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与意义

第二节　形式、内容与意义

语言人类学的研究是围绕形式、内容与意义来进行的，要掌握语言人类学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弄清楚有关讨论的脉络，否则就不能和国内外同行进行有效的交流，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在社会人文学科中，形式、内容与意义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哲学问题。西方哲学以二元对立为基础，一直在讨论精神与物质、经验论与唯理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是知识和观念的唯一来源，尤其强调感觉经验，否认或者贬低先天观念、先天范畴和先天知识。唯理论坚决反对经验论一切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的原则，认为必然、普遍、可靠的知识不能来自经验，只能来自先天的自明之理。康德试图调和二者的关系，强调互动、辩证和能动，对后来的社会人文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近代的传统哲学思想一直在寻找社会秩序的自然基础，寻找永恒的人性，寻找超越人类的进化图式。然而，在18世纪末的欧洲大陆，哲学唯心论重新抬头，似乎社会不再受永恒法则的支配，而要听命于社会能动者的主观活动。有趣的是，人类学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J．Dolgin et al．，1977：7）。

涂尔干虽然致力于实证研究，强调参与观察社会分工和自杀之类的社会现象，但他的最终追求是一种稳定的形式或者结构，即决定社会团结或社会问题的条件，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从笛卡儿、霍布斯到穆勒、康德，都在心目中有一个新古典观念的社会模型，它要服从自然法则，要遵循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走向外在、先定的目标。他们这些思想家都认为社会生活的根基是和谐一致的。不过，正是康德本人把各种哲学问题归结为符号形式的问题，他也意识到理性的非理智基础（J．Dolgin et al．，1977：1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提出了符号形式的理论，讨论了符号形式与思维的关系。许多有名的社会科学家，包括涂尔干、韦伯、莫斯、冯特、索绪尔、维特根斯坦和皮尔斯，后来都围绕着康德提出的问题著书立说，沿着形式、内容与意义的探索之路走了下来。康德认为，思维的基本结构与思维的内容无必然联系，例如事物的时间和空间属性就独立于我们看到的某个具体事物，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如俗话说的“前因后果”。也就是说，事物的这种时空和因果属性是独立形式，和人们所感知的具体事物没有依赖关系。涂尔干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解释不了社会形态的本质。社会形态的本质要在抽象结构中寻找（J．Dolgin et al．，1977：14）。韦伯和弗洛伊德在强调社会互动的同时，也都把形式和内容严格区分开来，仍然继承了康德的二分观。韦伯从思维活动中提取“理想型”，弗洛伊德主要寻找思维的基本结构。他们在强调社会互动的同时，继续区分形式与内容，突出形式的决定意义。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区分，语言相当于抽象形式、价值体系；言语相当于内容，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项。也有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把这种形式看作是“社会语法”，似乎社会语法是稳定的，而具体的语言活动是多变的，同样也是形式超越内容、高于内容、独立于内容的观点。此外，康德、涂尔干和韦伯把意义作为混乱的对立面，认为社会稳定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混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诚心希望人类能够找到意义，克服混乱，拯救社会。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否认意义的对立面是混乱，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混乱。意义来源于行动，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劳动。他们都认为意义是社会行动者创造出来的，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形式和内容经常出现对转的情况，形式变成内容，内容变成形式，就像我们用语言（元语言）研究语言、用工具制造工具一样。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对转不可能是平面的、共时的；它是历史的、差异的、文化的和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