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学科概述

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学科概述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界说，学术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第二种认为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民族文化关系的学科；第三种认为文化语言学是关于语言本体的学科；第四种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交叉性学科。但不管学术界对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怎样界定，每种界定方式都有其一定的理论根据。

一　文化语言学的性质

文化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产生广泛影响是在20世纪后期，在这之前，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没有文化语言学这个名称，文化语言学近似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和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对于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界说，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吕叔湘曾经指出：“这篇文章既涉及佛教，该说是在文化范围之内，又涉及人名，是语言的一部分，于是就不揣冒昧，把它作为文化语言学的一个样品来应个景。我所了解的文化语言学说是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或者倒过来说某一民族的语言里有某种现象可以表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某一方面。照这样理解的文化语言学当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方面，是值得研究的。可是如果说只有这个才是语言学，别的都不算，尤其是语法范畴、句子分析之类的研究，全都不算语言学，那恐怕没有几个人会同意的。”^[1]

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认为文化语言学“虽然与语言和文化都有密切关系，但从理论上说既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有自己独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独立学科”。他还指出：“从词语结构看，‘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和‘语言’是联合关系，层次应切分为‘（文化+语言）学’，不是‘文化/语言学’。”^[2]

戴昭铭的《文化语言学导论》认为，文化语言学的任务只是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角度切入研究语言，认识语言诸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并从这个方面指导人们更有效地使用语言文字。指出语言学“是语言学而不是文化学”，“是语言学扩展领域和变更方法而形成的语言学科”，文化语言学不能取代中国现代语言学，也不能把它搞成包罗一切的“大泛系语言学科”。^[3]

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认为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如果把语言学分成解释性的和描写性的两大类的话，那么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4]

归纳总结学界各种观点，对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可作如下阐释：

（一）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

曾经有学者对语言学史上的各个学派作过归纳，认为“历来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语言的历史和现状作细致地描写，从纷纭繁杂的语言现象中寻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二是对挖掘出来的语言规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探索这些语言规律的前因后果。前者使人知其然，后者使人知其所以然。综观一百多年来西方现代语言学界相继称雄的各个学派，其主要研究目的基本上都是在描写与解释之间来回摆动。”^[5]文化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背后的东西，它要通过调查研究，挖掘出隐藏在语言内部和语言背后的文化因素。游汝杰在《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中认为凡科学皆可以分为描写性的和解释性的两大类，例如植物志、矿物志、方言志是描写性的；植物学、矿物学、方言学是解释性的。描写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声学语言学是描写性的；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凡是解释性的学科都必须借助别的学科来解释本学科的问题，文化语言学则是借助民族学、文艺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来解释语言学的问题，这样文化语言学就把语言学与多种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了。

（二）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民族文化关系的学科

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的消亡而消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苏新春认为,社会和文化对语言来说,不仅是一个存在的环境,而且还渗透到了语言形成和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当人们把眼光从语言符号本身移开，就会发现语言不仅仅是符号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不再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符号存在于社会中，而是与它所存在的环境和文化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6]

（三）文化语言学是涉及语言本体的学科

申小龙认为，语言是一种人文现象，只有从文化视角、运用文化学方法研究语言，才抓住了语言的实质，才能揭示语言的本质，他排斥用非人文方法研究语言，主张不对语言形式进行研究。申小龙还指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制约人类的思维和文化心理”，“语言是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语言决定文化”。他认为“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语言文化功能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还特别强调汉语独特的人文性，认为汉语的这一特性使它不适用于西方语言分析的一套方法和理论，他把《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看作是模仿西方语言学、背离传统文化、脱离汉语本体的“文化断层”。他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使中国语言学在本世纪内实现“由描写型走向人文型的历史性转折”。^[7]

（四）文化语言学是交叉性学科

游汝杰在《语言学与文化学》一文中指出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它不仅在文化的背景中研究语言，而且利用语言学知识研究文化学，或利用文化学知识研究语言学。”他还认为，文化语言学“不仅研究共时现象，也研究历时现象，更重要的是它力图把语言学和文化学结合起来，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8]可见，游汝杰的文化语言学研究是主张交叉和双向的。

还有徐静茜的《汉语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1987)，刘云泉的《语言的色彩美》(1988)，张玉金的《论心理层次的文化对汉字的影响》(1989)，卢卓群的《语言接触的文化背景》(1990)，周殿龙的《汉语结构与中国文化》(1990)等论著，都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

