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译者主体间性

第四章　翻译主体间性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哲学永恒的焦点问题。无论是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还是后现代主体与客体的合而为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都是哲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一般而言，主体是人，客体是外在于主体的世界。外在于主体的世界不仅包括物体、事件、概念等非人的事物，也包括其他的行为主体。当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进行直接沟通时，就出现主体间性的问题。当他们不能进行直接沟通而是以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客体化的形式沟通时，客体化的主体就变成了客体。当两个以上的客体产生联系时，它们就构成了客体间的关系，即客体间性。

主体与客体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主体对客体进行改造的结果就是主体的客体化。客体对主体限制和影响的结果就是客体的主体化。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主体和客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万物一体”的体现。^[1]

翻译的过程就是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融合。它包括翻译主体、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及翻译客体之间的融合。事实上，翻译主体也是客体主体化的结果，而翻译客体也是主体客体化的结果。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是相互转化的，在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时，需要明确客体化的主体和主体化的客体产生联系时的物理时间，并以此为参照点观照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的复杂关系。翻译主体间性就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体现，而谈翻译主体间性必须首先明确主体间性，而谈主体间性之前必须明确主体性。

第一节　翻译主体性与翻译主体间性

翻译不仅涉及译者，它还涉及多个其他主体。翻译主体主要包括作者、委托人、赞助人、出版商、译者、读者和翻译评论者。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协力的结果就是最终的译文。

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翻译主体的合作事实上是翻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讨论主体间性之前必须明确何谓主体性，因为主体间性是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主体性是主体的属性，任何使主体成为如此生命体的因素共同构成了主体的主体性。它是一个客体主体化的结果。任何主体都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和事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具体的主体成为一个可以与其他的主体区分开来的人，都是客体主体化的结果，即使是主体的追求、梦想、行为目的，也必然是主体之外的人和事对主体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的结果。

主体性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由许多参数组成，它们处于系统的各个层次，因概念、范畴的相互关系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不同的参数系统。同一层次的参数以不同的概念并列，它们之间是相互合作、竞争和依存的关系。这些概念本身又有两个身份，与上一级的关系是概念与范畴的关系，与下一级的关系是范畴与概念的关系，并可以如此循环往复细分下去。

处于主体性最高层次的参数可以分为有意识的行为和无意识的行为。有意识的行为包括主体的追求、需求、动机、行为目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等；无意识的行为包括习惯、个性、知识、能力、信仰、世界观、人生经历等。后者是前者的自然结果，既包括主动追求的结果，也包括不期而至的结果，后者不仅与前者的主动行为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后者还是前者与环境对主体的影响和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结果继续引发相应的结果，因此有意识的行为和无意识的行为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这是一个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

每个主体都是与其他的主体或客体化的主体相对而言的。不同主体的关系是由他们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每个主体的主体性都是一个系统，因此，主体间性就是一个不同主体性系统之间的关系网。

主体之间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他们都带着自己的无意识系统进入主体间的合作，并据此产生新语境下的有意识系统。换言之，每个审美主体在新语境下形成自己新的主体性系统，并与其他主体的新的主体性系统进行合作。这是一个主体自身的新旧主体性系统结合和与其他主体或客体化的主体的新主体性系统结合的复杂的实践活动。

不同主体间合作的复杂性具体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的主体性系统相对复杂，而有的系统则相对简单。它们在层次上可能不对应，处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可能会在数量上不对等，而处于对应关系的概念可能在程度上有差异。其次，不同主体的新的有意识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而固有的无意识系统存在不对等。因此，当不同的主体需要任何形式的合作时，除了他们自身的主体性会在系统内不同的层次上发生冲突外，这些系统之间也会在不同的层次和概念上发生不对应和不对等现象，甚至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则对此进行协调，实践活动的结果就是协调的结果。这个结果未必如愿以偿，因为进行协调的主体未必有能力或者意愿综合考虑主体间性如此复杂的关系。没有充分考虑不同主体的主体性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实践活动不可避免的影响，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存在，因此，主体审美能力的培养是提高整体意识和拉近愿望和结果距离的保证。

二、翻译主体与翻译主体间性

翻译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作者、委托人、赞助人、出版商、读者和翻译评论者等。翻译主体的主体性由翻译主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和行为结果组成，前者包括翻译主体的翻译目的、需求和追求等，后者包括译者在实现前者及长期以来受到环境影响和制约的过程中形成的习惯、个性、知识、能力、信仰、世界观、人生经历等因素。他们的主体性会自然而然、或多或少地融入翻译过程中。这里的翻译过程指的是为什么翻译、翻译谁的作品、翻译哪部作品、由谁来翻译、为谁翻译、如何翻译等一系列环节。

翻译主体间性是主体间性在翻译领域的体现。翻译主体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翻译主体间性。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翻译主体的主体性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翻译主体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和行为结果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其各自的方式融入翻译过程的不同环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译文的产生，比如译者的双语能力和文化素养能否够胜任整个翻译任务，是一个影响最终译文的关键问题。更为棘手的问题是，不同翻译主体的翻译目的可能不同，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会有差异，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点便成为翻译的主要问题之一。最终的译作就是这些主体之间或主体与客体化的主体之间相互合作、冲突和协调的结果。主要协调人就是译者。

译者的主体意识越强，其抉择中体现的主体性就可能越充分，这意味着译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译者可以选择不张扬主体性而屈服于其他参数系统，趋向于作者系统或读者系统，或者在它们之间保持平衡；译者也可以选择张扬自己的诗学，满足自己的需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译者还可以尝试在作者、译者和读者系统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然而，如果主体意识不强，译者一般很少坚持自己的追求，而是把重点放在作者或读者系统上面，或者是这两个系统的平衡上。因此，虽然译者的主体性也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其主体性发挥的作用却会大打折扣。

