那么就没有社会以外的语言学的存在。当然，如果只是为了把它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区别开，那还是有道理的。从研究对象看，社会语言学不但要研究语言和客观的社会诸因素（例如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研究主观的社会诸因素（例如社会态度、社会价值等）在语言活动中的反映。也许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对语言使用受社会制约这一现象感兴趣的学科越来越多。

有人不同意社会语言学作为交叉学科的观点，认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使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泛化，最后走向不同的研究领域。^[3]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问题。社会语言学之所以诞生，实际上是对语言研究脱离社会的一种反动。不同的人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社会语言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语言学所必须经历的一条道路。语言研究要同社会结合起来，要为社会服务。如果社会语言学不关心社会，还只是局限于微观的分析，就很难说是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社会关心是多方面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一门刚刚建立的学科就被范围限制住。就谈不上这个学科的发展。而且，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担心社会语言学的范围问题，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研究范围。正如语言学本身就是一门范围很广而又有很多分支的学科一样。

近年来对语言运用受社会制约这一现象感兴趣的不只是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他例如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甚至精神病学家等，对此都很感兴趣，使得这门新兴学科的界限有点模糊不清。但从中国的总体情况来看，有两点比较清楚：一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微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它研究各种社会因素（例如语言集团的各个阶层等）对语言结构及其历史演变的影响，可以看作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部分；二是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它比较分析各种语言活动、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发生在各种特定语境里的语言所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社会语言学应该回答语言学所关心的但是从语言本体研究无法回答的问题。

可见，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因为过去所作的所有关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都可以看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现代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新学科，自身又有着明显的特点，即它不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相关领域的简单机械的结合，不只是在语言学的前面加上个“社会”的标签，作为一门学科，它已经具有统一的理论、对研究对象和目的有统一认识、具有统一的概念体系和共同研究程序。它是一门注重理论和方法的学科。

二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它关注的是语言的社会功能以及用语言来表达社会意义的方式，试图对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使用语言的方式进行解释，从而为我们提供如何运用语言以及语言在社团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等相关信息。

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即从社会的角度看语言，研究的是语言社区、多语制、语言态度、语言选择、语言规划、标准语、语言和文化等问题，进而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标准语的选择和确定、文字的制定和改革、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语言教学与研究等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指导。

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即从语言的角度看社会，研究的是语言事件、语言功能、语用、语篇分析、语言变异、语码转换、语言和性别等问题，从而发现社会结构或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交谈方式和谈话语体的选择等。它研究的是某一社会阶层、性别、年龄的人使用语言的模式，语言的变异现象以及人们使用语言的模式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是什么。

海姆斯（Hymes）把狭义社会语言学称为话语文化学，从而为社会语言学开拓了语言学的视野，即把研究的对象延伸到句子以外的领域。^[4]费希曼认为社会语言学促使了面向语境和功能的语言学的产生，因此它才是“真正的语言学”。然而，一旦社会语言学取代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自我消失的预言”。^[5]

祝畹瑾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状况，例如双言制、双语、多语或多方言状况，各类语言共同体使用语言的状况和特征；2.各类语言变体的构造特点及其社会功能；3.交谈情景与选择语码之间的关系以及语码选择与人际关系的相互作用；4.社会以及不同集团对各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评价和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5.由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原因以及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变化的方式和规律等。

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诞生时，其研究对象还不明确。近50年来，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其研究对象也越来越明确，各种新的理论不断出现，在研究方法上也日益成熟。其研究对象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语言的变异，联系社会因素去探究语言变异发生的原因和规律，并常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异现象。有人称之为“微观社会语言学”或“小社会语言学”。

第二，研究社会中的语言问题，例如双语、语言接触、语言态度、语言社区、多语制、语言选择、语言替代、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标准语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从而又被称为“宏观社会语言学”或“大社会语言学”。

第三，研究人们如何在实际的语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社区使用语言的差别。这种研究又被称为“话语文化交际学”。

