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军事语言学研究

第三节　国外军事语言学研究

国外对军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当时鉴于军事活动的迅速发展，军语的增加以及统一释义的需要，各国都开始编纂专门的军语辞书。进入20世纪，各国军语的制定和编纂普遍步入轨道。^[46]当代，信息化作战方式导致了重大的军事变革，新概念、新武器层见叠出，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语言也不断涌现，研究的范围也不仅包括军事辞典的编纂，还涉及军语理论的研究。正如李苏鸣所说：“军语在交流处理军事信息、指挥协调军事行动、研究探索军事学术等方面作用日显重要。因此，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军语研究工作。”^[47]

一　军语辞典的编纂

当今，世界军事发展极为迅速，大量的新科技兵器层出不穷，战争方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与之相应的新术语、新概念也应运而生。同时，潜在的大规模战争要求使用规范化的军语来更好地协调军队进行作战。因此，各国都开始重视军语的统一规范。编纂标准的军语辞书是军语规范化的一条重要途径，进而世界各国都把编纂军语辞书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部分，军语辞书的编纂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

以美国为例，美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编纂统一的军语辞典。例如，1918年出版了由法罗（Farrow）编纂的《军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1944年又出版了《美国陆军术语词典》（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Ar⁃my Terms），同年还出版了克里斯韦尔（Creswell）主编的《英日/日英军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English-Japanese，Japanese-English）；196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美国联合军语编纂组编纂了《美国军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erms），这是一部相对系统的、综合性的军语释义词典。包括战略战术、训练、后勤、武器装备和各军兵种等内容。它不仅包括美军军语，还涵盖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泛美防务委员会的军语。该词典出版以来，已经过多次的修改、补充和再版。后来它更名为《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其他较为重要的军语词典还有：《基本军语词典：苏联的视角》（Dictionary of Basic Military Terms：A Soviet View，1965），《军事术语词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Merms and Terminology，1970），《武器与军事术语》（Dictionary of Weapons and Military Terms，1973），《英汉/汉英军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Chinese-English，English-Chinese，1977），《作战用语及图例》（Operational Terms and Graphics，1980），《美国陆军术语辞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Army Terms），《军语词典：战争与军事机构语言指南》（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Guide to the Language of Warfare and Military Institutions，1986），《军语词典》（Dictionary of Military Terms，1995、1999、2002、2004），^[48]《作战用语及图例》（FM101-5-1号条令），《美国陆军术语辞典》（AR310-25号陆军条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语和释义汇编》（AAP-6号盟国行政出版物），《总审计局术语汇编》^[49]等。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编纂了本国军队的军语辞典，例如前苏联国防部编纂的《军语释义辞典》、英国国防部编纂的《三军术语辞典》等。

二　军语的规范化研究

为了正确使用军语，确保军事信息传递和处理迅速高效、准确无误，各国军队都十分重视军语的规范化、标准工作，而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统编军语辞书来实现的。^[50]美国为此下达了国防部指令《军事术语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inology）。该指令要求：“通过军事术语及术语的标准化来改善国防部的部、国防部与联邦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的通信联络，以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并规定“凡是涉及国防部和联邦政府通用的军事或相关的术语及其定义均应编入《军事及相关术语词典》”。美国防部还明确规定“有助于语言标准化的术语是重要的标准化成就之一”，并强调军事术语必须简洁单义，满足军事指挥的需求。

英军也非常重视军语标准化工作，英国防部编有《三军术语词典》，英军的作战与勤务条令用语是以《三军术语词典》来规范的，并把军语看成是整顿军队、保持一致的有效工具。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法国、加拿大、日本、奥地利、捷克等国的国防部也都把军语规范化和标准化列为重要工作。有些国家还建立了相应的军语数据库。^[51]

三　军语的理论研究

就军语而言，除了军语辞典的编纂以外，对其本体研究较为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大部分文献都是近十几年来发表的，可以说对军语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52]周大军的《军语的认知研究》对这一领域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领域：

对某个国家军语发展历史的介绍，例如，奥林科（Olynyk）的Analysis：The status of Ukrainian military terminology（1997）。

军语的应用，例如，切拉拉（Chelala）的Bolivian soldiers double up as health workers（2000）。

军语和战争的互动关系，例如，费勒（Faler）的War：The mothero fall words（2002），麦康奈尔（McConnell）的War words and tired symbols（2002），托普（Toppo）的War having it sway with words：New military jargon get sem bedded fast（2003）等。

战争隐喻，例如，莱考夫，约翰逊的Metaphors We Live By（1980），坦纳（Tanner）的We are All Enlisted：War as Metaphor（1982），古斯塔夫松（Gustavs son）的The warmetaphor：A threat to vulnerable populations（1991），莱考夫的Metaphor and War：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Gulf（1992），巴顿（Patton）的Cell Wars：Military Metaphors and the Crisis of Authority in the A IDS Epidemic（1992），谢里（Sherry）的The Language of War in AIDS Discourse（1993），阿里戈（Arrigo）的Martialmetaphors and medical justice：Implications for law，crime，and deviance（1999），格温（Gwyn）的“Captain ofmy own ship”：Metaphor and the discourse of chronic illness（1999），麦克迈克尔（McMichael）的Fine battlefield reporting，but it’s time to stop the warmetaphor（2002），博伊德（Boyd）的A quest for Cinergy：The warmetaph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