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佩特丽莉与庞奇奥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评佩特丽莉与庞奇奥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¹⁾

张　碧

在国内学界，亚当·沙夫相比于同代的论敌路易·阿尔都塞，似乎并不那么知名，甚至其在中国学界的有限影响也与他对阿尔都塞观点的反驳息息相关。在其为数不多的被译为汉语的论著中，《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似乎成为他向当代中国学界传递学术思想的小小渡船。

中国学界对沙夫的淡薄印象，也许源于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代表阿尔都塞的论战，沙夫也由此被冠以“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的头衔，这也许会使许多读者将沙夫视为一位对结构主义观极为反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沙夫在其《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不仅没有像列斐伏尔、阿尔都塞等人那样“明述‘反结构主义’之言、暗行结构主义之实”，反而通过大量文献来佐证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在20世纪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显得颇为特立独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沙夫还对结构主义的本体论及方法论等思想观念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剖析和梳理，其细致程度不亚于文森特·德斯贡布（Vincent Descombes）在其久负盛名的《当代法国哲学》中所做的工作。同时，沙夫还在这本书中对阿尔都塞等人的结构主义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指出所谓的“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思想”是对结构主义思想的误解，并在事实上借此表现出对结构主义观的独立见解。在这一点上，沙夫与雷蒙·阿隆称阿尔都塞为“伪结构主义”的消解性态度截然不同。此外，沙夫还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理论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比较。当然，沙夫的符号学思想并不局限于对索绪尔模式的辨析和论证，其更为重要的符号学思想表述集中在《语义学引论》一书中。

沙夫所谓的语义学（semantics），在某些方面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学。此书所提出或援引的许多观点，对于将西方符号学理论引介入国内学界颇有助益。例如此书对胡塞尔符号的分类，以及将其与皮尔斯符号学思想进行的比较，对于让国内学界了解美国符号学与德国现象学间的关系很有裨益。此外，沙夫还界定语义学、语义哲学（semantic philosophy）等基本含义，其中对符号学尤其重要的是在逻辑的语义学部分详细地探讨了符号学的构成与分类⁽²⁾:将符号分为指示符号、象征（symbol）和语言符号（verbal sign），然而，“只有在人类交际过程中，这些自然现象、客体及事件等，才能成为超出自身内涵的东西，即那些在社会过程中被称为符号的因素”⁽³⁾。在沙夫看来，唯有在以语言为基本途径的人类交际过程中，各种客观存在才能成为符号，才能被纳入人类知识的范畴。沙夫的人文主义理论倾向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符号学而言，沙夫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学者在中国学界都受到冷遇，这令人唏嘘不已。意大利巴里大学的苏珊·佩特丽莉、奥古斯托·庞奇奥两位学者在研究沙夫哲学思想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作《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一文便是一例。

相对于沙夫，这篇文章的作者佩特丽莉和庞奇奥也许更不为国人所知，但在西方学界，两位学者对符号学所作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其中佩特丽莉还获得过美国符号学会颁发的“西比奥克奖”，可谓声名赫赫。两位学者在其合作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一书中，对皮尔斯、韦尔斯、莫里斯、艾柯等符号学家的学术观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可说是对索绪尔模式符号学之外其他重要符号学家进行了细致梳理，并从生物符号学及伦理符号学等角度出发，透彻地分析了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即将发挥的功能。

尽管可能是限于篇幅的缘故，这篇文章在某些问题上仅点到为止，似乎并没有展开论述，然而佩特丽莉与庞奇奥在文中仍向世人展示了沙夫有别于结构主义模式的符号学观念。同时更重要的是:两位作者也借此文展示了其本人对与符号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探讨。由于原文篇幅较长，故这里选取几个重要部分进行译介和辨析。