然而不管人们给这些研究冠以什么名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清晰了——即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或者是联系社会来研究语言问题，或者是联系语言来研究社会问题。此外，上述的讨论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脱离社会来研究语言就无法从根本上了解语言的本质，也无法解释许多语言现象，因此可以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社会语言学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后，在语言学中一度被忽视的语言变异现象又重新获得重视。目前语言变异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以拉波夫（Labov）为学派领袖的“变异学派”所开展的变异研究从开始时的语音变异研究逐步扩展到了对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研究的诸多方面。对语言变异的研究，也是对语言本质的研究。语言变异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的自然语言具有变异性，人们使用的语言形式在本质上往往体现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人们对于语言信息的理解往往需要相当程度的非语言的文化背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际经验。

语言为什么会发生变异，其原因在于语言的动态性变化。语言不是一个静态的、自足的、封闭的系统。以往的“理论语言学”的语言观，不管是把语言看做是后天不断的刺激——反映的结果，还是人脑中先天具有的禀赋，都是不完整的。当社会语言学家把人的因素、社会环境的因素考虑进来时，语言才真正地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语言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差异、变体的集散地，“变异”的概念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抽象的客体，而且要对种种的变异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语言学研究离不开语言的使用者和使用语境。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也再次提醒我们，抛开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来研究语言是片面的，最终也是不可行的，只有把语言和社会结合起来研究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6]

三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的

霍姆斯（Holmes）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目的是探索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在一个社团中人们为什么使用某种形式的语言，人们选择某种语言形式的原因又是什么。”^[7]在研究语言的变异及语言使用时，我们有必要找出其变异的原因，然后再研究变异的基础上探索其语言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人们需要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语言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其变异性又象征着什么？在钱伯斯（Chambers）看来，这两个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8]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从其性质上分析，它首先表现在语言的社会属性；从功能上讲，语言又具有言语行为的功能，因此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作为生物现象的人，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社会生物的人，即人的社会属性。

随着社会语言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愈来愈清晰，其研究的目的也愈来愈明确。进而论之，社会语言学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借助一些基本的语言分析方法，例如会话分析、语篇分析、语言的功能分析等方法，分析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语言使用的变异现象、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诸种关系。社会语言学试图通过对社会因素、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来研究人们的言语行为，并通过语言使用现象来阐述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的机制问题，最终通过研究分析语言使用所表现出的诸种现象探索出语言的规律。

四　社会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社会语言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般认为，社会语言学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美国语言学家库力（Currie）1952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之中。在此之前，也曾有学者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才成为一门学科，其标志是1964年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两年后，布莱特（Bright）把在这次大会宣读的论文汇编出版，成为最早的社会语言学论文集。

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有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社会科学技术方法的发展为社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正因为采用了当时颇为先进的录音设备及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抽样调查和统计学的方法，拉波夫才有可能开展语音变异研究，成功地发现了社会变量和语言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从而开创了多语言变异现象进行研究的先河。

第二，从语言自身来看，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也是语言研究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中心和着眼点始终是语言系统本身。索绪尔强调对语言内部系统进行共时研究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所研究的语言形式的分类、分布和语言的共性特征虽然都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局限性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提高逐渐暴露，一些针对性的理论便应运而生，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差异和变异的研究正是对传统语言学的补充和修正。

第三，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其建立奠定了社会基础，促进了学者们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变革频繁，政治形势多变，社会关系复杂。在当时，新兴国家的建立，人口的迁移，民族的融合和教育的实施等各种语言和语言变体问题的解决大多涉及具体的语言政策问题。作为民族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语言，受到了来自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关注，其社会性，文化性，民族性等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

（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起了语言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的极大关注，并由此促进了这一学科的诞生。但是，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或者可以说是对社会与语言关系的探讨并不是始于这一时期。例如，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方言学研究、民俗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等都已有较长的研究历史，而这些领域均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学术界公认的是社会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那么促使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的失业率增加，种族矛盾加深。在美国也是如此，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就业率低于白人，究其原因就是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语言成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社会语言学家们就开始关注下层社会群体的语言研究，这些研究对改革当时的社会教育政策和促进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至19世纪早期。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兴起了英文拼写的革命，欧洲国家则兴起了方言研究之风。例如，英国的约翰逊在他1755年出版的词典中开始将英语的语音、拼写规范化，这些都是进行英语的词汇改革或语言规划的很好例证。英国学者莱特（Wright）所著的英语方言词典（1896-1905）和语言区划图，将大量的方言记录在词典中。在德国，语言学家开始将语言使用形式的地理分布状况绘制成图，从而形成了“等语线”这一概念。它与等压线和等温线相类似，即在同一语言中，人们在表达“同一事物”时使用的语言变异形式的地理分界线。法国学者对方言进行了认真地实地考察研究，调查了法国的639个地区，记录了从被调查者中收集到的1500种口语形式。从此法国学者的这种方言研究方法便被应用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方言调查中。

