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翻译与文化
无论是战争年代对和平的渴望，还是和平年代对经济繁荣的向往，抑或是和平年代备战的需要，翻译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翻译已经渗透到了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的方方面面。研究翻译就不能不谈文化，而探讨文化就自然会把文化与翻译联系起来。“翻译不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副产品，也不仅仅是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人与文本物理运动的副产品。相反，翻译正是使社会、政治运动发展得以发生的那个进程本身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正是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程。文化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研究文化只研究其表面现象而不深究其形成的原因，是导致许多错误判断和无谓争论的主要症结之一。因此探讨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不仅可以解决许多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困惑，更可以使不同的民族通过翻译传播民族文化和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使对外交流更加顺利和卓有成效，使国家和世界变得更美好。对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的研究可以从许多视角展开，不仅可以研究翻译对文化的影响，也可以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本章将重点探讨语言文化对翻译的制约、翻译对语言文化的影响、翻译与政治的关系和翻译的协调作用四个方面。
第一节 可译与不可译
狭义的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决定语言的形式，而语言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文化。语言文化的一体性给任何两种语言间的翻译提出了挑战，特别是两种差异巨大的语言间的翻译。可译与不可译是翻译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但何谓“可译”和“不可译”？什么何时是“可译的”？什么何时又是“不可译的”？如何解决“可译与不可译”问题？
讨论可译和不可译问题之前，应该对可译和不可译进行严格的界定。传统翻译理论有关可译与不可译的争论局限在语言的层面：（1）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原则上是可能的；（2）在译语中找到源语语言单位的等值物是可能的。[2]第一个层面指的是整体上说翻译在两个语言之间是可能的；第二个是从微观层面来讲，具体的语言单位可以在译语里找到它的等值物。哲学家贺麟在《谈谈翻译》中指出：
从哲学意义上讲，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其中包含理解、解读、领会、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而译文与原本的关系，亦即言与意、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在某些神秘直观论者（如柏格森）看来，这种交往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生命意识、直觉的精神境界是丰富多彩、活泼不拘的，岂是以枯燥单调的语词概念所能穷尽和表达的？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妄言”是可能的；但言不可尽意却可表意，文不可尽道却可载道，因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思枯燥，言语亦随之枯燥；意思活泼，言语亦随之活泼；意思深邃，言语亦随之含蓄、深远。未有心中真有意思而不能用语言表达者；凡绝对不能用语言表达者即为无意思。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为一，后者为多。二者颇似哲学中谈论的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就此理解，意与言、原文与译文，应是统一的，道可传，意可宣。某一真意，可用土语向本乡人传达，可用京话向国人传达，可用文言或白话向旧人新人传达，亦可用英、法、德文等向异邦人传达。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例如宗教中的神，基督教谓之为“主”、“耶稣”或“基督”，佛教谓之为“佛”或“佛陀”，伊斯兰教谓之为“真主”；而在我们哲学看来，则可称为“绝对”、“始基”、“理念”、“逻各斯”等等。[3]
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特（J．Catford）没有从整体上否认语言间的可译性。他列出了不可译的条件。他认为：“为了建立翻译等值关系，源语与译语文本都必须与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相联系。……如果不可能把功能上相关的语境特征建立在译语文本的语境意义之中，就无法进行翻译，或者说出现了不可译性。”[4]
也有人认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是不可译的。“把语言与思维等同起来是不可译性的理论根源。按照这种理论，不同民族的思维中有不同的逻辑方式，因为逻辑形式（思想逻辑方式）同语言形式（语义结构）是不可分的。由此得出不同语言话语的不可译性的结论。”[5]这种结论有一定的道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文化，同时也影响着文化。语言一旦程式化，对文化的塑造功能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但语言的对等或等值与否只是探讨可译与不可译问题的一个角度而已。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译的原因即导致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因素，要复杂得多。即使在语言可以达到对等的情况下，也不乏以不对等的形式进行翻译的例子，造成了译文与原文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的不对等。其原因与双语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译者目标语语言文化的素养有关。
一、词汇对等
语言对等主要体现在词汇对等上。词义的民族特色是引起语言层面不可译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词义的民族特色可以通过词的附加意义体现出来。不少词在一种语言中是褒义词，而在另一种语言中是贬义词。如汉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英语的“bourgeois liberation”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是不同的。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贬义词，而英语的“bourgeois liberation”却是西方人为之向往的。
不同民族在比喻和审美上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也通过词的涵义反映出来。中国文化中的“龙”象征着“高贵、庄严和吉祥”，如“龙体”“龙袍”“望子成龙”等。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有“魔鬼、凶残的怪物”的涵义。