三、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

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是探讨翻译过程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它们相互关联但又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均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它们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扮演的不同角色。译者中心更多地强调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行使决定权，是翻译行为的实施者，而译者主体性则突出译者无论做出什么决定，都是译者的能力素养、诗学、需求、动机、目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与翻译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的主体性决定译者翻译过程中做出的决定。

译者中心指的是译者位于所有翻译主体的中心位置，是译者连接着作者、委托人、赞助人、出版商和读者。他们的需求只能通过译者的翻译活动来体现。是译者承担具体的翻译工作，使翻译主体的合作变成了最终合作的结果——译作。因此，译者是使一项活动成为翻译的基本要素。翻译主体间性对翻译的制约和限制也给译者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因为这些制约和限制涉及不同的翻译主体间性，主体之间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会产生很大的张力，向哪一方倾斜及如何倾斜则取决于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根据某个、几个或多个限制和制约决定翻译什么和如何翻译，即是否对原文增删、是否保持原作的体裁和语体、倾向使用何种翻译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杂合翻译策略等。无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有多大的话语权和自由空间，它们都不能影响译者作为翻译中心的地位。无论其他翻译主体对翻译的过程有何影响和制约，无论他们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无论译者面临什么样的抉择，毕竟是译者最终做出选择，并通过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把这些选择付诸实践。

译者主体性是主体性在译者身上的体现。译者主体性包括译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行为和行为结果。前者包括译者的翻译目的、诗学、需求、追求、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等，后者包括译者在实现前者和长期以来受到环境影响和制约的过程中形成的个性、双语知识、双语能力等因素。在自己的主体性与其他主体的主体性发生冲突时，译者正是用自己的审美能力认识主体间性的复杂性，以自己的诗学、翻译目的等为出发点，来协调主体间性中存在的矛盾，并据此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用自己的双语和文化知识进行翻译，最终产出译文。学贯中西的辜鸿铭的中国古文典籍英译就是译者中心和译者主体性的例证。

（一）辜鸿铭与中国古文典籍英译

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辜鸿铭先生（1857—1928），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父亲辜紫云是马来西亚一个香蕉园的总管，母亲为葡萄牙人与马来人混血。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罕有的学贯中西的怪才。1867年，辜鸿铭随其义父，即橡胶园主、英国商人布朗，前往苏格兰。布朗先生安排辜鸿铭在家接受教育，对他的学业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他熟读、背诵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培根的作品，这为他的英语能力和西方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14岁那年，辜鸿铭被送到德国学习科学，不久考入莱比锡大学。回苏格兰后，又进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就读。他精通英、德、法、拉丁文、希腊文等九国语言，尤其擅长英文写作，通晓文学、法学、工学、土木、儒学等文理学科。1881年岁末，他结识《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三日倾谈后，辜鸿铭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变，开始倾心仰慕祖国文化，从此埋头苦读汉学著作和中国古代典籍，对中国学术思想很有感悟，成为我国第一个将国学经典介绍到国外的人。而在此之前，将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成英语的都是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

布朗先生对义子寄予厚望。他曾告诉辜鸿铭：“我若有你的聪明，甘愿做一个学者，拯救人类，不做一个百万富翁，造福自己。让我告诉你，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都想侵略中国，但是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学者却都想学习中国。我希望你能够学贯中西，就是为了你能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能够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上真正是人的生活！”

辜鸿铭用归化的翻译策略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向西方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影响巨大而深远，以至于在西方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辜鸿铭有着“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和精神的使命，他有明确的目标读者，即受过教育的普通英国人。他在《论语》译序中指出：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态度。鉴于中英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为了忠实、准确地反映原意，应该在译文中对原文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尽力保全原作中的形而上学气息。^[2]

虽然辜鸿铭有强烈的东方情结，并肩负用东方文化教化西方的使命，但辜鸿铭的中国古文典籍英译采用的却是归化策略。鉴于他熟知中西文化，了解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他深知只能用归化的策略才能更好地实现他的向西方传播东方文明的翻译目的。辜鸿铭在“英译《论语序》”中指出：“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3]以英文政论文风改疑问句为陈述句，并据此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论是在语篇还是文化词汇上，他都考虑到读者的审美情趣，采用英国人习惯的篇章结构和表达方式，对人名和地名以解释的方式翻译，并在译文和注释中进行了大量的中西文化对比，引证了不少西方作家和思想家的话语，以帮助西方读者了解孔子的思想。这种翻译策略的应用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辜鸿铭有强烈的读者意识，采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他的译文用了地道、纯熟的英文，这和他的个人教育经历是分不开的。辜鸿铭先生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出众的英语能力，他的译文不但最好地保持了《论语》的神韵，而且翻译精确秀丽，一些注解帮助国外的中国文化爱好者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理解《论语》中孔子的思想，从而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在西方广受欢迎，他也因此在西方名声大噪，他的译本一度成为莱比锡大学指定的必读书籍。^[4]