二　文化语言学的界定

（一）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

对于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间的异同，苏新春认为：“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强调语言与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都关注着语言与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它们之间仍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取向性。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在社会中的存在状况，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现象中与人有密切关系的地域、行业、性别、年龄、性格等因素；文化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在民族文化中的存在状况，它主要关注观念、信仰、道德、习俗、意识、思维等因素。社会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现实性；文化语言学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传承性。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使用、语言变异的研究；文化语言学则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的阐释上，同时也关注在文化背景下来考察语言的静态结构。社会语言学非常重视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研究；文化语言学较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9]

游汝杰认为，文化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至少有三点不同之处：

第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语言使用的规则，即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如何使用语言；文化语言学的重点是从文化背景出发，来解释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自身特点（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及其使用特点。

第二，社会语言学只研究当代的语言现象，文化语言学也研究历史上的语言现象。语言或方言在历史上的每一种宏观变化和部分微观变化都可以从文化史上得到解释。

第三，社会语言学并不试图利用语言学知识研究别的人文科学，也不试图借助多种人文科学来帮助解决语言学问题。文化语言学试图把语言学和别的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既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语言，又用语言学知识帮助解决临近学科的有关问题。^[10]

邢福义认为，站在文化语言学的立场上看，文化语言学包含的内容比社会语言学更为广泛，在许多方面，文化语言学可以包含社会语言学。

首先，社会语言学主要是研究发达的复杂社会的语言状况的，而不大涉及文明前的简单社会的语言状况，而文化语言学则是兼容并蓄。

第二，社会语言学一般是以一个社会内部的言语共同体的语言状况为研究对象，而不大关心不同社会的语言状况的系统比较。而文化语言学除了研究一个社会内部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之外，还要研究比较不同社会的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的异同。

第三，社会语言学主要关心社会语言的研究现状，只是在说明语言的社会变异的前因后果时，才涉及它们的历史。而文化语言学不仅关心语言和文化的现状，而且非常关心，甚至可以说更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四，“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11]而文化语言学则对语言结构系统和言语交际行为两方面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第五，社会语言学把言语交际活动看做一种社会行为，重点研究言语行为规范与其他社会行为规范的相互关系，对于文化语言学来说，这些内容都属于语言与文化的制度层次和心理层次的相互关系。文化语言学不仅要研究上述内容，而且还研究语言与物质文化、智能文化的相互关系。^[12]

（二）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的关系

西方的人类语言学是20世纪初产生的，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人类语言学是从研究当时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开始的，印第安民族没有文字，更无文献，要研究这样的民族必须从语言入手，传统的人类语言学就是以研究无文字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为目的的。吕叔湘的《语言与语言研究》一文指出：“研究一个民族的语言还常常涉及这个民族的文化，从词语（包括汉字的结构）看古代文化的遗迹；从地名和方言的分布看居民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看宗教和一般民间信仰；从亲属称谓看古代婚姻制度等。这可以称为文化语言学，有些学者称为人类语言学或民族语言学。”^[13]吕叔湘提到的几个方面和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主要内容大致相同。

游汝杰认为，西方传统的人类语言学是以研究无文字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为目的的，人类语言学的主要内容是；描写一种语言，并且研究这种语言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世界观或思想的关系；研究这种语言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文明制度或风俗习惯的关系，人类语言学的基本规范是20世纪初期奠定的。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则大不相同，并且它的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也不同。文化语言学的对象不仅可以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研究有大量历史文献的语言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它的研究范围也已经超出人类语言学甚远，它的宗旨也不是通过语言来了解一种文化，可以说文化语言学大大地扩大了人类语言学的范围，或者说文化语言学是人类语言学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

邢福义指出，文化语言学对于人类语言学有一种继承关系、发展关系，因此，说文化语言学是由早期人类语言学发展而来的是比较合适的。从某种意义上看，说文化语言学就是当代人类语言学是可以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White）等人曾强烈反对“人类学”这个术语，而主张称为“文化学”。^[14]苏新春认为，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人身上，但它们也存在不同之处。人类语言学是从研究当时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开始的，带有明显的人类学痕迹，是人类学的一个下属学科，因此，以活的语言为对象，以了解语言的现状为目的，以实地考察为主要方法，就构成了人类语言学的基本特征。而文化语言学除了活的语言外，还关注语言的历史、语言的书面形态；除了了解语言的现状外，还希望了解语言现状背后的原因；除了实地考察方法外，还使用许多其他的方法，例如参照法、认同法等。尽管名称不同，但两个学科之间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对西方人类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继承。

三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原因

文化语言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内部、外部原因及学术传统的。

(一)外部原因

20世纪后期，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西方文化比较的深入发展促进了学术界的文化热。同时，在科学领域出现了综合的趋势，综合研究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综合研究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的文化科学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学科。在这种文化热潮的冲击下，中国的语言学家开始反思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传统，他们发现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受西方的语言学影响太深，只关注于研究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把语言看作是工具和形式系统，忽视了汉语的人文性研究，使汉语研究脱离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为了补救以往的过失，语言学家们特别强调今后研究汉语要注重其人文性的研究，要从文化角度切入，注重语言的文化属性以及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同时，随着中西方交流的日益加深，产生了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背景分析的实际需要。