诗歌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精粹，其中有些词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例如，在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里，“烟花”意为柳絮如烟、繁花似锦的春天景象。著名的美国诗人Ezra Pound由于不了解中国古诗词中某些词语的特殊含义，把它译作“smoke－flowers”。这就很难在英语读者心中唤起三月扬州繁花似锦的联想。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所以汉语中的成语典故数不胜数，每一个成语典故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白云亲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出自狄仁杰的故事。狄仁杰是唐代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名臣、宰相。有一次，他登上太行山，朝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附近，当时他的双亲居住此地）的方向遥望。只见那边有片独云。他指着白云对随行的人说：“我亲舍其下。”（舍在此是动词，当“居住”解。）他一直望到白云渐渐散去才怅然离开。所以“白云亲舍”这句成语就是思念父母的意思。如果简单地把“亲”看作动词，“舍”看作名词，把此句理解为“white clouds kiss the house”，将令人不知所云。
英语中的成语典故也比比皆是。例如，“John can be relied on．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的字面意义是“约翰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不吃鱼，还玩游戏”。译文不仅与英语的原意相去甚远，而且两句话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令读者感到困惑。这些成语与一些历史背景形成互文性。英国历史上宗教斗争激烈，旧教规定教徒在斋日（星期五）只需吃鱼，但新教推翻旧教统治之后，新教徒拒绝在斋日吃鱼，以示忠诚新教。因而，“不吃鱼”也就引申为“忠诚”的意思。玩游戏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继而“玩游戏”就有了遵守规则的含义。所以，准确的译文应该是“约翰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忠诚，守规矩”。
词义的民族特色还表现为一种语言里的某些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对应词。这种情况常见于风俗、历史事件、人名、地名、食品、服饰、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神话等多个方面。在英语中找不到汉语中不是表示自然现象的节气，如“惊蛰”“清明”等，也找不到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道”“礼”“仁”等。同样，汉语也没有英语食品名“sandwich”“hamburger”等的对应词。
词的结构也能体现词义的民族性。如汉语的造字法是“六书”，即古人构造汉字系统的六项规则。它们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让”和“假借”。“嫂”字就是用“会意”的方法造字的。“嫂”由“女”和“叟”组成。“叟”的意思是老人。尊老爱幼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嫂”的构词方式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重礼仪的民族特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嫂”在英语中的对应词“sister－in－law”。它表明英国人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嫂”与家人之间关系的。两种构词方式体现的是西方人重理性法制，而中国人则重人伦。
英语的“compute”（计算）和“dispute”（争论）共享一个拉丁词根“－put－”。它有两个基本意思：“to think”（思考、考虑）和“to reckon”（计算）。“－put－”加前缀“com－”（完全地、彻底地）和后缀“－e”（动词后缀）意思是“计算”，加前缀“dis－”（分离）和后缀“－e”（动词后缀）意思是“争论”。“dispute”的意思由原因to think differently from one another过渡到to argue with one who thinks differently（与持不同看法的人争论）。英语“compute”和“dispute”源于同一词根，思考与计算密切相关，说明在西方理性思维的重要性。
词汇中的文化附加意义很难直译，但可以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体现出来，甚至可以忽略。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目标语语言文化中相关部分的成熟度、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范围和程度、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水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目的，以及打算用来阅读的时间成本等因素。如果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很大，目标语语言文化中的相关部分不够成熟，而且急于引进先进的文化，在读者认知水平较高及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前提下，译者应该偏重使用异化策略及其相应的翻译方法；如果读者不太乐意接受新的东西，那么还是应该偏重归化策略及其相应的翻译方法。如果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别大，目标语语言文化中相关部分的成熟度高，那么是否需要用异化策略和方法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翻译的终极目的不是忠实于原作，因为忠实于原作只是众多翻译目的中的一个。是否一定要把所有词汇的文化附加意义通过各种方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值得深入研究。一个表现力十分丰富的语言并不需要再无目的地引进大量的新词汇，因为并不是选择越多越好，适量即可，过多则有悖语言的经济原则。
二、文化接受
即使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正确的理解和准确的表达，如果充分考虑源语的语言文化、原作的诗学意识与目标语之间的差异及读者的认知语境，译者就会在翻译时做一系列的改动，使译文看起来像是在用目标语创作一样。无论是对原文的叛逆还是删节，都形成了原文的不可译结果。语言也是一个符号系统，它是文化这个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对任何言语的分析也应该把它放到文化的大语境中观照才能发现其真正的意义所在。但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会出现原著中的有些文化语境与目标语中的有些文化语境不一致、不重叠或者缺位的情况，由此导致原著在某种程度上的变形。“一部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语言与文化环境，文本生命所赖以生成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变化，原作不可避免会发生变形，问题的关键在于，原作的变形，有的是由于客观的障碍和各种差异造成的，而有的则是译者主观的追求。”[6]