（二）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

张扬个性而不拘泥于原作是译者主体性的一个比较极端的表现。这一类的译者一般都有很高的语言文化造诣，自身就是作家或诗人，因此在翻译时也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模糊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除此之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译者翻译的目的与其说是把翻译当作谋生的一种手段，不如说是把翻译当作了自己毕生的事业。英国文学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翻译《鲁拜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Rubaiyat是公元9—10世纪出现在波斯一带的四行诗体，一、二、四行押韵，内容多感慨人生如寄、盛衰无常，以及时行乐、纵酒放歌为宽解。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Omar Kyayam，1048—1131）创作了大量的Rubaiyat，但他在有生之年并不以Rubaiyat而闻名，当时他是著名的神学家、天文学家，曾受命修改历法、主持兴建天文台等。后来使他的诗作闻名于世的是其诗歌英译文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出身英国上流家庭，是剑桥大学毕业的文艺青年，萨克雷（Thackeray）、托姆森（W．H．Thompson）、丁尼生（Tennyson）等都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继承庞大家业，生活无虞，所以他多半时间都花在读书写作上，是当时著名的写信高手。1852年菲茨杰拉德开始学习波斯语，并从老师爱德华·百列斯·考维尔（Edward Byles Cowell）处得到了收录158首海亚姆创作的Rubaiyat的手抄本。菲茨杰拉德翻译了这些诗作，1859年匿名自费出版《欧玛尔·海亚姆之鲁拜集》。译作出版之初备受冷落。英国著名诗人罗塞蒂（D．G．Rossetti，1828—1881）和斯温伯恩（A．C．Swinburne，1837—1909）无意间发现了菲茨杰拉德的译作，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就这样，海亚姆的Rubaiyat随着菲茨杰拉德译本的流传影响逐渐扩大。菲氏的初版译文共收Rubaiyat 75首，之后不断修改和重新编译，分别在1868年、1872年、1879年和1889年再版，后三版译诗为101首。菲茨杰拉德并非Rubaiyat的第一位英译者，但他的译诗却最有生命力，而且早已被视作英诗的杰作。^[5]

菲茨杰拉德的译文与原文有较大出入。菲茨杰拉德在写给考维尔的信中写道：“我的译诗也许会使你感兴趣，不仅由于诗的特有形式，也由于好多方面的细节，我完全不照字面上意义去解释；而把许多诗捣碎后又糅到一起。”^[6]查尔斯·艾略特·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认为：“我们称菲氏为译家，是因为我们欠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来表示诗情由一国语言向另一国语言之‘诗的转换’，与原诗的意境用一种不完全相异而适合另一时地习尚之新态的形式之再现，这是受了一个诗人的作品之灵感而作的一个诗人的作品；这不是翻译而是一种诗的灵感之再现。”^[7]成仿吾曾评论道：“把波斯的诗的灵感Poetic inspiration用英文再现出来，而不拘泥于它的形式，这是菲氏的工程。”^[8]

菲茨杰拉德将一、二、四行押韵的Rubaiyat改为“a—a—x—a”的形式，即第一、二句押韵，第三句悬搁起来，第四句又回到前两句的韵脚。以书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作为例：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9]

菲氏的译诗中仅有49首是对原诗忠实而优美的翻译，44首是由原诗两首以上的诗作合并而成的，……另有2首是根据莪默·伽亚谟的诗歌精神而自创的。^[10]

菲茨杰拉德的教育背景、文学造诣、生存状况、朋友往来等使他的创造性叛逆成为一种必然。正是他富有创造性的译作使《鲁拜集》默默无名的作者享誉全球，成为世界上必读的信仰类图书之一。在中国，以裴氏英译本为原本的中译本有二十多种，郭沫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名家都翻译过《鲁拜集》，菲氏译本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三）林纾翻译与桐城派古文

译者的文字素养对译作也有巨大的影响。林纾（1852—1924）是近代文学家和翻译家，他早年博学强识，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后任教北京大学。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与他高超的古典文学素养有着巨大的因果关系。林纾翻译小说的模式是，他几乎与口述者对原文的讲述同步，翻译速度是每小时近千字。“对原著内在审美特征的感受，使他越过了语言和文体的域限，忽略了对象的‘小说身份’，而直接进入对象的内在审美形式中，因此才可能与他浸淫最深的古文，在审美体验上联系并融会到一起。”^[11]林纾的文学造诣和古文功底使这种合作翻译之神速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他的翻译在士大夫中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作者与译者主体间性

翻译主体间性可以发生在多个翻译主体之间，如作者与译者之间、作者与出版商之间、出版商与译者之间、出版商与读者之间、译者与读者之间等。本节将重点关注作者、译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包括作者与译者的合作翻译与作者和译者为同一人的自译。

一、他　 译

作者与译者的互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翻译的作品有关。苏童就曾经因为翻译他人的作品或他人翻译自己的作品而与其作者或译者进行交流。“作家和翻译家见面，恐怕交流大都是围绕作品进行。我本人与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勒克莱齐奥有多次交往，每次差不多都是向他提有关作品理解的问题。我翻译他的《奥尼恰》，就他作品中的词语和句子如何理解，发过多次邮件。这些交流，对准确理解作品非常重要。”^[12]

在接受采访回答是否熟悉自己作品的译者，与他们有过怎样的交流，以及他们中间是否有与自己关系比较好的译者等问题时，作家苏童做出这样的回答：

你列举的这些译者中，我与葛浩文、杜迈可和法国的安妮·居里安比较熟悉一些，因为在访问美国与法国时有较多交往。有一段时间，葛浩文的文学经纪人，也曾经充当我的国际版权经纪人角色。私人关系比较好的译者有意大利的米塔、罗莎，荷兰的林恪。因为葛浩文和米塔、林恪翻译我作品较多，每逢翻译期间，他们会经常主动联系我，通过邮件与我探讨某些词语、句子的细节问题。^[13]

作者与译者的互动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与作者和译者的双语水平有较大的关系。如果作者的外语水平有限或者不懂外语，作者与译者的互动只能是译者单纯地就原文的理解求教于作者。如果译者的文字水平低于作者，其译作的语言与作者相比会相对逊色。如果作者的双语水平较高，作者和译者的合作范围则大得多。如果译者的双语水平高，译者可以选择或不选择让他的译文在文字上超越原文。这些都是译者与作者在合作时需要面对的问题。苏童对此问题的态度是宽容和感谢。

