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字的起源

第一节　关于文字的起源

大致说来，学者们从两种不同观点探讨文字的起源：一是圣经或神话的观点，一是进化论的观点（Gaur，2000：5）。^[1]

根据埃及神话，腓尼基主神Taautos发明了楔形文字（Baumgarten，1981：69）；希腊神话提到，国王卡德摩斯（Cadmus）把腓尼基文字带到希腊，他撒播龙牙，收获的确是一群拿武器的人，喻指古老的楔形文字（McLuhan and Zingrone，1996：144）。关于汉字起源，有仓颉造字的传说，《淮南子·本经》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张双棣，1997：828）

以泰勒（E．B．Tylor）、德林哲（D．Diringer）、盖尔伯（Ignace Jay Gelb）等为代表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人类文字起源于象形文字，经过表意文字阶段，进入表音文字阶段；字母是人类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依据对印欧语和拼音文字的研究，应关注这样一个演变轨迹：图画文字—表词文字—词素文字—音节文字—字母—音素文字（何九盈、胡双宝、张猛，1995：10）。为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塞姆人接受埃及文字的影响，放弃以图形表示形和意的方法，直接用符号表示声音，创造出世界上第一个由22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马学良，1985：219）。时至约公元前1000年，塞姆字母分化为三个系统，其中迦南字母和希腊字母向西传播，阿拉马字母向东传播。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由希腊字母发展而来，与基督教的各流派紧密结合，伴随某些拉丁语族和斯拉夫语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扩张，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向发展的阿拉马字母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形成，由它派生出希伯来方体字、古波斯字母、印度字母、那巴特字母、叙利亚字母等，后来的印地文、高棉文、缅文、寮文、傣文、藏文等由印度字母发展出来，而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等则由叙利亚文衍生（马学良，1985：221）。

文字产生于图画和实物记忆。如结绳记事，画眼睛表示“目”，画整头鹿表示“鹿”等。

所谓物件记事，大抵可依其发展过程分为两类。产生较早的一类，如原始印第安部落中，以篝火的灰烬表示人的踪迹。第二类是发展了的物件记事，如习用于各族甚至用于现代的把箭头刻于树上表示路的去向（王元鹿，2001：52）。

图画符号可与指事符号和记忆符号结合，表达比较复杂的事象和心理，比较著名的如尤卡吉尔（Yukaghir）图形文字情书，作者是位尤卡吉尔人，信中写道：“你正在离去。你爱上一位俄罗斯女人，她在你我之间设置障碍。你会有子女，你会为他们高兴。可我会永远伤心，即便有其他男人爱我，我也会想你。”（Fano，1992：24-26）汉字独立起源，与其他文字体系无继承和派生关系（陈其光，1990：162）。关于汉字的起源，有人认为是结绳记事，有人认为是八卦，也有人说是仓颉根据鸟兽形迹创造的（陈其光，1990：163）。文字分表形、表意、表音三类。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为表音文字，其符号只表示声音，意义通过声音间接得到表示；汉字兼有表形、表意、表音三类，以表形和表意突出，但形声字数量也庞大。据朱骏声统计，《说文解字》收汉字9 353个，其中形声字占82%，达到7 697个（陈其光，1990：167）。

持西方中心观的论者强调字母与文明的联系，认为没有字母就没有文明。卢梭认为，蒙昧人描绘事物，野蛮人表征词语和命题，文明人使用字母；他把缺乏字母的中国人归入野蛮之列（Harris，2000：2）。普里斯雷（Priestley）说，中国哲人花半生精力读书，汉字滞缓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阻碍了发明创造（Harris，2000：3）。洛根（Logan）将中国缺乏理论科学归咎于汉字的非拼音性质（Harris，2000：14）。麦克卢汉（McLuhan）声称中国人没有拼音文字，是口耳之民；只有拼音文字才能将部落人转变成文明人（Harris，2000：14）。在中国，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汉字曾被“污名化”，有许多人持“以汉字为耻、以汉字为罪”的文化心态，汉字和女人的小脚、男人的辫子一样，被看成是落后的象征（何九盈、胡双宝、张猛，1995：7）。汉字改革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文化名流如钱玄同、鲁迅等都呼吁进行汉字革命，称“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等（何九盈、胡双宝、张猛，1995：8）。

哈里斯（Roy Harris）提出整合理论，批评西方中心观，为包括汉字在内的许多非西方文字系统“平反”。他为此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首先，哈里斯根据利德尔（Liddell）和斯科特（Scott）考证，认为symbolon（符号）是astragalos（两半对上才生效的信物）的一半，象征签约双方的约定（Harris，2000：23）。希腊人劈裂羊跖骨，一分为二，让协议双方各执一半，合二为一时生效。这是symbolon（symbola）的原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单个的symbolon没有意义，它只有与另一半相对才有意义，因而这里不存在表征（representional）关系（虽然“灵感”与所感对象之间存在表征关系）。由此推论，符号关系不是表征关系，也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Harris，2000：23-24）。哈里斯的整合理论（integrationist theory），强调语言系统不能脱离物质化，认为文字和语言、言语的关系不是表征关系，而是互动共生关系；指号仅存在于具体的交流场合，表音文字不能脱离语境而独立存在（Harris，2000：198）。我们从哈里斯的观点推论，可以说文字的形、意、音三类性质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即汉字较大比重的形和意并不影响它们和汉字的音保持良好的“生态关系”。用目前流行的说法，汉字形意音构成的符号关系是共生关系，表达的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扩展说，语言和文字互动互补，在具体交流中“物质化”，在不断“物质化”中不断“结构化”；汉字也和相应的社会文化大系统水乳交融。这样，用整合理论解析，那些把拼音文字和文明挂钩的语言观也就不攻自破。汉字深深嵌入相应的语言、言语和社会文化，加入具体社会—语言—文化综合体的“再生产”。

目前，不少中国学者开始积极评价汉字，认为它信息量大，是“中国文化的缩微系统”；它的声符是信息识别体，象形字和会意字可让人望文知义，这是线性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何九盈、胡双宝、张猛，1995：10）。这些学者认为，以王国维、郭沫若、胡厚宣等为代表的甲骨学研究，使以字考史成为“汉字文化学”的原料基地。他们认为，汉字有个性、有条理，认读和基础学习优于拼音文字，阅读速度高于英文（何九盈、胡双宝、张猛，1995：11）。有人说拼音文字靠左脑处理，汉字左右脑并用，是“开发大脑的工具”，而现在汉字信息处理也已经运用到各个社会部门（何九盈、胡双宝、张猛，199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