17世纪英国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阿伯拉罕·考利翻译了古希腊作家品达的《品达歌集》。翻译品达的颂歌时，考利便“随意采摘，随意删削，还随意增补……”[7]德莱顿对考利翻译的《品达歌集》评价很高，认为它像原作一样出色。考利的翻译诗学是：
逐词翻译品达就好比一个疯子翻译另一个疯子（的作品），如果不懂希腊原文的人阅读直译成拉丁散文的译文，读到的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在翻译品达的作品时，必须考虑到他所处时代和我们所处时代之间的巨大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像使图画褪色一样，肯定会改变原诗的色调；还必须考虑不同国度在宗教和习俗上的差异，以及地方、人物、举止方面的许许多多的特点，由于时间相距太远，这些差异和特点肯定会使我们眼花缭乱。最后，……我们还必须参考到这一点：即我们不习惯于鉴赏品达诗歌的韵律，而特别是在诗歌创作中，优秀诗人所以优秀，有时几乎全部靠的是这种韵律……我很想知道，如果把我们最优秀的英诗忠实地、逐词地译成法语或意大利语，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会作出什么样的评价。[8]
在欧洲早期的翻译中有不少这样不太忠实的例子。17世纪法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佩罗·德·阿布朗古尔的翻译原则是：“一个翻译人员能领会词义就够了，因为要想把所有的词都译出来，那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作者的著述，从他本人的东西翻译成我们的东西，只能表达出原意的大半，彼此的优美与典雅之处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丝毫也不要怕把原著带上我国的色彩，……”[9]谭载喜教授总结了阿布朗古尔的翻译特点：“拿一篇原作，抓住大意，不管原来风格如何，只要译文具有文学性和可读性，能使当代读者爱看，受到欢迎，就不惜牺牲一切地任意增删内容，能修改就修改，能发挥就发挥，而丝毫不顾及译文的准确性。”[10]为此他受到了有些人的批评，被取名“胆大包天的德·阿布朗古尔”，他的译作也被称作“美而不忠的翻译”。
对原文进行删节和改写也是一种对原文叛逆的形式。常见的形式有节译和编译。节译指的是译者为了与译语的风俗、道德观念保持一致，迎合译语读者的审美情趣，或出于政治等因素的考虑，偶尔也因为原文中某个部分的质量问题，译者会在语句、段落，甚至篇章的层面进行删节，但所有译文中的句子都依据原文。如1903年出版的《绣像小说》中的《华生包探案》一文的译者，把故事开场时提到的福尔摩斯的背景、习惯、怪癖及华生与福尔摩斯的关系的描写全部删去。傅东华在翻译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飘》）时，就“老实不客气地”整段删节了一些他感到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不大且容易使读者厌倦的冗长的描写和心理分析。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处于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读者和译者在肯定原作的许多优势之时，也会对原作中的某些东西持否定的态度。他们会认为，外国作者并不总是鉴赏力很高的典范，所以他们会选择原作中好的部分而摒弃其不好的一面，因为读者没必要去读它们或了解它们。[11]
周兆祥认为：“真正负责任的译者，一定要做很多‘手脚’——或是增删，或是剪裁，或是换例，甚至重写。总之，由于译者看透了两个社会背景的差别，读者对象水平口味需要、习惯偏见的差别，知道要动手做选择的工夫、调整的工夫，目标不是弄出一篇与原文百分之百相似的东西，而是创造一篇能够完成使命的东西。”[12]采取编译策略的译者翻译形式非常多样化。特别是在知识爆炸的当下，生活工作节奏加快，需要阅读的信息很多，读者在很多情况下有很强的目的性。译者考虑到他们的认知水平、肯为读书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及他们的阅读需求和目的，对原作进行改编和增删。这种翻译方法在当今十分普遍。编译并不是现代翻译的专利。与哲罗姆同时代的翻译家鲁菲努倾向于意译，并随意增加、删改原文。他说，他喜欢从原作的其他地方搬进某些内容，以使译文更加明白易懂。[13]
下面是一个关于编译的十分具体的实例。忠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遵守孝道被认为是子女对父母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周桂笙在翻译《毒蛇圈》第九回后半回时加进了一段主人公瑞福之女妙儿思念父亲的文字，以平衡小说上文瑞福牵念女儿之情，凸显了翻译文学的教化功能：
（妙儿）暗想：我父亲答应早点回来的，何以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见人？就是往常赴宴，到了这个时候也就回来了，怎么今日有了特约，要早点回来的，倒反到了这时候还不见到呢？我父亲最心疼我的，临行还叫我先睡。我叮嘱的说话，我父亲一定不肯忘记的。莫非大客店里这班会友，今日又提议什么事，耽搁迟了么？又回想道：不是的。纵使他们要议什么事，何时何日不可议，何必定在这三更半夜的时候呢？莫非又是吃醉了么？唉，我这位父亲，百般的疼爱我，说当我是掌上明珠一般，我非但不能尽点孝道，并且不能设个法儿，劝我的父亲少喝点酒，这也是我的不孝呢！但愿他老人家虽然喝醉了，只要有一个妥当的地方，叫他睡了，我就等到天亮，我也是情愿的。独怕是喝醉了，在路上混跑，又没有个人照应，那才糟了呢！唉，我的父亲哪！你早点回来，就算疼了女儿吧。
这段话，据评点者吴趼人所言，竟是“原著所无”，是吴趼人（他也是此书的出版人）“特商于译者，插入此段”的。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吴趼人觉得“上文写瑞福处处牵念女儿，如此之殷且挚，此处若不略写妙儿之思念父亲，则以慈孝两字相衡，未免似有缺点”。一是因为“近时专主破坏秩序，讲家庭革命者，日见其众。此等伦常蟊贼，不可以不有以纠正之”。[14]
三、译者能力
译者与作者的语言文化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原文哪些地方是可译的或不可译的。原文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原文在某些方面甚至很多方面有值得目标语文化学习借鉴的地方，但这绝不意味着原文是完美的。在这种前提下，不可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译者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的能力高于作者，因此，翻译时是否应该完全忠实于原文就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译者有足够的理由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文本，即在某些方面超越作者的文本。还有一种情况是译者无意识的误译。有的误译是态度问题，有的是有意识的误译，而有的则是译者的能力使然。译者虽然翻译态度很认真，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无意识的误译情况。鉴于语言文化间的差异，甚至是不同阶段的同一语言文化也会有差别，任何人的语言文化的知识和能力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使一个态度认真的译者误译的语言形式，对这个译者来说就是不可译的。