我一直对翻译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抱有宽容的态度，不是一个姿态，而是出于基本理性。即使我自己的小说中也常出现各种硬伤和软伤，怎么可以要求译者永不出错？……翻译的过程，是原作者与译者共同展示的过程，除了作者的那片天地，译者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译本中泄露母语的天机，不仅是文字语言方面的，还有知识储备，还有思想教养方面的。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可以以母语的色彩，替原作的缺陷化妆。所以，我不在意译者的中文有多好，如果译者的母语好，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福音。^[14]

老舍和埃达·浦爱德（Ada Pruiit，1888—1985）的合作范围要广很多。老舍的英语不错，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旁听，主要靠自学，曾在英美两国讲学，英语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为他们之间合作的多元方式提供了可能，并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舍的《四世同堂》写的是老北京的故事。当旅居美国的老舍完成《四世同堂》后，浦爱德主动向老舍提出翻译这部作品。1948 年3月到8月期间，浦爱德在老舍的帮助下完成了《四世同堂》的英译工作，于1951年以《黄色风暴》为名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

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四世同堂》，分工各有侧重，也有重合。老舍和浦爱德合作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老舍将手稿念给浦爱德听，她直接翻译并打写英文稿，之后再进行润色。“由于老舍本人英文水平相当高，因此也不断地提出不同的翻译意见，浦爱德后来回忆说，‘他掌握的英语要比他自己承认的多。在我打字时，我一边说（译文）一边打，他经常会进行挑战和纠正。我们针对一些纠结的问题进行讨论。’”^[15]浦爱德在写给她的好友费正清夫人的信中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最后一部的中文版当时还没有印刷，他给我念的是手稿。”^[16]

浦爱德与作者老舍的合译使得浦爱德在翻译策略上的选择权与其他类型的译者相比又多了一种限制。作为作者的老舍有更大的决定权。老舍对翻译策略的操纵有多重原因。首先老舍熟悉中西语言文化差异，也知道伊文·金改编《骆驼祥子》大获成功，因此他意识到英语小说和中文小说在叙事情节和受众方面大不相同，其次，中文版《四世同堂》有100万字，因此，老舍在翻译时有大量的删节。

正是在翻译策略上，浦爱德与老舍产生了分歧。浦爱德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偏爱异化的翻译策略。浦爱德是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的父母都是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很早就来到了中国。1888年，浦爱德出生于山东省黄县（即今天的山东省龙口市），由中国保姆带她生活到12岁。13岁才开始入读位于山东芝罘的英国学校。从出生到1939年离开为止，浦爱德在中国生活了50年，称中国为“母国”而美国则是“父国”。青年时代的浦爱德广泛阅读了中国古典和现代的小说、诗歌，并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了几篇关于北京的短篇小说，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

身为美国人的浦爱德一直被遗忘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比起有限的西方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她更多地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身份元素。在费正清（John Fairbank）为浦爱德的英文传记《在中国的童年》（A China Childhood，1978）所写的序言中，他这样评价道：“当她故事停止的12岁那年，这个小女孩已长得更中国化，而不是美国化。她已经学会通过周围阿妈和其他中国人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与其他大部分美国来华传教士子女相比，浦爱德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使得她更认同中国传统文化。

…………

面对来自中国文化内部和美国文化对她身份中的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冲击，浦爱德除了从事各种与中国有关的社会活动以外，更是通过写作、翻译等文化活动来努力守护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以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

…………

当记录下中国男男女女的故事时，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表达了自己另外一面的诉求。^[17]

“翻译这样一部描写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对浦爱德来说，她更多地是在寻回和建构自己文化身份中一直默守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18]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对她翻译策略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她趋向于异化翻译策略。

“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中国味儿，她常把英文弄得很不连贯”……老舍是语言大师，对中文的成语、习语等运用非常娴熟。在《四世同堂》的第一章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成语和习语，而浦爱德基本上都采取了直译的方式，比如：兵荒马乱（scourge of soldiers，rampage of horses），斩钉截铁（cut a nail in two or to split iron），搓拳磨掌（clench his fist and wring his hands），串通一气（of one breath with them），吃尽苦处（eat all kinds of bitterness），即使天塌下来（even if the heavens fall），人心不安（the hearts of people have no peace）。^[19]

然而，虽然浦爱德的译者主体意识很强，她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还是受到了质疑。

来自既是作者又是合译者的老舍以及出版代理商对其翻译语言的怀疑，迫使浦爱德不得不在语言翻译方式方面有所调整。如果我们把《四世同堂》英译本与《在中国的童年》一书在语言上稍作对比的话，就会发现浦爱德在对语言的处理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在中国的童年》中，浦爱德大量“使用了许多只有中国与中国文化中才有的名称和句子，而这些常常会使国外研究浦爱德的人很感莫名其妙”，比如tou－fu－nao（豆腐脑），To nien ti tao lu tso ch’eng ho；To nsen ti his fu ao ch’eng p’o（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但在《四世同堂》的英译本中，却没有这种类似于音译的翻译方式。不仅如此，浦爱德还采用注释、更换词语意象等方式来处理一些颇具中国文化色彩的词白。^[20]

老舍的翻译目的与浦爱德的人生经历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鉴于老舍作为作者的声望和来自出版社的压力，浦爱德让步了。这些都是译者平衡自己与其他翻译主体的主体性的表现。