然而，是谁首先起用“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来命名这门学科至今还颇有争议。根据佩奇（Page）的表述，“在1986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的附录中这样写道：‘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首次出现于1949年奈达的经典著作《形态学》的第二版。作为一门学科，‘社会语言学’于1939年在哈德森（Hudson）的论文Sociolinguistics in India中被首次提及”。^[9]根据哈德森（Hudson）的表述，“库力在195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Projection of Sociolinguistics：the Relationship of Speech to Social Status的文章，此文在1949年草拟，于1952年发表（1971年再版）”。^[10]后来库力曾颇费时日、不辞辛苦地声称他具有“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的优先权。^[11]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真正开始流行还是在20世纪60年代。《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1971年补编收有该词。1972年印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语言学”条目下也有一小节专门讲到社会语言学。此后在这一学科的发展方面做出过开拓性贡献的学者当属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费希曼（Fishman）、海姆斯（Hymes）和拉波夫（Labov）等人。费希曼开创了“语言的社会学”这一流派，海姆斯创立了话语文化学派，拉波夫率先在纽约曼哈顿下东区进行了方言研究，并开创了语言变异学派。

社会语言学研究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语言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独立的标准又是什么。一个学科的研究能否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决于它有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有没有相应的研究方法，有没有本学科的学术组织，有没有相对独立的学术刊物，有没有统一的学科理论或概念这五个特征。纵观半个世纪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语言学如同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一样，在本学科基础上逐渐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建立了自己学科的学术组织，创办了相对独立的学术刊物，并逐步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学术理论。

就其学术组织而言，真正代表社会语言学作为一支生力军而进入语言学研究殿堂的，还是196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亦有学者称这是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英美一些语言学家意识到语言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描述语言学”或“结构语言学”的理论范式，而应关注社会语境中全面系统的语言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同形式语言学研究传统相抗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范式。这次会议接受了“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标志着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开始兴起。同年，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语言学院又召开了另一次社会语言学家的讨论会。因此可以说，1964年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开始有计划地传播，是语言研究的一个转折点。此外，在地区性的语言学组织和具体语言的语言学组织的年会上都连续不断地有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宣读。

就学科的学术刊物而言，1964年以后社会语言学的学术刊物迅速出现并发展起来，有人把它的出现和发展称为一场“知识革命”。1966年，布莱特把1964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语言学大会”上的相关论文编辑成册出版，成为最早的社会语言学论文集（Sociolinguistics：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这本论文汇编反映出当时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七个方面：说话者的社会身份；与交际过程有关的听话者的身份；话语事件发生的社会环境；社会方言的历时和共时分析；说话者对言语行为形式的不同社会估价；语言变异的程度；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实际应用。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当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此后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著作，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式，还创办了一批专业杂志。例如，费希曼（Fishman）主编的《国际社会语言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由海姆斯和布莱特先后主编的《社会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ety）等都成为反映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此外在很多大学也开始开设社会语言学课程。

至今，社会语言学已出现了许多研究著作，并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式，解决了不少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学术杂志，如在语言学界公认为影响较大的非专题性语言学杂志，Language：Journal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The Brit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等，常常刊登社会语言学的文章。较新的社会语言学杂志有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等。

就学科理论发展而言，对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是否充分这一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罗马依（Romaine）认为，社会语言学缺少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模式来概括解释其发现，并认为需要建构一种模式来专门研究社会冲突与社会歧视问题。哈德森（Hudson）认为，社会语言学家迫切需要一种一般性的概念框架来整合事实，得出理性认识。库尔马斯（Coulmas）则认为，就理论而言，社会语言学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中间状态，即一边是社会学的理论，一边是语言学的理论。此外，郭熙认为，由于社会语言学的跨学科属性导致了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建构上的特殊性：局部层面上程式化原则的应用多于整体层面上的理论创建，故不易在学科内部产生一种普遍的理论指导模式。^[12]