1604年，英国教会建议修改已有的《圣经》英译本，并得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支持。他提出新译本应由大学学者翻译。这些译者制定了一套详细的翻译规则，译者不得按个人好恶对原文做不适当的增减。在许多工具书的帮助下，新译本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译本都更忠实《圣经》原作的语言，更具学术性，出版也获得了巨大成功。谭载喜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1）参加翻译的47人全部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和神学家，他们具有高超的对《圣经》的领悟力和卓越的语言才能；（2）47人成为一个翻译委员会，紧密配合，充分发挥了集体的智慧；（3）参考利用了所有现存的《圣经》英译本；（4）坚持忠实原文的总原则，“凡不完全、多余或不符合原文之处都加以修正，使其符合原意”；（5）恰到好处地借鉴了希伯来、希腊及拉丁语言风格，译者虽不曾明确表示要译出优美的译文风格，但他们强调忠实原文，吸取原文的精华，因为“希伯来语最古老，希腊语词汇最丰富，拉丁语最纤巧优美”。[15]
但《钦定版圣经》并不完美，其中也有误译。由于“译者对希伯来语时态以及对《新约》希腊原本中某些表达法的理解也有失误之处，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准确的译法”[16]。即使是在其他的优秀译作中，误译也不能幸免。
表面上看，不可译性问题仅仅涉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个哲学问题，涉及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以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面对相同的认识客体，不同认识主体因为有着不同的认知语境，在面对相同认识客体时会有不尽相同的反应和理解，由此产生的解决办法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作为一个以集体为主体的民族，对相同或类似的客体有不同理解和应对方法是必然的。就语言而言，“言为心之声，为意之形，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同一个理念可以有不同的体现，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是必然的，是可以理解的。
可译与不可译不是绝对的。就语言文化而言，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扩大和深入，以及学习外语人数的增加，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性越来越多，他们之间在语言文化方面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大，语言文化带来的交流障碍日益减小。由此，以前不能直译需意译的可以直译了，原来必须注释的，现在也可以意译甚至是直译了。
有的作品因为其语言的晦涩、体裁的独特或者主题内容的艰深，对某个人来说难度大，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那么这个作品对他来说就是不可译的，但对另一个语言和艺术造诣深厚、知识渊博的译者来说就是可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可译与不可译在这里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可译也不是绝对的可译，不可译也不是绝对的不可译，只是相比之下一个语言和艺术造诣深厚、知识渊博的译者翻译的难度小些，翻译的质量高些而已。即使是对同一个人来说，可译与不可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知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语言文学造诣的提高，在某个时期对某个人来说是不可译的作品，在另一个时期，完全可能变成可译的。可译与不可译都是相对的，它们总是处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另外，可译与不可译可以从局部与整体的角度进行探讨。整体来说，作品是可译的，不可译只是局部现象，而且可以通过补偿等手段传达其意。有些语言单位和文化现象不可直译却可以意译，不可意译还可以用释义注释，补偿的办法很多。
可译与不可译涉及语言文化的多重因素，可以从整体与部分、静态与动态、异化与归化等多个视角进行纵横交错的立体研究。不要纠结于语言的对等与否，而要把翻译与翻译目的结合起来，更要把翻译与目标语语言文化的变化整合在一起，综合地研究。
第二节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的范围和数量与翻译对语言文化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关系。正像语言始于口语，翻译也始于口译。比如跨国、跨民族的商贸需要口译，口译者很难十分忠实地翻译，所以只要译出交易双方的大意即可。客户并不能判断口译的质量，客户对译者的评价不是建立在他的口译是否忠实上，而是是否让他们赚了大钱。[17]随着社会的发展，跨文化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和种类也相应增加。翻译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现在除了口译，还有笔译、影视字幕翻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机辅翻译、网络翻译及借助互联网进行的合作翻译等。常见的翻译涉及的文本也不再局限在语言之间，还涉及图像、色彩、空间关系等要素。交流的范围也从做买卖扩大到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军事、文学等各个领域。翻译的目的由起初的以口译帮助买卖的成功，逐渐发展到丰富目标语语言文化、改变民族科技文化进程和世界文明走向。
翻译的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影响客观存在，但人们究竟是否充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则是个问题。人们对各种影响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它们的研究也有待深入挖掘。对翻译影响的挖掘有助于对翻译的重要性、多元性、动态性、互动性、生成性等特征有较完整全面的认识，对源自翻译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有较准确的评估，充分利用翻译给人类带来的福音，使国际大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世界人民生活得更为安康。
翻译对一国文化的发展及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所做出的贡献之大，无论如何描述都不为过。翻译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到了人们对它们视而不见的程度。几乎任何涉及跨文化的活动都涉及翻译，无论是显性的翻译还是隐性的翻译。几乎任何涉及跨文化的活动都涉及翻译，无论是显性翻译还是隐性翻译。显性翻译的例子除了文学作品和国家政策法规的翻译之外，还有进口食品、药品、产品的说明书翻译、电影和电视剧翻译、网络信息翻译等。隐性翻译的例子更多，如在母语中使用源自外语的表达方式、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使用非母语即兴回答问题、与外聘专家交流、到国外旅游等。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与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显性翻译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但隐性翻译的重要性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因此常常出现许多无谓的争论，因此我们急需对隐性翻译进行研究。
