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引领语言文字生活新形态

第一节　数字化生存

按照人类学进化学派的观点，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文字是区分野蛮与文明的标志之一（马克思，1965：2）。自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问世，社会进入全面建立和建设国民国家的持久过程，其中贯穿着文字标准化、语言规范化的自上而下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为少数民族设计和改进文字方案，是“文明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为壮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佤族、黎族等十个民族制定了十四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为景颇族的载瓦支系制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方案；80年代为土族制定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1991：2）。由国务院提出并批准，1977年成立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中央直属有关部门也派员参加”，协作单位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对统一领导蒙古语文工作，规范蒙古语言文字的名词术语，解决小学教材，推动蒙古语言文字的学术研究起到关键作用（舍那木吉拉，1991）。

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此神速，单纯的文字已经不能进入文明前沿，文字要数字化方能进入“先进文明”，使“先进”有代表性。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都有自己的“Windows”，即已经用本国文字“驯化”的“视窗”。此外，这些国家还大量拥有以本国文字设计的软件，包括可以和其他主要文字对译的翻译软件。这是一个悖论：以文字数字化代表的数字化文明一方面加速和方便了跨文化、跨族群和跨国界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文化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想象边界。数字化出版、数字化写作、数字化复制、数字化图像等，让高雅文化和粗俗文化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让人更容易偷懒，更容易抄袭，更容易混淆是非，真假难辨。1983年日本出了本畅销书《结构与权力》（Kōzōto chikara），几周之内销售8万册，作者上了报纸，成为新闻人物，被捧为“新派学人”。这本书引用拉康、巴塔耶、德吕兹等后现代学者的论述，围绕“结构”“说事”。许多人买了这本书，但只读前言和后记，是支离破碎的阅读过程。同样，作者本人也坦诚地说他并不喜欢从头到尾的阅读书籍，只是部分选读而已。知识已经成了消费品，人们仅为了愉悦、为了快感而写作、阅读，写作是为了市场，阅读是为了消费。新潮思想、抽象概念也成为广告内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时髦“跳读”对象（M．Ivy，1989）。高雅和通俗（粗俗、庸俗）之分在金钱面前失去了意义。

人类学面对数字化生存，也开始进行虚拟世界的研究，从不同流派、不同视角切入，有的关注去殖民化及本土能动性问题，有的关注数字化带来的跨国跨族现象，有的关注移民社会利用虚拟技术联络乡情的问题，也有的关注网络技术带来的“一心多用”（即同时做两项以上的工作）或者虚拟现实中的“肉身”即体验过程（embodiment）。

视觉安排与权力—知识的结构化有联系（Gray and Driscoll，1992），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化过程伴随着“殖民主义凝视”（Colonial Gaze）。也就是说，数字化生存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的产物，它必然继承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知识结构。巴罗（Barlow，1990）称虚拟空间为“电子边地”（electronic frontier）。不过，反思人类学已经在虚拟现实研究中有了一席之地，在探讨数字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的同时，鼓励人类学者与田野工作点上的合作人一道建立数据库或数字博物馆，让被观察者有机会介入材料收集工作，参与设计过程，实现文化知识的非殖民化，建立崭新的数字多媒体人类学（Underberg and Zorn，2009）。

一般来说，因特网革命会带来信息、商品和人员大流通，削弱国民国家的权力，打破地域界线。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趋同，因为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能动者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要在这个全球话语中喊出自己的特色，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地球村”的建设。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异是互动交往的前提，而在互动交往中原来的差异得到进一步凸显甚至夸大，成为建构新认同、恢复旧身份的根据。因特网让安德森式的想象共同体更加扩大，更加多样化，也更加复杂，更加多变。数字化技术不仅帮助人们想象和建设国民国家，也帮助他们构建自己的虚拟街坊（virtual neighborhoods），在移民区重温乡情，获得道义支持。例如在德国和南斯拉夫的土耳其移民社会中，数字传送的照片让久别的亲人在方寸之间团聚，在这个动荡无序、缺乏安全感的地球上建立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这是对本土知识的活学活用，移民知道如何利用现代化手段维持或重建社会网络，从而与亲朋好友经常“见面”（Wolbert，2001）。

沃森（Wasson，2006）引戈夫曼（Goffman，1963）分析群体成员间如何面对面交往，涉及三个核心内容，即同时在场（copresence）、互相监督（mutual monitoring）、主要场景焦点（central situational focus）。其中“同时在场”要求互动者在同一个空间相遇，其互动距离足以让他们知道彼此在做什么，在西方，这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要求。交往者在此互动距离内彼此察言观色，读取肢体信息，配合交流，避免误解。同时，这样的交流还要求大家围绕同一内容，注意某说话人的话题或对话者之间的言谈。然而，虚拟现实让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形变”，即数字通信技术让人类交流有了新特点，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形式。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网上交流者并不在同一个场所，某交流者可能同时在收发电子邮件、观看视频上的PPT演示，等等。因此，交流者并不知道对方此时此刻还在做什么。利用数字技术交流的人可能会同时关注几个话题，听说读写，诸感官各司其职，一心多用，改变了交流方式，也改变了交流礼仪。在各种会议上听众手持电脑匆忙打字，不知是在记录还是在收发信息、浏览网站，是在注意听讲还是在做白日梦，谁也不知道。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交流者与某些交流者在同在一个场所，如会议室，但他也通过网络与不在场的另一些人交流，这样，他就置身于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交流空间，一个是真实的，其他的是虚拟的。多重交流空间的存在为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主题：在数字化生存中，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或维持自己的族群认同？如何与国民国家互动？如何分配包括符号资本在内的各种资源？社会如何重新记忆？历史如何重新书写？文化如何重新构建？如此等等。在网络时代，数字语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计算机语言与社会行动合一，言即行，说话即施为，编码控制了现代人的生活，密码掌握了他们的命运。

虚拟现实让人的肢体感觉发生变化，从而重新划定身体的“边界”：坐在计算机前的操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体感投射到某虚拟形式上，如虚拟手、虚拟动物等（Murry and Sixsmith，1999）。数字化生存把人的感知和感觉分解开来，形成新的体化记忆和体化实践，例如人们对电子游戏的体化实践，对键盘的依赖，就像拐棍对于盲人、假肢对于残疾人的作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