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语言学学科概述

第一节　军事语言学学科概述

军事语言学是以军事语言为研究对象，以语言学和军事学的相关原理为基础，同时又是与逻辑学和心理学密切相关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功能与军事社群的关系，考察军事语言与军事生活的协变关系；阐述军事语言在军事社群环境中的运用模式与变异规则；说明军事语言的性质、结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

一　军事语言和军语的概念

军事语言和军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军语是军事语言的核心成分，而且军事语言研究的中心在于对军语的研究，再加上目前该领域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军语的研究，导致很多人误认为军事语言就是军语。所以有必要对军事语言和军语分别加以界定，以区别这两个概念。

（一）军事语言的概念

对军事语言的定义，目前学界的状况是见仁见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刘伶等学者认为，“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共同体”，“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军事言语共同体，它包括该言语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变化，它的性质功能及其军事变异规律，它的结构要素的特点等。”^[1]这些学者把军事社群使用的言语称为“军事言语共同体”，它是全民用语的一个分支，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

2.翰承等学者认为：“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2]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语言变体”和“言语共同体”看作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根据人群划分出的言语，后者则是指根据言语划分出的人群。因此，他们反对上述第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不能把军事语言解释成“军事社群的言语共同体”，而应当是这一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周刚等学者指出：“军事语言研究是以军事领域的语言现象即军事语言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学的原理和知识探索、总结军事语言的特点和规律、运用语言学的原理和知识探索、总结军事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为军事语言的形成、使用及规范化提供语言学依据。”^[3]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军事语言”等同于军事领域的语言现象”。同时，他们还指出军事语言是全民共同语的一个变体，体现了军人的思维和军事思想。

李苏鸣则分析总结了上述几种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军事语言是共同语的军事社群变体以及其他军事语言现象。^[4]

（二）军语的概念

当前，我国的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具有普遍性，他们认为，军语是军事术语的简称，是表示军事概念的词语。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纂的《中国人解放军军语》把军语定义为“表述军事概念的词语，是规范化的军事用语”；^[5]周刚认为：“军语是军事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军人在实践中创造的词语，是对军事实践活动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表达方式，是科学术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梁必骎把军语看作是“用来表达严格规定的军事概念的专用语词”。^[7]

还有学者将军语分为广义的军语和狭义的军语。例如，李庆山指出：“狭义的军语是指正在被使用的、严格规范在由军队编纂的标准军语辞书之内，并明令所属部队统一使用的标准化军事术语，那些已经过时和被淘汰的军语不属此列；而从广义上看，一切表述战争、军队或与战争、军队直接相关的语词均可认为是军语的范畴，也就是说军事词语一般都可视为军语”。^[8]李苏鸣同样认为军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指出：“军语”是军事术语的简称，是规范化的军事用语。军事用语是广义的军语，军事术语是狭义的军语，军事用语是表述军事概念的词语，是军事领域、军事社团内的交际用语，而狭义的军语专指军事术语，是军事用语的种概念，不包括未经术语化处理的制式军事用语和非制式军事用语。^[9]

我们比较赞同这种军语的“广义狭义论”，因为，要把语言学归入科学的研究范畴内，就应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细化，不能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这种进一步细致地分类，不仅使研究更有针对性，还可以使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任务有一个明确的把握。

二　军事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的军事语言研究开始于对军语的研究。我国古代的文献古籍、字书辞典和古书传注中就保存了许多对军语的训释。例如，《尔雅》、《说文解字》、《释名》、《方言》等古书，都对一些古代战争中存在的军语做了训解。

到了近代，军事语言研究依然没有离开训释军语的范围，但是已经出现了大量标准化、专业化的军语辞书。例如，清末光绪年间，北洋陆军编译局编纂了《军语》一书；民国时期，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处下属的军学编辑局编纂了《军语类解》。这说明当时我国已经开始注意到军语的正规化、标准化对战争战局的影响，并开始组织专门人员来编纂军语辞书。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军事学、语言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信息时代对语码的研究不断提出新课题，军事语言研究逐渐从军语训解中拓展开来，研究的课题涉及军事语言的多个方面。^[10]1987年，在全国首届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提出了创建我国军事语言学的设想。1990年出版了我国军事语言研究的发轫之作刘伶的《军事语言学》。此后，有关军事语言研究的著作和论文陆续发表，研究领域已经涉及军语的泛化、认知、规范化等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军事语言的硕士、博士论文，这说明军事语言学研究队伍已经发展壮大，军事语言研究已经逐步被学界认可。