一、隐性翻译
显性翻译指的是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各种形式的口笔译活动；隐性翻译指的是非传统意义上的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的区别是：前者的第一种语言的话语或文本相对完整，出处明确，翻译就是基于它们的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是译者有意识的行为，笔译译文必须标出原文的来源；而进行隐性翻译时，译者对第一种语言的话语或文本的选择十分零散，出处未必明确，或者说，出处并不是说话人、作者、听话人和读者关注的重点，翻译活动也未必是译者有意识的行为，译文无须标出原文的来源。
隐性翻译是跳过了显性翻译过程中的两个环节。显性翻译的完整过程是把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信息从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言语符号系统转由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言语符号系统传达出来，即信息1—语言1编码—语言2解码语言1（信息2）—语言2编码。隐性翻译就是从信息1直接到语言2编码的翻译活动，形式上省掉了显性翻译中的语言1编码和语言2解码语言1（信息2）两个翻译环节。
隐性翻译的信息1源自于一种语言文化，用另一种语言系统的言语符号表达出来。把母语文化直接用外语表达出来或者把外来文化直接用母语表达出来的活动都属于隐性翻译的范畴。信息1与语言1编码的信息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信息的信息量及其系统性有碎片化特征。从事这种翻译的译者有一定的或者较高的双语能力，以及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会贯通的能力。例如，熟悉外语的专家学者会有意无意地把从外文资料中获得的信息，未经显性翻译而直接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并用母语把这个体系表达出来。在这个体系中，来自外语文献的信息本身未必是系统知识，可能是碎片化的知识点而已。但一旦信息1被语言2编码之后就会自然融入语言2的本土文化，被有语言文化2知识的人所认知和使用，成为语言文化2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了外来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过程。以日本汉学家冈村繁的汉学研究为例。
冈村繁是中日学界公认的当代日本汉学大家，1922 年7月出生于日本滋贺县，1944年入读广岛文理学科大学文学学科汉文学专业，师从著名汉学家斯波六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期间，在斯波六郎指导下，冈村繁深受日本“京都学派”严谨学风和中国清代乾嘉学者遗风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1959年，冈村繁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教，1962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东北大学助教授、九州大学助教授、大学教授、久留米大学教授，并被九州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自20世纪80年代起，冈村繁多次赴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与王元化等许多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2002年，《冈村繁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一位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出版全集。[18]
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的大名，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如雷贯耳。鉴于冈村繁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从2002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卷本《冈村繁全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全集。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王元化先生亲笔作序：“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珍视。”②
把一个外国人的汉学研究成果翻译成汉语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冈村繁先生通过阅读中文和日文写的有关中国的资料，用日语撰写汉学论著，其作品被翻译成汉语，成为中国文化读者的读物。从一个外国人的眼中看本国文化，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通过母语向外来文化学习的一种方式，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外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同时也可以对本土文化有新的认识。
冈村繁先生一生以传承和弘扬汉学为己任，著作等身，桃李缤纷。他自幼学习汉语，曾经对自己学习汉语的经历有较详细的描述：
只不过是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多过日本书。十二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十三岁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二三岁起开始学习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地传入日本。[19]
即使在他91岁高龄之时，冈村繁先生仍然在汉学领域不懈地耕耘。“我这座不大的两层小楼里有一万五千余册藏书，其中不少是我多年收藏的中国珍版古籍。在书架包围之中，是我的一席读书之地。现在，我仍坚持每天阅读中国典籍，而且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日本的汉学研究现状也很关注。”[20]
冈村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其对祖国的热爱，因为他对汉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和文化发展的进程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深深地感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大海隔绝于大陆之外的国家，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贫瘠，如果不是积极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就无法形成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是不能也无法被抛弃和割舍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日本人都不应忘记这一点。[21]