二、自　 译

还有一种作者与译者的主体间性的体现是自译，即“翻译自己作品的行为或者是这样一种行为的结果”^[21]。自译可以分为即时自译（simultaneous auto－translation）和延时自译（delayed autotranslation）。自译包括外语译成母语，也包括母语译成外语。自译是一种并不罕见的翻译形式，殖民、移民、全球化和双语的使用等使得自译成为可能。泰戈尔、纳博科夫、林语堂、张爱玲、白先勇、萧乾都曾翻译过自己的作品。

无论是在翻译的本质上，还是在作者、译者和读者等翻译主体的基本参数上，自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作者与译者为同一人，因此，译者的自由空间较大，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作对原著的忠实程度。自译与他译相比的主要区别体现在理解和表达两个环节，它们均与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度有关，而这个忠实度也是时空的体现。

相比较而言，自译者和他译者在对原作的理解程度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译者的翻译目的是尽量忠实于原作，具有双重身份的译者比只具有单重身份的译者“或可最低限度地减低语言转换所带来的原有思想与审美性的丢失”^[22]。虽然自译者在理解环节上优于他译者，但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想当然地把忠实于原作当作自译的目的。

自译者对原作忠实的程度涉及原作的创作与翻译的时空距离。时间主要体现在物理时间上，而空间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审美空间上。一般而言，物理时间距离远，审美空间变化则大，随着时间的流逝，审美主体在知识、思想、素质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也不排除在短时间内由某个特殊事件引发的思想巨变。

一般情况下，自译者思想变数较大，但从语言表达方面来看，译者的表达能力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如白先勇自译的《台北人》，对原作做了一些修改和调整，弥补了原作的不足，澄清了模糊之处，让自己的意图更加明确。自译者的思想、诗学和文字能力的变化均对自译的过程和结果产生巨大影响，尤其体现在翻译的自由度、翻译策略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因等方面。

身为作者的译者在特有的自译动因触发下或强烈的“自我完善”心理驱动下，增删自如、改写或二度创作十分常见，几乎成了“扔掉镣铐跳舞”。自译者的这种创造性阐释通常表现为：1）无中生有地“增”，即自译者为了关注读者期待视域，在译文中对作者的意图进行补充，甚至进行有意识的创造性阐释，其本质上与文外注释相同，但所不同的是自译者可以自由地添加内容，所增添的句子甚至段落是原文中根本不存在的。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中国人的宗教》，其原作Demons and Fairies共50段，译作除有2段删除外，却新增了20段。2）大刀阔斧地“删”，即文学自译者通常都是作家，往往认为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心中有数，为了传达原作的精神，作品中的某些细节在他们看来可能无关紧要，自译时他们对这些细节进行大刀阔斧式的删除，这一点有萧乾的自译为证（林克难，2005：45）。3）随心所欲地“改”，即有些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策略与方法超出了翻译常规，与原著相比，似乎已经不是翻译，而是改（重）写乃至二度创作。据统计，张爱玲的散文自译作品平均对原文内容的改动接近50%，符合写译理论保留原文50%以上内容的量化标准（陈吉荣，2009：105）。^[23]

“这样的‘翻译’，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了，它更是作者使用母语所进行的一次重新思考、体验与表达。”^[24]

随着思想的变化，自译者对原作探讨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在译作中体现出来。“自译者欧阳昱在《翻译自己，重塑自己》（2003：8）中指出：‘作为一名自译者，我更有十足的把握相信自己是在通过自译重塑自我，是在提升而并非降低文字在目的语中的质量。’”^[25]纳博科夫自传性的自译作品《说吧，记忆》经历了将自己的俄罗斯记忆法语化、英语化、俄语化和再次英语化的过程，每一个自译本不仅修正了原作的语言错误，还在内容上深化了作者的俄罗斯记忆。

无论是增删还是肆意地改，都不是自译独有的特征，在他译者身上同样存在，这在严复的《天演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译者与他译者的区别不在于对原著忠实的质，而在于忠实的度及引起叛逆的原因。虽然创造性叛逆在不同形式的翻译中都存在，但相比而言，整体上看，自译的叛逆程度更高一些。

造成自译叛逆程度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译者与作者为同一人，译者与作者在时空上的冲突变成了身兼二职的同一人在不同时空的两个自我的冲突。这直接影响到译者与作者审美时空的差异。他译者与自译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物理时间在后的他译者的审美能力和素养未必能够超过作者，而且译者与作者的审美能力和素养是否大致相同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就初衷而言，如果译者比作者逊色，倾向于忠实原著就成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即使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叛逆的情况，一般也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他译者在某些方面优于作者，他译者根据翻译目的既可以选择倾向于忠实原著，也可以选择超越原著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叛逆。但是即使他译者选择忠实于原著，叛逆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译者的认知和表达能力无时不在影响着他的行为，包括他的翻译。

自译者与他译者的第二种情况有较大的相似性。自译者和作者为同一人，但由于翻译在后，由此形成同一人的不同时空。翻译时的作者比创作时的作者在认知能力和素养方面一般有所提高。如果自译者应该能更好地体现作者意图，自译者更清楚自己的意图，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自己真实的意图，这样作者和译者的意图合二为一。值得指出的是，创作和翻译的两个不同的审美时空在翻译时也合二为一了，即用翻译时的审美时空替代了创作时的审美时空。在经历了创作原文的过程之后，与他译者相比，自译者更容易把翻译的过程感受为创作过程，尤其是在享有没有作者制约的特权的情况下。自译者在对原作进行创造性叛逆时受到的制约要相对地少，因为自译者至少不必担心作者对译作中的创造性叛逆提出异议。

除了自译者本身的变化，目标读者对译作的形成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纳博科夫自译作品时始终将目标受众和目标文化放在首位。他采取的自译策略有释义文本（paratext）、重写文本（palimpsest）、临时调整（pre－emption）和模仿（patterning and parody）。这些策略的同时运用旨在构建和劝导具有不同文化感受力的新受众，从而给纳博科夫的作品平添一种不凡的黏合力。^[26]

