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和历时的象征活动

第三节　语言：能动和历时的象征活动

从19世纪到20世纪，语言学不断对人类言语活动进行切分，从句子到短语，从词汇到形位、音位，直到区别性特征。社会人文学科的交叉使语言学走出就语言论语言的局限，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语言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语言与思维、现实的关系重新成为他们的主题，为语言人类学创造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固然，把语言作为静态不变的实体来分析，能使学者的研究变得“科学”和“精确”，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这是“游戏规则”。但是，“游戏规则”毕竟是人创造的，它至多“反映”了某种“客观”，而不是客观本身。语言人类学的规则显然不同于“纯粹”语言学的规则：它强调日常生活，重视实践，突出互动，寻找历史，着眼差异。当然，学科之间并不存在哪个更加“科学”和“客观”的问题；存在的是游戏规则的差异。学术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信仰和追求，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客观本身，也不是主观本身，而是它们的抽象，是它们的指号。这种抽象和指号渗透在能动和历时的社会活动中，以变化和差异为动力，以审美和情感为直觉，以互动和关系为形式。

人是社会能动者，是勤奋的学习者，是情感的交际者。尽管文化作为多种要素的集合有其抽象形式，但是它必须依赖人类的社会实践，其中包括人类认知活动，如听说读写之类，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抽象。语言人类学（可作为指号人类学的一部分）关注人类群体如何观察、认识、归纳和分析他们的现实（Dolgin et al．，1977：34）。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研究意义首先要研究人的活动，即把语言作为活动，而非单纯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苏联心理学家维高茨基（Lev Vygotsky）指出，人不仅思考，还运动、建造、触摸，并通过身体活动和符号活动来和其他人和物进行互动。一个婴儿试图够某个东西，但够不到；婴儿的手成为交流符号，母亲把它解释为婴儿想要做什么事情。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互动中形成的，这个活动既涉及语言，也涉及身体和身体的活动（A．Duranti，1997：281-283）。意义产生于互动，就像跳舞，舞伴要相互配合，根据对方的动作随时调整。瓦雷拉（Varela）等人提出，“环境”不是脱离神经系统的认知对象。神经系统为“环境”赋予当下的意义，当然，外在世界也参与了生物体之存在过程的建构。生物体和环境之间这种重复互动，就形成了耦合过程（structural coupling）（W．A．Foley，1997：10）。雅各布森的诗学理论强调语言形式对于语言内容的制约作用，认为语音的声学特征在语言表达中占有突出的地位（A．Duranti，1997：286）。以史诗为例，它用的是诗学语言，其中充满了超语言或副语言（paralinguistic）的特征。史诗不仅要有具体的场景和本土文化主题，而且要利用那些超语言或副语言的特征，如韵律、半谐音（assonance）、程式化句法、诗节、叙事方式、视觉、声腔、乐器、服饰等（福利，2000：9）。海姆斯把言语活动的要素归纳为：情景（situation）、参与者（participant）、目的（ends）、活动序列（act seqences）、基调（key）、工具性（instrumentalities）、标准（norms）、体裁（genre）（Hymes，1974），扩展了雅各布森的言语活动模型。苏联思想家巴赫金（M．Bakhtin）认为，意义离不开现存的社会关系，创造意义的语言—文化实践积累成历史，成为现存社会关系得以继承的遗产，语言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并在传承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继续创造意义（巴赫金，1998D：452-461）。人类根据意义行动，意义来自语言媒体的互动；个人在言语活动中要考虑他人的态度和角色，既充当行动者，也充当他人眼中的对象（杨承荣，1985：148），即皮尔斯所说的“人是符号”（Burks，1958：351［583］）。

语言与身体、语言与行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在社会仪式上得到充分表达。仪式是一种施为语言（performative language），而施为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也是行为，超越了“表达意义之声音”的限制，把身体的动作和说话合在一起，以言代行，以行附言，言行合一（Connerton，1989）。这种体验实践（embodied practice）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指能动者（agent）以某种方式行动和反应的一组倾向（Bourdieu，197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1972：16；黑体字为原文——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