在探讨海外汉学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时，冈村繁先生认为：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经典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日本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日本的年轻人思想上崇尚西方文化，生活方式上越来越向美国靠拢。这就导致现在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学生不懂得尊重老师，青年不懂得尊敬长辈，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只知道以实力决胜负等等。而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贤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通过各种经典将他们的智慧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所以在我看来，只有通过教育和引导，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以接受欧美文化的那种热情来继续学习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不至于被全盘西化和美国化。[22]
作为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阅读大量的汉语书籍是必须的，“现在，我仍坚持每天阅读中国典籍”。那么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日语论著中，究竟有多少来自中国典籍的内容已经成为他的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而没有标明出处呢？它们与有标示的中国文化一起融入了冈村繁先生对日本青年的谆谆教诲中。
一个民族可以向不同的文化学习，从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典中获取滋养。每个民族可以从世界文化的宝库中各取所需，集各种文化的精华于一身，站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并与自己的文化相融合，继而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本土文化，使民族文化有多元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民族旺盛的活力，为世界各国的文化建设提供成功的范例，为世界文明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翻译对本土文化影响之巨大以往之所以未引起重视，是因为忽略了隐形翻译的存在，而正是隐性翻译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探讨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包括两大方面：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但以往的研究更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而忽略了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动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融合过程可以在一个人的经历中体现出来。隐性翻译在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的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
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是中西合璧的大家。她丰富的中西文化经历、极高的英汉法语言文化素养，成为她作者主体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融汇中西文化的作者用英语和法语写中国的事情，其作品先后被翻译成17种语言而走向了世界。鉴于其跨文化的经历和身份，她本身就是隐性翻译的结果和起因。
韩素音是华裔英籍作家和翻译家，1917年9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客家人，祖籍广东五华县水寨镇。韩素音原名周光瑚，父亲是第一代留学西方归来的中国工程师，母亲是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女儿。韩素音和她的兄妹一出生就面临着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他们在家讲汉语，出外学英语；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上午穿着中式服装、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受到中西传统文化的双重熏陶。她说她是“在文化交融中开花结果的”[23]。1933年，韩素音入燕京大学学习。1935年，到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学医。1938年回国，同年和国民党军官唐保黄结了婚。1939—1942年，在四川成都美国教会医院当助产士，与他人合写一部小说《目的地重庆》。1941年，唐赴英国当外交官，韩素音随丈夫前往英国。194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2年，嫁与出版商康柏（L．F．Comber），之后两人到马来西亚。两人离婚之后她嫁与印度军队上校，她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陆文星，在班加罗尔居住过一段时间。1955—1963年，在马来西亚开设光瑚药房。1956年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韩素音多次访问中国。“中国是我最倾心的国度，我始终保持中国的灵魂，矢志不渝。”[24]1964年，她开始写5部传记性著作《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再生凤凰》，成为职业作家。韩素音坚持独立思考，常年订阅8种报刊，每天对世界各类不同新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避免西方传媒竭力追求的“一统效应”。她的著作旨在让西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其终生的座右铭为：“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25]韩素音的主要作品取材于20世纪中国的生活，如《伤残的树》是一本关于父母亲的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也是一本有关自己成长的书。这本书的特点是集自传、家族传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历史为一体，从个人和家庭的经历，衍生出历史事件和社会环境对父亲、家庭和个人的影响。《无鸟的夏天》记述了1938至1948年韩素音的个人生活、交往史，以广阔的社会历史事件为背景，其中包括韩素音及其家族与冯玉祥、蒋介石、戴笠、刘湘、李颉人、龚澎、周恩来、毛泽东、冯亦代、叶君健、季羡林等人士的交往，作品兼具浓厚的历史感与文学性。