第三节　译者间性

译者间性也是主体间性的一种形式。一本书可以由多个译者合作完成，常见的形式是多个译者分工翻译原著的不同章节，他们互动的形式常常是保持译文语言风格、术语、专有名词等的统一，然后分头翻译。另一种互动形式是组织严密和等级森严的翻译模式，由执笔的译者和学术权威组成翻译共同体，学术权威的职责是把好翻译质量关。译者的互动形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原文本的类别、作者的身份、原文理解和表达的难度、译者的双语水平、译者的国别等因素。

一、学术共同体合译

一般情况下，需要执笔的译者和学术权威组成翻译共同体把好译文质量关的文本本身或者作者的身份比较特殊，宗教经典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就属于这一类。这种文本的翻译耗时长，涉及的人力多，译文的质量一般都比较高，成为译作的典范。以钱锺书参加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诗词》英译为例：

至于第四卷的英译，据前引程镇球的回忆，他在1960年夏参加仍由徐永煐主持的第四卷英译工作，同时参加的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等，为译稿润色的有外国友人马尼娅与柯弗兰等。工作地点在万寿路18所。初稿完成后，又由章汉夫组织审定，地点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至1961年春全部完成并出版。因而就国内出版而言，《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比之前三卷英译本提前面世，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毛选》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工作程序，钱锺书先生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也作过“润色”。程镇球文中说：“钱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进行过润色。徐永煐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煐写于1962年3月的《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前三卷“英译旧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议由程镇球、SOL（即SolAdler，中文名爱德勒）、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在介绍钱锺书时，他写道：“（钱）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陷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把这三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地、细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结合的效果。”钱先生大概是作为“技术”、“旧人”的一方被“结合”进去的；至于“英文汉文”兼擅于一身，比之程、SOL两位似更具优势；而“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则是无人可比了。可见钱先生在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27]

自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63年出版由钱锺书同志主持翻译的英译本《毛主席诗词》后，围绕着对诗词的翻译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甚至毛泽东本人还专门“口头答复”了钱锺书、袁水拍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也可以说明毛主席本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这以后便成立了中宣部文艺处领导袁水拍任组长，聚集了外交部的乔冠华、英译毛泽东选集委员会委员钱锺书、《中国文学》负责人叶君健等为组员的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该小组的任务是，对英译后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修订或重译，最后出版单行本。^[28]

这种形式的集体翻译一般会趋向于忠实原作，对作者的忠诚超越一切，忠实地传播作者的思想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这也就是需要众多译者和专家集思广益的原因。而极端的译者的个性张扬一般在个体译者翻译中出现，因为译者不需要保持与其他译者的一致。

二、合作翻译

翻译包括理解和表达，译者合作可以体现在这两个方面。译者可以是同一国别的，他们可能将一部原作分成几个部分，他们互动的形式常常是保持译文语言风格、术语、专有名词等的统一，然后分头翻译。有的译者外语水平高，但母语水平欠佳，这时他会与外语水平欠佳，甚至是不懂外语，但母语水平高的人合作，林纾就是很好的例子。

林纾的译作创造性叛逆的程度相当高。林纾不懂外语，而是与魏翰、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合作翻译。合作方式是听到口译后他用自己的语言把它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这样的译作往往忠实度相对没有可读性那么高。但由于可读性强，所以这一类的译作也颇受欢迎。

中国历史上中外合译的例子很多，如中外合作翻译佛经十分普遍，由印度僧侣解释经文原文，再由中国助手翻译成汉语。明清两代的科技翻译也是采用中外译者合作的方式进行的。明末，以徐光启和李之藻为代表的本土学者与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合作翻译科技书籍。徐、李二人为富国强民，毕生致力于引进西学，翻译西书，但他们不精通西文。中外合作翻译的形式是或由外国人口译，他们笔述，或传教士笔译，他们润色。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戴乃迭也以润色译文语言为主。

第四节　翻译利益相关方之利益平衡

翻译涉及不同的主体，他们从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中收获相同形式或不同形式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有时是共同的，有时也会有冲突。虽然翻译主体需要协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但协调是否充分则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问题。然而，既然翻译主体都参与了翻译的不同环节，那么他们之间关系协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作的效果。因此，如何平衡各个翻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利益相关方之利益平衡

利益相关方指的是一个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其中的审美客体以相应的方式与审美主体发生着联系。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从行为中获得或损失利益。利益相关方可以分为主要利益相关方和次要利益相关方。其中主要利益相关方指的是为确保一个行为的发生而不能或缺的利益相关方，次要利益相关方指的是不影响一个行为发生的利益相关方。次要利益相关方依附于主要利益相关方而存在。一个行为可以只涉及主要利益相关方而不涉及次要利益相关方。

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它是以利益为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相关方形成的集体。它既包括主要利益相关方，又包括次要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而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和体现方式也有多个维度。内容因利益相关方的性质而定，体现方式也因此会有限定的和开放的之分。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义务与行为过程的阶段有关，而它们的利益则体现在整个行为过程中。

不同利益相关方就其合作有各自的期望目标利益和实现目标的相应手段。利益体现的形式是多元的，可以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即刻的和长远的。不但各个利益相关方获得的利益能以相同的或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而且获得的利益大小也会有所差别。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得到的重视程度也不同，并直接影响最终行为结果给各方带来的利益。

