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弗斯坦）

第四节　“移动符”（雅各布森、西尔弗斯坦）

耶斯珀森（Jespersen）最先提出“移动符”（shifter）的问题（Jespersen，1924：123-124），后来雅各布森和西尔弗斯坦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套理论体系（Jakobson，1957；Silverstein，1976）。所谓“移动符”，它是属于标指的一个种类，它在表面意义之下发生“移动”，指向另外的意义，即“弦外之音”或“话里有话”。典型的“移动符”有“我”、“你”、“这里”、“现在”、“昨天”之类表示兼指时间和空间的代词或指示词，也包括语法上的时态和性别词等。传统语法只注意这些词汇和用法的“可量化”方面，即“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音、构形和意义，把其中的文化意义和社会用法搁置起来，视作多余。例如，“我”这样一个指示词，表面上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人称代词，但细究起来，同样的“我”会随着场景的不同而指向不同的对象（在说“我”的时候，说话人要在场，使听者有意无意地感到一种空间定位；在说“我们”的时候，听者会意识到至少有两个人在场）。在早期汉语里，像“卑职”、“奴才”、“奴婢”、“朕”、“驾崩”之类的词，不仅有结构语言学层面上的词语意义，还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亦即语用学意义。如果说传统语言学只研究符号的话，那么，指号学则同时研究拟象、标指和符号。在指号学研究中，“移动符”处于标指和符号之间（Jakobson，1957；Foley，1997：27）。

对刚学会说话的小孩来说，掌握人称代词是个难关，他们开始的时候都会“你我不分”，把“你讲个故事”和“我讲个故事”混同起来，本来是让别人讲故事，却说成“我讲个故事！我讲个故事！”大人为了不让孩子困惑，就不用“你”和“我”，而用“爸爸”、“奶奶”、“玛丽”等名称代替（Jespersen，1924：123）。有人问小孩：“奶奶在家吗？”孩子回答：“不，奶奶在爷爷家。”显然，他把“家”理解成自己的家。“移动符”不像其他语言类别那样可以相对脱离环境，保持相对稳定的意义，它必须和“此情此景”、“此时此地”相结合才能有具体意义，即需要“现场”处理。

雅各布森在解析语言交流的时候，提出了言语活动（speech event）理论（Jakobson，1957）。他指出，说话人发出的信息要由受话人接收；说话人对信息进行编码，受话人加以解码。信息（M，即Message）及其编码（C，即Code）是语言交流的载体，而且有双重功能：它们本身被用于交流，同时也可以另有所指，既可以指向编码，也可以指向另一个信息。这样，语言交流就涉及四类双重功能：M/M、C/C、M/C、C/M。间接引语属于“话中话”，是典型的M/M，引用他人或自己所言，使用“听说……”、“我曾对你说过……”之类的句型，用一段话指向另一段话。包括人名在内的专名一直是哲学、语言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雅各布森认为专名属于C/C范畴，张三指名叫张三的人，李四指名叫李四的人，是编码指向编码，不像通名那样指向普遍属性：“人”泛指人的属性集合。“张三”和“李四”不能泛指张三和李四的属性集合。这里涉及穆勒和弗雷格的那段争论：专名是否有意义？穆勒认为专名有所指（reference）而无意义（sense）；弗雷格认为二者兼有，例如“晨星”（morning star）和“暮星”（evening star），其所指相同，但意义不同，心理感受不同（纳日碧力戈，1997）。其实，根据大量民族志记载，专名对于世界上许许多多的社群来说，是兼有意义和所指的，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列维—斯特劳斯，1987；Barnes，1982；张联芳，1987；Firth，1987）。泛指词句本身的解释语或者定义，属于M/C，如“人是高级动物”；“哈巴狗是一种狗”。“移动符”属于C/M，即编码指向信息，只有求助于具体信息，才能确定编码的总体意义。例如当有人说“我”的时候，必须联系他（她）说话时的场景及其本人，才能确定“我”指的是谁，它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移动符”就是皮尔斯所说的“标指”，它的一端联系着符号，另一端联系着拟象；一端是“虚”的，另一端是“实”的。

西尔弗斯坦认为，标指为语言之语用学描述提供了一把钥匙（Silverstein，1976）。在他看来，沃尔夫最先研究纯语义（所指）范畴和双重（所指性标指）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组合，以及这些不同的组合又如何殊途同归地完成类似的话语活动。在此之前，博厄斯仅对此有所暗示。一种语言的“时”（tense），在另一种语言里分解为“体”（aspect）和“态”（status），即前一种语言里的单一所指性标指，在后一种语言中变成语义范畴加所指性标指的组合。沃尔夫本人缺乏理论术语表达自己，导致整个一代人类学者对他产生误读，仅照字面理解“相对性”（relativity），岂不知它不过是个业内的隐喻（同前）。

从广泛的人类学意义出发，话语的语用体系是文化的一部分，还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语言中有大量“残余的”语用内容，这些语用内容就是文化（Silverstein，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