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

第五节　认知语言学

如果说认知人类学受语言学结构主义影响，研究人类社会与人类思想之间的关系（D’Andrade，1995：1），那么，认知语言学突破结构主义和心智主义的藩篱，研究人类认知和体验实践（embodied practice）之间的关系，这种哲学层面上的问题意识让认知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喜结良缘”，和布尔迪厄、吉登斯等人的社会理论产生共鸣。

乔姆斯基于20世纪60年代首创转换生成语法，继承笛卡儿、柏拉图主义和索绪尔语言自足论，排除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文化因素，放弃语义研究，仅关注语言本身的系统、结构和内部规律。他否认人类的原生心智是“白板”一块，否认一切知识为后天习得，批评行为主义“刺激—反应”模式，认为人类先天有心智能力（王寅，2007：17）。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家开始批判乔姆斯基的绝对心智主义，强调心智与身体不可分离，认为知识为后天习得，坚持概念、推理和意义依赖体化经验，强调语义—意义研究的中心位置，强调动态的体化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者强调心智的体化性质，强调范畴、概念和推理不是客观外界的镜像反映，也不是先天赋予，而是人类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体验；推理的基本形式出自空间（地点、方向、运动等）和身体（器官、身体与环境的相对位置和关系等）。

“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思维或认知这一中间层次，如果不依靠范畴知识、概念结构和认知方式，就无法接近现实。因此反映在语言中的现实结构是人类心智的产物，而人类心智又是身体经验的产物，这就彻底批判了笛卡儿和乔姆斯基的“心智与身体分离”的二元论，“主体—客体”二分法不能成立（王寅，2007：57）。

中国古代哲学讲“物我不二”、“天人合一”，这里的“我”和“人”应再分为“身”和“心”，呈身、心、物三元：以身感知，以心感悟，以物感觉。我们的身或标指有象征功能，它总会指向某个对象，即它有所指，例如用“头”表示方位：“上头”、“下头”；用“肚”、“腹”表示容器，例如“一肚子委屈”、“牢骚满腹”。身为感知的载体，沟通心的感悟，连接物的感觉，是人与非人的中介，是此在和此时的印证。身—标指与所指对象的关系属于毗连关系，英文称contiguity，这种关系就像云和雨的关系：云不是雨，但预示雨，它们有逻辑性。又如烟和火：烟不是火，但烟指向火。同样，我们的身及其使用习惯（惯习），如姿势、表情等，也指向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熏陶。如舞蹈演员身姿挺拔，革命军人昂首阔步。我们的身是感知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原理对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有重要影响。维氏在研究语言游戏时指出，家庭成员的容貌彼此相似，但相似程度不同，如儿子容貌有些像父母，也有些像祖父；女儿容貌有些像父母，也有些像祖母等。即便如此，一家人总有相似性。某家庭成员不会拥有该家族的全部容貌特征，某两个成员也不会拥有完全相同的特征，但所有家庭成员共有某些特征。人类以“相似联系”概括事物属性。原型（即最好的样本）即建立在这样的共有特征上，它强调类似于AB—BC—CD—DE—EF的连续性，而不是划界、定格。当然，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和不同的社会实践会产生不同的原型。以“鸟”为例。在西方英语世界，“知更鸟”（robin）比鸡、企鹅、鸵鸟更具“鸟类”代表性，但在中国汉语世界，“麻雀”是更好的原型。

意象图式是认知语言学的另一个关键词。拉可夫（1987：445）区分三种意象：

（1）感觉意象（perception images），指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意象，如视觉意象、嗅觉意象、听觉意象、力量意象等。

（2）心智意象（mental images），为感觉和知觉的表征，比感觉意象抽象，有时独立于视觉图像（如先天盲人用触觉不用视觉也可获得心智意象）。

（3）意象图式，指意义的框架内容，是最抽象的意象，它超越感知方式，与环境无关。意象图式是内部整合的意义统一体，有基本逻辑，能把具体事物组织起来（王寅，2007：189）。

现代认知语言学家扩大研究单位，研究“事件域”和“语篇”，把语法、语义和语音作为整个指号研究的一部分，这是最具革命性的视角。

索绪尔语言学坚持语言指号的任意性，强调“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约定俗成。然而，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既然语言的基础是认知和互动，那么，语言表达形式和意义之间就存在“非任意性关系”，即“像拟性”（iconicity）。这里的“像拟性”与皮尔斯的“像拟性”一致，包括映象符（image icon）、拟象符（diagrammatic icon）和隐喻。追本溯源，古希腊唯名论者认为人类按照习惯称呼事物，语言形式和所指意义无内存联系，如赫莫根尼（Hermogenes）指出事物名称有任意性，属约定俗成，任何名称都正确。同时，古印度学者波尼尼（Panini）注意到词义的自然属性，即非任意性，尤其是拟声词的非任意性。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则代表唯实论，认为事物的名称与事物的本质有关，是非任意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事物叫什么名称，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某种实际共相属性决定的（王寅，2007：514）。”

海曼（Haiman，1985a，1985b）发展了皮尔斯的像拟理论，将像拟符分为映象符和拟象符两类。映象符包括听觉上的拟声像似和视觉上的形象像似；拟象像似表现为句法像拟（似）（syntactic icon）。^[4]古代汉语的形义最初是统一的，但后来由于交流扩大、频繁，造型与用字之间的矛盾凸显（陆宗达、王宁，1994：46-51）。汉字在音义、形义之间存在大量像似现象，中国训诂学倡导“声训”（指用语音分析解释词义）、“因声求义”，《论语》、《说文解字》、《释名》等古籍提供了许多例子，宋元明清的大儒们也采用“声训”方法，知名者如戴桐、方以智、黄生、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王寅，2007：534）。

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过程理论，突出互动、场景、身体、图式等，努力超越唯心—唯物两元对立，在强调客体（如身体）存在并起重要作用的同时，不把主观认知等同于对外界的直接反映，摆脱刺激—反应模式的局限，突出主体的认知能力，同时也突出认知对象的反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外因”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问题。无疑，认知语言学是目前语言学中最接近语言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有广泛的发展余地，有深厚的理论潜力。

【注释】

[1]虽然巴赫金没有像皮尔斯那样明确提出“三性”论，但他们的思想定位使人产生共鸣。

[2]关于列夫·维高茨基的生平，参见Kozulin，Alex．1986．“Vygotsky in Context”．In Vygotsky，Lev．Thought and Language．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England：MIT Press，pp．xi-lxi．

[3]俄文版于1965年出版，英译版于1971年出版（Vygotsky，Lev．1971．The Psychology of Art．Cambridge，MA：MIT Press）。

[4]拟象像拟又分为成分像似（isomorphism）和关系像似（motivation）。成分像似表示能指和所指之间有双向唯一对应关系，句法成分与现实或概念结构成分之间逐一对应。关系像似表示句法构造在某一方面直接反映现实结构，句法成分之间与经验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王寅，2007：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