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第二节　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人类世界有多种多样的语言和文化，它们的特点因互相对照、互相接触、互相交流而得到体现、再现、复制、创新、发展和变化。同时，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还要涉及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心理、审美、道德等因素，表现了结构—功能、能动—变化、权力—利益之间的全面互动，形成对立统一的开放过程。某种语言和文化不会独立存在，它们要和其他语言和文化并存；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也不会固定不变，它们要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随政治经济结构的流动而流动。此外，即便在同一个语言文化圈或社会内，也存在大量的差异，这些差异有时会大于对外的差异。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是当今语言和文化的主要存在形式。

20世纪初，中国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爆发了五四运动，知识阶层为了救国救亡，反对旧意识，反对“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提倡西来的民主和科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文（言）白（话）之争”，也是语言意识形态之争。革新者要导入新思想，使用民众日常语言，使用新文字；守旧派抨击白话文是“凡夫走卒所操的语言”，捍卫旧文字的“尊严”（陈原，1983：128-129）。有趣的是，时隔大半个世纪，孔孟之道又得到尊崇，文字改革基本停滞。

语言接触导致大量借词出现，在借入的同时也有借出，“但借入和借出不必平衡，也不可能求平衡”（陈原，1983：287）。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借入外来语，起初多用汉字意译“革命”（revolution）、“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经济”（economics）等，汉语就直接把这些词汇“返借”回来，用汉语来读音。当然，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词借入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适应特定语言文化的书写和阅读习惯。例如，现代汉语的借词比较抗拒音译转写，而倾向于全部或部分意译、部分音译。例如，最初的“德谟克拉西”改为“民主”、“莱塞”改为“激光”、“怀娥铃”改为“小提琴”、“披雅那”改成“钢琴”、“布拉吉”改成“连衣裙”、“习明纳尔”改成“课堂讨论”，等等（陈原，1983：293）。但是，毕竟有些外来词还是以全音译的形式扎下根来，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巧克力（chocolate）”、“三明治（sandwich）”、“苏打（soda）”、“吐司（toast）”、“威士忌（whisky）”、“白兰地（brandy）”、“可口可乐（coca cola）”、“沙发（sofa）”、“模特（model）”、“歇斯底里（hysteria）”、“摩登（modern）”、“沙龙（salon）”等等（陈原，1983：302-303）。中国历史常出现先南北对峙、后多元统一的局面，南临大洋，北入戈壁，接触的语言文化不同，借入和借出的语音也不同。同样是Cambridge，最初的“北音”译“康桥”，“南音”译“剑桥”；同样是“茶”，“北音”走陆路入俄国为chai，“南音”走海路入英国为tea。

中国不同的民族语言共存于统一的大社会中，“各尽所能，各守其位”；同时，由于语言接触导致语言社会功能的调整，语言竞争难以避免，但完全可以通过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来协调。处理好了，会出现语言和谐，否则会激化语言矛盾，导致民族矛盾（戴庆厦，2006）。这里，制度的生态调适显得十分重要。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当代世界，弱势语言的功能下降，走向衰退或濒危，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同时，也会有许多语言在竞争中长期共存，在功能和结构上互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大多属于这类（戴庆厦，2006）。基诺族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男女老少都说基诺语，同时他们还普遍兼用汉语，用汉语和“外族人交谈、做买卖、听汉语广播”，“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基诺语与汉语分工使用，和谐共存”。毛难语、景颇语以及其他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也不例外（戴庆厦，2006）。云南德宏境内的阿昌族与傣族长期共处，互相依存，许多人兼用傣语，后来又普遍兼用汉语，汉语和阿昌语在使用功能上互补，在不同领域内发挥各自的作用：阿昌语在家庭、村寨内使用，有日常交际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汉语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还广泛用于阿昌族的文化教育建设、党政建设以及接受通过广播、电视、新闻媒体所带来的各种现代文化的知识”（戴庆厦，2002）。在阿昌语内部，早期受傣语影响的词多为日常生活词，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衣食、器具、身体、数目等领域；后来的汉语代词则多涉及政治、制度、管理、经济、贸易、文化艺术、新事物、新概念和新思想等方面，如“国家”、“党”、“政府”、“大学”、“书记”、“改革”、“承包”、“电脑”、“复印机”、“光盘”、“春节晚会”等（戴庆厦，2002）。

语言多样性往往是国家通过制度加以保护和保障的内容之一。比较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各民族认知系统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汉语把“头上长角，趾端有蹄，能拉车或耕田的动物”叫作“牛”，包括水牛和黄牛，“但在傣语中，水牛和黄牛是两种不同的动物，水牛叫xv2i ⁵¹，黄牛叫ho⁵¹，二者的区别与‘马’、‘羊’的区别一样”（张公瑾，2005）。民族语言共生是动态过程，它们互渗互融，相得益彰，并不影响各自的整体特点。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没有f这个音位，和汉语接触后，有的吸收了这个新音位，有的始终不吸收，或用ph来代替；安多藏语很早就和汉语接触，吸收汉语借词，也有不少藏汉双语人，但安多藏语却并没有产生声调，因为它还保留着大量的复辅音声母和丰富的韵母系统，不具备产生声调的内部机制。与此对照，拉萨藏语已经出现了声调系统，声母、韵母简化，已具备产生声调的机制（戴庆厦、田静，2007）。虽然语言接触中受语从源语中借进的词汇，一般要遵循受语句法结构的制约，但也存在受语产生新句法形式的情况，例如新语序和原有语序之间的竞争，其胜负取决于句法结构的内部机制。母语人最初接受语言影响时，有时会把新语序不自觉地带入母语中，随后通过深入理解，会对借用成分作新的调整。如哈尼语最初将汉语的语序词语借入，如把tsha³¹（唱）ko⁵⁵（歌）“唱歌”、thio³¹（跳）wu⁵⁵（舞）“跳舞”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借入，但后来在语言内部规则的作用下，还是按本语的语序恢复成本民族语言的OV语序：tsha³¹ko⁵⁵tsha³¹“唱歌”、thio³⁵wu⁵⁵thio³⁵“跳舞”，“把动宾结构‘唱歌’、‘跳舞’看成是名词成分，当‘唱’、‘跳’的宾语”，“反映了语言内部机制对借用成分的制约”（戴庆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