首先，作者谈及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语言是否反映和再现了现实？”这一问题在学界似乎并不鲜见，尤其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领域内，巴赫金和马舍雷等批评家都作出过独到而精辟的论断。马舍雷，曾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小说语言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当然，佩特丽莉和庞奇奥却从马克思理论框架内部的其他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证。文章指出:由于人类具有社会属性，因此人类的语言也应当被界定为“社会的产物”⁽⁴⁾，这也是理解语言现象的基本立场。他们认为，语言产生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即在长期社会生产、生活过程中交际的产物；同时，语言作为意识与思维的载体，也能够不断将人类在社会生产中形成的认识转化为语言，从而继续为社会生产过程提供交流便利。马克思本人并未对语言问题本身给予足够论述，然而沙夫在其《语义学引论》中，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语言的基本性质及其功用展开了论述。沙夫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形成了继尼古拉·马尔、斯大林之后，又一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阐释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其意义不言而喻。

既然语言是人类在社会交际过程中的产物，它便必定首先承载并发挥着社会表意功能，使人类得以认知自然及社会，这也自然而然地将语言学－语义学与知识论联系在了一起。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语言知识论建构作用往往被悬置，例如康德在其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便几乎没有谈及语言的作用。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言:包括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语言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在内的一批哲学家，无不将语言视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对语言的知识论建构作用给予重视。沙夫的观点与显然与这些哲学流派不谋而合。

其次，作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中的“矛盾”概念进行了区分和比较。沙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指“冲突的趋势、方面及力量的统一”，矛盾的双方能够彼此转化，同时也是促使对方得以变化发展的动因；而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则指两个句子中的互为对立的特质，它们是一对在语言层面无法互相兼容的因素。显然，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逻辑对矛盾的理解差异极大，而其差异的核心在于前者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定位矛盾关系的。

但在两位作者看来，两种对“矛盾”的理解并非截然对立，正如文章所言:“当马克思宣称:……‘矛盾’概念并不包括积极和消极判断间的关系（正如在形式逻辑中），而是包含并列关系。”马克思的矛盾概念之所以能够与形式逻辑学实现理论潜在对话，其原因在于马克思本人对数学的兴趣；换言之，马克思对矛盾的理解，不仅源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来自19世纪的数学研究，这也是国内学界未给予其足够重视的论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的全面性，也值得国内学人借鉴。

第三，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话题，会令人不由联想到以塞巴格为先驱、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并随之将其与符号学关联在一起。然而，佩、庞两位学者却刻意跳出这一学术范畴，紧跟沙夫的研究视角去发掘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诚然，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尚待发现（甚至有学者干脆直言两者间没有直接联系），但两位作者却从符号学角度阐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商品与资本的流通关系:“商品并不伴随着产品的生产及其使用价值的消费而产生，而是随着产品的交换价值（即信息）被生产和消费而产生。这一切使得经济学成为符号学的一个领域。”这种观点与此后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起点完全是一致的。然而，鲍德里亚从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颠覆；而沙夫则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出发，对渗透于其中的符号学思想进行剖析和阐释，两者在哲学立场上截然不同。

当然，对于读者而言，通过对论文中寥寥几个段落的简略分析，实在难以全窥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与严谨的剖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也许唯有详读他们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两人合作）、《全球视野中的符号十字路口》（佩特丽莉作）等著作，才能真正领略到两位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精深的思想。此外，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佩特丽莉作为女性学者特有的摇曳多姿的文风，纵览其文即可发现:将严谨的哲学表述与天马行空的诗性表达结合起来，看来并不仅是汉娜·阿伦特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特权。

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当代西方批评界的主导地位，无疑是其他批评理论所无法撼动的，其原因除了与西方学术渊源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自身的“人文－科学”阐释品质，以及包容性的理论视域。佩特丽莉和庞奇奥二先生对沙夫思想的读解，以及自己精妙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典范性的极好佐证。

作者简介:

张碧，西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艺理论及西方文学。

E－mail:china＿zhangbi@163.com

【注释】

(1)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JK0404）阶段性成果。

(2)Adam Schaff，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trans.，O.Wojtasiewicz.Oxford:Pergamon Press，1962，pp.163－164.

(3)Adam Schaff，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trans.，O.Wojtasiewicz.Oxford:Pergamon Press，1962，p.164.

(4)除特别标明之外，所有引文均见于后面所附佩特丽莉、庞奇奥《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