[26]韩素音已出版36部著作，作品体裁有小说、散文和自传，其中多数用英语写成，少数用法语撰写，被译成17种文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的有《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再生凤凰》《瑰宝》《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以及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1952年，韩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刚一出版，就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享誉国际文坛，其精美、清丽、雅洁的文笔早在西方评论界得到公认。这部自传体小说是韩素音的成名作，奠定了韩素音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1955年，《瑰宝》被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电影Love Is a Many Splendoured Thing，获得三个奥斯卡奖项。在法国，她的《目的地重庆》《早晨的洪流》《寂夏》《向阳花》等多部作品一度十分畅销，影响远超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韩素音常到美国、德国、瑞士等20多国讲学和游历，介绍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改革、宗教、民族、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等问题，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并著有《早晨的洪流》《中国，2001年》《餐风沐雨》《回面》《拉萨，开放的城市》等著作。除了著书出版，韩素音还在北美、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大学和公众集会上，发表过2000余次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在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韩素音的作品和演讲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27]
韩素音因为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奖励。韩素音1994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颁发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韩素音“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称号。韩素音曾经翻译过李清照的词，但她更多的是在进行隐性翻译。她的多语文化背景已融入作品中。无论她是在用英语写作还是用法语写作，她从不同语言文化中获得的滋养都自然地、有机地融合起来，然后用一种语言把它们表述起来，更为重要的是她是在用西方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因此，她的故事与单纯地用汉语讲中国人的故事和外国人讲外国人的故事相比，有更多的文化视角，这也应该是她的作品在世界上如此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许多作品被译成汉语，如《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再生凤凰》《瑰宝》《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以及传记《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间双向交流的循环过程。也正是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互动循环往复的复杂性的忽略，导致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立和冲突。对静态的一叶障目和对隐性翻译的忽略，使得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研究简单化。因此，翻译研究的一个重点应该是用动态变化的视角研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型的翻译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翻译是语言间的信息转换，信息可以是有关内容的，也可以是有关形式方法的，如关于德里达结构主义的介绍是内容，而有关进口机器操作说明的介绍就是形式方法的。无论文本陈述的是有关内容的还是形式方法的，信息的叙事风格本身就是形式方法的载体。它们都是陈述者思维方式的体现。翻译的影响体现在实体物质和抽象物质两个方面。翻译对实体物质的影响是直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对抽象物质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是通过其对实体物质的影响而体现出来的。
如果追根溯源，无论行为者做什么，都是思维的结果，而思维的结果又带来一系列结果的结果。正是结果的结果的因果轮回使得翻译与文化捆绑得如此紧密，同时，也正是这种无休止的因果轮回及其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翻译本身隐性。翻译意味着民族间的融合，而翻译的隐性导致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无谓争执。意识到隐性翻译对文化无孔不入的影响将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并有助于有效利用外来文化，创造性地融合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进入新一轮的跨文化互动。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需要新的源泉。只要明确文化需要不断发展这个硬道理，明确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相应的手段，而判断手段是否合适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助于这个总目标的实现，那么，手段源自何方则与目标的实现无关，因而手段究竟是源自本土文化的还是来自异国他方的，就不应成为争论的焦点。因此，与其过分关注哪种文化现象源自哪种文化，还不如更多地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本土文化的建设，如何有效利用外来文化，更为主要的是关注这个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这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发现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
今天，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这是任何民族文化进化的规律。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曾经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而是交流的领域、范围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及融合的程度有别。融合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进步。站的肩膀越高，目标越高远，进步越快。因此，批判性地借鉴通过翻译而进入本土文化的外来文化，并创造性地把两者融合起来，才是使民族文化永葆活力的关键。
二、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