各方从中获得的利益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对比：个体维度和集体维度。从个体维度看，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都有不止一种收益形式，它们的总和之间可以进行对比。从集体维度看，可以对比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总和，还可以对比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总和。前者与后者是联动的关系，各方利益整体和谐程度与所有利益相关方获得利益的总和成正相关：如果某一方获得的利益是以过分牺牲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为代价，整体利益的总和则小；如果足够多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和体现，整体利益的总和则大。

利益的获得可以分为两极，最高收益和最低收益，它们之间形成一个连续体。最高收益是追求的目标，而最低收益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事实利益的获得则位于两极之间的某一个点。各方利益获得重视程度的大小与利益相关方的审美主体的合作理念和素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利益相关方的目的是发现影响利益获得的原因，保证每个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有效联动。

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指的是在考虑到利益相关方之间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各个利益相关方各自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因此使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总和最大化。这是收益连续体的一个极端，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都能够最大化，集体利益也因此无法最大化。影响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因是利益相关方缺乏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联动的意识，当然也就谈不上保证集体利益最大化。利益相关方缺乏全局观念，有的过多关注自己一方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但任何一方的利益受损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的利益相关方，最终影响到集体利益最大化，包括过多关注自己利益一方自身的利益。因此，任何一个利益相关方都应该有全局意识，特别是在合作的不同阶段，掌握话语权的利益相关方要充分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促进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二、翻译利益相关方之利益平衡

翻译是一个由多方合作才能完成的有意义的实践活动。每一方都从合作中获得相同或不同的利益。翻译利益相关方指的是翻译主体，它们包括作者、委托人、赞助人、出版商、译者和读者等。其中，在一般情况下，作者、译者和读者是主要利益相关方，而委托人、赞助人和出版商则为依附于主要翻译主体的利益相关方，在极端的情况下，翻译活动甚至可以不涉及他们，比如教师把英文课文翻译给学生。

利益相关方从翻译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是多元的，有名利的，也有思想的和知识的等。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也有异同，获得的方式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或直接和间接杂糅在一起的。就作者而言，利益主要体现在通过译者的翻译，传播自己的思想，建立、巩固和提高自己作为作者的声誉和获取经济收益；出版商传播的是通过译者翻译的作者的思想，目标是建立、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声誉，并获取经济收益；译者传播的是自己翻译的作者的思想，建立、巩固和提高自己作为译者的声誉并获取经济收益，作为教师的译者获取的利益是由学生的英语成绩体现的；读者从翻译活动中获得的利益相对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获取思想的养料和知识。虽然如此，读者在整个利益链中的位置是至上的，因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利益的获得都以满足读者的利益为前提。读者购买了译作，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才可能逐一实现。读者的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获益成正相关。

翻译给利益相关方带来的利益体现在翻译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阶段涉及相应的翻译主体。广义的翻译可以分成翻译前、翻译中和翻译后三个阶段。有的翻译主体参与不止一个阶段的活动，他们参与不同阶段的形式是多元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比如有的翻译主体身兼作者和译者双重身份；出版商不仅负责翻译后的译作出版工作，也可能对作品及翻译策略的选择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读者不仅活动在翻译后阶段，他们也可以对翻译前阶段和翻译中阶段产生影响。由于不同的翻译阶段可能会有两个甚至多个翻译主体的参与，他们的利益在翻译过程中会发生冲突。虽然冲突会达成一种妥协，妥协的结果就是译作，但冲突方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和谐的统一，对利益相关方的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在“尚未”中探寻翻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平衡

翻译主体间性是翻译的一个属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翻译主体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只是无论在翻译理论还是在翻译实践中，翻译理论家和翻译主体还未普遍意识到它的存在。因此，如何保证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并使个体和集体利益最大化，还是一个全新的话题。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的新哲学的核心“尚未”对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大的启示。

“尚未”是主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推动力，就主观意识而言，“尚未意识”是一种向未来可能性开放的期盼意识，它是乌托邦意识的心理基础。

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了创新，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托邦的精神》《本时代的遗产》《主体——客体》《图宾根哲学导论》《希望的原理》等，使形而上学重新成为真理与现实。

布洛赫的第一墓志铭就是“思维就意味着超越”^[29]。超越就意味着向美好的迈进。因此，希望是世界的主要内容。

“希望的原理”，这句话是恩斯特·布洛赫的第二墓志铭。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布洛赫把希望作为人类展望未来、纵览全体的原理和范畴。在他看来，人类是不能没有希望的，没有希望，就没有梦，没有梦，就没有努力，就没有成功，就归于灭亡。

布洛赫全部哲学的宗旨就是要阐明整个人类精神史的中心在于预先推定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梦，即一个没有贫困、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学范畴的“希望”集中体现了人类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意图。因此，他以“望”为本，揭示了人类学—存在论内涵，奠定了希望的形而上学，从而获得了20世纪“希望哲学家”的雅号。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是一门博大的哲学人类学，也是一门世界形态的新的形而上学，其基础是“尚未存在的存在论”（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在他那里，S还不是P（主词还不是宾词），新形而上学与人类学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30]

布洛赫的哲学中包括四个现实哲学主题：自然过程哲学、人的解放哲学、美学和末世学。就自然过程哲学而言，“物质是一种‘动态存在’，物质既是存在得以显现的‘地平线’（Horizont），又是存在得以生成的‘母腹’（Schoss）”^[31]。物质的属性是运动，面向未来，永远在生成的过程中。未来以现在为基础，但超越现在。

布洛赫的解放哲学“展现了‘具体的乌托邦’的希望目标，即‘热爱自由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继承和光大天赋人权的遗产，建立一种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无阶级社会”^[32]。人人享受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是人类解放的目标，它鼓舞人心，是指明前进方向的灯塔。