（二）内部原因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构手段。语言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结构系统，而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人类文化交流和传承的重要媒介，不仅是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几乎所有的文化部门都离不开语言。语言中充满了人类文化活动的足迹，语言的词汇和结构系统中都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特征。这种语言的文化特性被称为语言的人文性，语言的人文性使文化语言学的建立成为可能。

（三）学术传统

文化语言学的学术传统主要来源于中学、西学两方面。

1.中学渊源

中国文化语言学有其优良的传统，中国传统语文学小学以经世致用为其宗旨，注重实用，也曾取得过丰富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和价值。因此，中国的文化语言学应该继承并发扬这种优良的传统，这样才能克服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上模仿西方语言学，研究上脱离汉语的文化实际，而且不注重实用性的倾向。文化语言学注重研究和发觉与语言问题有关的文化现象，并运用人文科学的知识对其进行解释，这就可以理解为传统语言学小学吸收了当代人类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的营养，在新时代的再生。

2.西学渊源

中国文化语言学受西方理论的影响很大，例如，伽达默尔的释义学思想、卡西尔的语言符号理论等西方先哲的论断；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关于汉语特点、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以及语言与世界观的见解；美国人类语言学家鲍阿斯、萨丕尔和沃尔夫等关于语言与思维、文化的关系的理论；以及欧美和前苏联的社会语言学思想。虽然不同的文化语言学家对上述的理论借用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上述理论和思想来阐述语言的人文性，强调语言研究和文化关系的重要性。

四　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地位、研究对象与任务

（一）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地位

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地位，陈建民把文化语言学当做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他认为“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指出社会语言学内部“还可以派生出一些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例如，偏重于文化背景出发，解解释当前和历史上的一些语言现象的学科是文化语言学”。^[15]

与陈建民观点相对的是申小龙，申小龙认为社会语言学是文化语言学的一部分，申小龙的《论汉语的文化性征与文化语言学发展》一文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于对汉语特点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而建立了一门新学科，又是一个包括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在内的大学科。”^[16]申小龙所说的“新学科”就是文化语言学。

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涵义和界说》指出，文化语言学“研究范围显然已经超出人类语言学甚远”，而“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社会的人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着重点是语言运用；文化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同一个文化圈的人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着重点是语言背景及其对语言演变的影响。”他认为目前将文化语言的研究“纳入人类语言学也好，纳入社会语言学也好，或者不纳入任何学科，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化的结合研究该成为中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17]

邢福义认为：“的确，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同文化语言学有相互重合之处，但并不能完全包容文化语言学，且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文化语言学建立之前，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还可有限度地代替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职能，但从研究的系统性和学科划分的科学性上考虑，把文化语言学归属到人类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并不见得有多少优越性。”“文化语言学对于人类语言学友一种继承发展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说文化语言学就是当代人类语言学也是可以的”。“站在文化语言学的立场上看，我们觉得文化语言学包含的内容比社会语言学更为广泛，在许多方面，文化语言学可以包含社会语言学。”^[18]

（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对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等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邢福义的《文化语言学》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他指出文化语言学应研究的一些问题：“第一，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探求语言与文化之间、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与亚文化之间有无对应关系；如果有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又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应关系。第二，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语言对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变迁、融合、冲突等方面、诸环节的影响，并探求语言影响文化的方式和特点。第三，怎样通过语言研究文化。例如，语言是不是文化的记录符号；如果是，那么语言记录文化的方式和特点如何；怎样通过语言来揭示它所记录的文化。第四，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研究文化对语言系统、语言运用和语言观念的影响，文化对语言的产生、发展、接触、融合等方面的影响；文化对社会语言规划的影响等。第五，怎样通过文化研究语言。如从文化的角度可以对哪些语言现象进行解释；语言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性质等。”戴昭铭指出，“文化语言学所要研究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语言作为文化符号的功能，语言和文化的“共变”关系，语言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等。^[19]

对于文化语言学的任务，游汝杰指出，文化语言学的目标是：“（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二）把多种人文科学引进语言学；（三）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20]邢福义指出：“文化语言学除了学科建设需要研究的内容之外，还应包括例如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文化语言学的地位和作用等。”^[21]戴昭铭认为：“它所肩负的任务正是要从语言学角度从事建设中国新文化问题的研究”，同时，“要站在本体论的立场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维特征观照民族语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语言特点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从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建立起本体论上的汉语语言学新体系。”^[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