要建立起能够统辖社会语言学系统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采取一种创新和兼容并举的指导思想来系统、完整地统辖社会语言学，我们从整合研究角度出发，考察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发掘、整理不同理论观点的内涵，力求在跨学科研究的层面上形成有益的互补理论。也就是说，社会语言学在理论建构上有必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创建科学规范的学科理论范式。

从宏观的层面上，社会语言学应注重探究社会与语言的关系，即从社会的角度看语言。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对待语言、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标准语言、语言社区、多语制、语言选择、语言替代、人们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维护、语言社区的交际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宏观社会学还试图通过收集大量语料并对其进行研究，进而得出指导性的理论，例如语言规划中的语言选择理论等。

从微观的层面上，社会语言学应注重探究各种社会因素、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对语言的使用、语域、语言风格、语体、语码转换等语言使用过程中各种变异现象的影响。微观社会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看社会，研究的是语言事件、语言功能、语篇分析、语言和性别、语言变异等问题。

（三）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

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人们习惯于追踪溯源，以求其本源或始祖。然而，社会语言学研究在中国起于何时、源于何人的问题在国内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中国现代史上曾有过许多语言运动，例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都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然而时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才出现了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13]可见“社会语言学”是个舶来的术语。

虽然我们启用“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较晚，但是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在我国已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在我国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方言的研究已有着较长的历史。“凡土俗语，限于一方，不能流行者，谓之方言。”^[14]可见，方言对于语言来讲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相对于方言的普通话是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并在国家的语言政策支持和规定下形成的。所谓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研究来说，其本身的研究必然要涉及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因素对语言及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在引进西方社会语言学的成果方面，在外语界应首推许国璋。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此后，198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主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进入80年代后，随着我国与不同国度的文化、教育交流和学术交流的广泛开展，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逐步走向繁荣。

就研究范围而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几乎涉及了语言和社会相关的各个方面。有语言研究方面、社会层次方面、语言生活方面、文化的各个领域方面等。只要有用到语言的地方就有人关注。它已覆盖了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真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15]

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社会语言学已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它融合了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社会学、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它采用了哲学的、逻辑的思维方法，将归纳与演绎推理相结合，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语言分析和抽象概括的方法对语言与社会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它所体现的学科开放性、交融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五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我们提出比以往更多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方法或技巧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也要求我们更重视对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例如，由于诸多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使语言在使用中产生了变异，这就促使研究人员在方法论的指导下去探讨为什么会产生变异以及产生变异的原因。我们要从方法论入手探索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通常指的是进行研究所采用的一系列的程序、步骤或手段。研究人员使用这些方法来收集研究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推理、解释、说明以及预测。

（一）多人次抽样调查

在选定社会变项和语言变项之后，就要开始进行有目的地调查和收集语料的工作。在调查、收集语料方面，社会语言学与传统方言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社会语言学采用多人次抽样调查法。抽样调查本来是社会学惯用的方法。抽样是按照随机的原则，在全部研究对象中抽取一部分进行调查，以达到认识全部研究对象的目的。抽样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两种。

随机抽样可分四小类：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系统抽样。前三种随机抽样较适合社会语言学研究。

简单随机抽样又称纯随机抽样，即在全部研究对象中按随机的原则抽取一定数量的对象。可以用抽签的办法，也可以借助“随机数表”来抽取样本。特鲁杰在诺里奇调查社会方言，他的调查对象就是在选民登记册上随机抽样的。

分层抽样又称类型抽样，即根据研究的目的事先将全部研究对象划分成几个类型，然后在不同的类型或组别中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例如在一个小城镇居民中事先选定几个社会阶层：中产阶层、平民百姓、大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等，然后分阶层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分层抽样又分等概率和不等概率两种。等概率是指在各组别中抽样的百分比是相等的，不等概率则是不相等的。例如，中产阶层共有100人，抽取10人为样本，比率是10%，平民百姓共有5 000人，抽取50人为样本，比率也是10%，这就是等概率；如果平民百姓也只抽取10人为样本，比率则为1%，那么就是不等概率。

整群抽样又称多阶段抽样，即先将全部研究对象划分为一个个群体，再在这些群体中随机抽取若干群体，抽取的群体中的全部对象即为样本。例如要调查广州话对上海青年人的可懂度，可以随机抽取一个上海籍学生组成的班级，全班的每一个学生即是一个样本。