美学也是充满希望的哲学主题。布洛赫建立了“前假象美学”（Aesthetik des Vor－Scheins）。“按照他的美学观点，艺术是关于乌托邦意识的显现和尚未形成的现实的象征；幻想是艺术家的核心能力，艺术家的假象不仅仅是单纯的假象，而是现实的前假象图景。”^[33]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尚未的“母腹”，是未来现实的预演。

布洛赫的末世论指的是终极目标视域。他强调末世论是推动人类社会迈向美好世界的伟大动因。由此“尚未”成了布洛赫希望哲学的中心。

物质是开放的、向前发展的存在，作为尚未完成的“隐德莱希”（Entelechie），物质停留在两个世界序列中：人类历史与宇宙自然。因此，物质不是固结于经验的、朴素的静态唯物论状态中，而是在思辨的、过程的、动态的唯物论中向前形成其映象。于是，布洛赫终于在“尚未的存在”（Noch－Nicht－Sein）这一趋势中找到了物质的最终目标及其可能成就。

…………

不但物质本身，自然和历史在质上也总是向新事物敞开着的；未来中的一切现实形态都起源于自身的动态存在，是一种趋势—潜势；包括前意识、无意识在内的人的一切意识乃是对物质自身的反思，是对尚未存在者、尚未完成者的映象。

在他那里，“尚未”（das Noch－Nicht）的反映形式是预先推定、乌托邦、客观幻想等，但这一系列反映形式完全不同于妄想或梦想。如果说妄想和梦想根植于任意主观世界，那么尚未的反映方式则既根植于人的主观性又根植于客观世界的倾向性和潜在性中。对象世界是一个未完成的、不完满的世界，恰恰从对这种未完成实在的主观不满出发，乌托邦等尚未的反映形式转化为一种能动地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34]

“尚未”意味着人意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够好，也意味着自己可以做得再好一些。“尚未”是变化法则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人对变化法则的意识和向善的愿望。变化始于意识，实现于行动。既然已经有了平衡翻译利益相关方的意识，行动也就不远了。行动的成功有赖于行动者的审美能力，因此，各个翻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和最大化有赖于各个翻译主体审美能力的提高。本着“尚未”的精神，“最好”在“未来”，审美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它永远没有尽头，但有对比。希望各个翻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即使无法做到最大化，也可以随着翻译主体审美能力的提高，在有翻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的意识的前提下，各方可以得到较大的利益。

翻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既有共同的利益，也有各自独特的利益形式。各个利益相关方应该不仅关注自己的利益，也要了解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形式，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为他们获得相应的利益创造条件。

就作者的利益而言，他思想的精华和独特之处是作品被选择翻译的根本所在。如果作品的语言和艺术风格有创新之处，或者作品的形式本身就蕴含着明显的、独特的含义，出版商应该允许译者在考虑到翻译目的和读者认知水平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文的精华和独特之处，而非一味地迎合读者，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不必要的变动；译者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诗学和世界观与作者的诗学和世界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读者也应该明确译作的阅读目的不可以过于单一。

就译者而言，作者、出版商和读者都应该意识到，译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的主体性中的无意识因素会在不经意间融入译作，但他的诗学、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应该有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不能因为译者主体性的适度张扬而过分遣责译者。

就读者而言，他们的需求、爱好、认知语境等都应该得到出版商和译者的高度重视，在选材和翻译过程中都应该把读者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读者是作者写作、译者翻译和出版商出版译作的出发点和利益实现者。出版商和译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以获取读者方面的相关信息，并作为选材和选择翻译策略的重要参考。

总之，各个翻译利益相关方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有利益共同体的意识，研究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并在决策时关注到多方利益的平衡，实现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注释】

[1]董明：《翻译学的哲学视野》，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1页。

[2]吴欣：《辜鸿铭〈论语〉的英译特色》，《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67—68页。

[3]转引自李霜：《辜鸿铭英译〈论语〉得失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12期，第104页。

[4]吴欣：《辜鸿铭〈论语〉的英译特色》，《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67页。

[5]咸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6]咸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7]咸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8]咸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9]咸立强：《译坛异军：创造社翻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10]同上，第220页。

[11]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12]高方、苏童：《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46页。

[13]高方、苏童：《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46页。

[14]高方、苏童：《偏见、误解与相遇的缘分——作家苏童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47页。

[15]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外国语》2012年第2期，第83页。

[16]胡絜青、舒乙：《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选自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7]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外国语》2012年第2期，第84—85页。

[18]同上，第86页。

[19]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外国语》2012年第2期，第86页。

[20]同上，第86—87页。

[21]Baker Mona：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Routledge，1998，p．17．

[22]杨联芬：《母语还是翻译？——谈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语言》，《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20页。

[23]黎昌抱：《哲学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学自译运作机制研究》，《外语教学》2011年第2期，第94页。

[24]杨联芬：《母语还是翻译？——谈海外华人文学的写作语言》，《华文文学》2006年第1期，第20页。

[25]黎昌抱：《哲学阐释学视域下的文学自译运作机制研究》，《外语教学》2011年第2期，第93页。

[26]黎昌抱：《文学自译研究：回顾与展望》，《外国语》2011年第3期，第93页。

[27]王水照：《〈毛泽东选集〉英译内情点滴》，［2013－09－04］，http：／／www．gs．xinhuanet．com／eyuedu／2008－02／26／content＿12549341．htm。

[28]宛小平：《简析朱光潜被尘封的“英译〈毛主席诗词〉修改意见”残稿》，《中国翻译》2013年第1期，第25页。

[29]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1页。

[30]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6—7页。

[31]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6—7页。

[32]同上，第8页。

[33]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8页。

[34]金寿铁：《真理与现实——恩斯特·布洛赫哲学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482—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