1980年至2009年这30年间在我国军事语言研究领域发表了114本（篇）研究成果，具体情况如下。

说明：（1）该表中的样本共计114本（篇）。研究时间跨越1980年至2009年的30年，我们将其划分为10个时间段，每个时间段的跨度为3年。研究范围涉及以下六个领域：军语的综合研究、对古代军语的研究、对外国军语的研究、军语的泛化研究、军语的认知研究和军语的规范化研究。（2）表格中的研究领域存在交叉。例如，“军语的综合研究”必然涉及其他领域，但为了使人们能够了解军语研究中的具体热点问题，我们仍将其分开处理，采取一个样本对应一个领域的研究方法。（3）在这30年中还涉及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或者其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不成系统，或者其研究对象与军事语言相关度不高，没有收录在内。（4）如果在某一时期没有某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用“—”表示。

根据上表，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一）总体来看，2001年至2009年，我国的军语研究发展较快，其研究成果共计61本（篇），占总样本数的53.5%。特别是最后一个时间段，这三年占总时间段的10%，但是其研究成果却有31本（篇），占样本总数的27.2%。这些数据表明，我国军事语言研究在最近十几年发展迅速，且其发展速率仍在上升。

（二）军语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共计6本（篇），除刘伶的《军事语言学》（1990）外，其余5本（篇）都是在近10年中完成的。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的军事语言研究已经越来越为国家、部队及地方学者所重视，学科建设正逐渐步入正轨，无论是其整体概念还是具体研究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编写这类综合性的研究著作一方面可以为学界内外研究人员提供学习依据，另一方面也说明军事语言学已经从萌芽走向了成熟发展的阶段。

（三）对古代军语的研究：研究成果共计17本（篇）。其发展同军语的综合研究相似，但是成果颇丰。我国学者热衷于钻研古代军语与我国保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密不可分。军事活动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书中必然会记载大量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词语，这就为现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进一步说，我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各代学者都很重视对古籍的研究，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众多学者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放在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

（四）对外国军语的研究：研究成果共计47本（篇）。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成果总数占样本总数的41.2%，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充分。观察图表我们发现，每一个时期都有成果出现，而且发展相对平稳。这与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重视同国外军队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同时说明我国重视向别国借鉴建军经验以及收集整理别国军事信息。因而，这一领域的研究还会持续、平稳地发展下去。

（五）军语的泛化研究：研究成果共计17本（篇）。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虽与对古代军语的研究领域相当，但是两者在发展进程上却有很大不同。因为在2007年至2009年的两年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有11部（篇），占到了该领域研究成果总数的64%。这一领域的研究在2007年以前发展缓慢，仅是偶有文献发表。但为何其在短时间内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还是与社会生活有关。这一时期在我国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另一个则是200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军语泛化到体育界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劲旅”、“强敌”、“攻”、“守”等军语已经大量运用于体育赛场，这与军事活动和体育竞技都属对抗性活动有关；国庆阅兵举世瞩目，展示的很多高科技武器装备更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国内学者从热点出发，探讨军语泛化的问题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六）军语的思维认知研究：研究成果共计11本（篇）。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不充分，其研究成果仅为样本总数的9.6%。对军语的思维认知研究离不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自从20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正式确立以来，已逐渐占据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对我国的影响也不言而喻，国内学者纷纷将其理论运用到汉语研究当中。但是国内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尚不充分，能将其运用到军语研究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七）军语的规范化研究：研究成果共计16本（篇）。规范的军语可以使军事活动中命令的传达及时准确，对未来战争战局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综观我国的研究情况，对军语语义规范化和术语规范化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个领域依然是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