非随机抽样又称非概率抽样或立意抽样，即根据调查者个人的主观经验或为工作方便，有选择地抽取样本。非随机抽样又可分为判断抽样、偶遇抽样和定额抽样三种。前两种较适合社会语言学研究。判断抽样即根据调查者主观判断来抽取典型的样本。例如要调查香港白领语码混合问题，可以从调查者的主观判断和工作方便出发，认定50个人作为样本。偶遇抽样是指调查人将在各种场合偶然遇见的人作为样本。例如在某一个语言社区调查某一个语言变项，可以在咖啡馆、电影院门口、学校、商店等地方调查任意遇见的人。

一般说来，随机调查因为知道抽样的概率，可以利用统计技术来测试样本的资料是否可以代表全部研究对象，因此比非随机抽样更可靠、更科学。不过随机抽样比非随机抽样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二）快速隐秘调查法

快速隐秘调查法的基本做法是：预先设计好问题表，在说话人不觉察的情况下，快速调查记录自然语料。实际上是被调查人在调查人有计划的诱导下，在预期的语境中，提供调查人所需要的自然语料。拉波夫在所著《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1966）中对这个方法有说明，即调查A假装是顾客，在百货公司问被调查人“女鞋部在哪里?”得到的答复总是“第四层”。然后假装没听清楚，又问一遍：“对不起，在哪里?”得到的答复总是读音强调的“第四层”，于是调查人就走到说话人看不见的地方，把尾音r的实际读音记下来。他如法炮制，用了六个半小时成功地调查记录了264个人的语料。快速隐秘法的特点是被调查人没有觉察被调查，这样调查出来的语料是最自然不过的。而不被觉察似乎也只有在短时间内完成才有较大的可能。

（三）定量分析

社会语言学注重定量研究和分析，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语言学要研究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的关系，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更能说明两者的相关性。用定量分析来研究相关性也是一般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社会语言学要求多人次地调查语言变体，调查所得的大量资料只有通过数量化、概率统计、定量分析，才能说明问题。定量分析可以用于社会语言学的许多课题，例如社会变项的数量化、语言变项的数量化、权数的设定和计算、语言态度的数量化、语言接近率的计算、语言竞争力的计算、词汇演变的计量说明等。用于不同课题的计算方法或计算公式也可能不同。

（四）社会网络调研

一个人日常与哪些人打交道，与哪些人说话，通常有一定的对象或范围。例如某人的说话对象通常是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同事、某个民间组织成员等。他与这些人就构成一个社会网络。一个网络可以与别的网络没有语言来往，或来往不多，也可以来往很密切。社会网络对一个人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演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于儿童尤其如此。即使在大众传媒非常发达的当代社会，社会网络的影响力也是不容低估的。所以社会语言学很重视调查语言的社会网络。有一项早期的经典研究是米尔罗伊（Milroy）完成的。米尔罗伊对如何分析社会网络提出三个概念：密度、复合度、聚合群。“密度”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实际联系数与全部可能联系数的比率。“复合度”是指网络成员之间的角色关系是单一的或是多重的。单一的例如双方互为邻居，或互为同事，或互为朋友。多重的例如双方既是亲戚，又是同事，又是邻居等。“聚合群”是指一个社会网络中的某一个高密度、高复合度的人群，他们对整个网络的成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对整个网络的规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米尔罗伊还用“网络强度尺”（network strength scale，缩略为NSS）计算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强弱是由下列五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是否属于高密度、住在同一地区的聚合群。二是与邻居是否有亲戚关系。三是有无两个或两个以上住在同一地区的同事。四是有无两个或两个以上住在同一地区同一性别的同事。五是业余时间是否与同事保持自发的联系。

（五）配对变法

调查语言态度除了可以用询问和观察、记录的方法，还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即“配对变法”。这个方法用于测验语言态度。具体的做法是：将一段话语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然后请一位双语人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来讲述。再请受试的若干双语人听这两段话的录音（发音人不露面）。然后请受试人根据所得的印象分项目做出评价，并且分别给分。这些项目包括容貌、品行、友善、才智等。最后统计总分。根据对这两段用不同方言说的话的总分的高低，判断双方言人偏爱哪一种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