目标语文化需求的规模和目的决定引进主体级别的高低，同时也决定引进文化的领域、引进的顺序和引进的规模。当目标语文化的目标宏伟而其他文化整体比较先进时，如果目标语文化意识到了其先进性，文化引进主体的级别就会很高，而引进文化则相应地提高到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
文化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子系统和次级子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互为依存，因此引进先进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支持，只有政府才能担此重任。
外来文化一旦引进就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本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本土文化则在这个新的更高的平台上发展和创新，形成一个固有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新的本土文化。如果新阶段的本土文化发展得特别繁荣，这势必为国家的富强做出巨大的贡献，而国家的繁荣昌盛则会引发一轮本土文化的输出。文化输出的目标文化、输出的领域和规模取决于目标文化的发达程度。目标文化既可以是曾经向本土文化输入新思想的外来文化，也可以是其他的文化。新的本土文化中已经融入了外来文化曾经输入的成分，但当新的文化向其逆向输出时，它是以一个新的本土文化的整体的形式进行的，由此形成一个双向文化交流过程，如此循环往复。以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为例。在阿拉伯文明最为鼎盛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阿拉伯人怀着海纳百川的胸襟，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承前启后，又在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中充当媒介。
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公元7世纪前，阿拉伯多是游牧部落。他们落后，同时也受到周边邻居的影响，特别是拜占庭、波斯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阿拉伯半岛自然条件恶劣，生计艰难，社会动荡。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吸收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论观念和教义，从《古兰经》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
穆罕默德用伊斯兰教义把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落逐渐凝聚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已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基本形成。伊斯兰教为阿拉伯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组织形式。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岳父伯克尔继承了他的事业，决定把伊斯兰教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因此向四周扩张领土，并于公元661年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帝国，首都由麦地那（在今沙特阿拉伯）迁到大马士革。之后，阿拉伯军队同时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大举扩张，向东占领了喀布尔、撒马尔罕、布哈拉、花剌子模（苏联中亚地区）；向西征服了迦太基和西哥特；向北侵入高卢。到750年，阿拉伯帝国势力达到了鼎盛期，发展成一个东到中国边境、西到西班牙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其扩张速度之快和疆域之广，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
由于阿拉伯人不识字，官方语言为希腊文和古波斯文，直到哈里发麦立克（685—705）时期，阿拉伯文才成为官方语言。756年倭马亚王朝的王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在西班牙建立后倭马亚王朝（756—1492），建都科尔多瓦。10世纪的西班牙是欧洲最富庶的地区，科尔多瓦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同为亚欧大陆西部的三大文化经济中心，对西欧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北非的阿拉伯人在902年征服了拜占庭统治下的西西里岛，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得阿拉伯文化日益繁荣，其间有大量阿拉伯文的著作被翻译后传入欧洲，西西里成为向西方传播东方文明的桥头堡。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阿拉伯文化之所以如此璀璨，在很大程度上与翻译密不可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融合的结果。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许多地区都是古代文明的先进地区，除阿拉伯外，还有埃及、印度、波斯、西班牙、叙利亚等，它们大多是世界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阿拉伯文化是在长期发展中，由帝国境内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逐渐融合而成的，也是阿拉伯人和境内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阿拉伯人在征服这些地区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吸收了希腊的古典哲学、几何学，拜占庭制度，基督教教义学，罗马法典，古叙利亚和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炼金术、科学研究，波斯的文学、艺术，印度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等许多世界优秀成果。
在公元9世纪到11世纪之间，阿拉伯掀起了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为了保证国家的巩固和繁荣，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十分重视对先进文化的摄取，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是知识”的格言。他们组织力量大力翻译研究古代希腊、波斯和印度的文化典籍，另一方面鼓励穆斯林远游各方，搜集古典著作，访求学问。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盖伦、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的哲学、科学和医学名著的译本经整理、注释之后，相继问世。阿拉伯人把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一一译成阿拉伯文，主要包括《物理学》《伦理学》《工具论》等，还翻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及阿基米德等多人的作品。
9—12世纪，在传播希腊和波斯哲学思想的过程中，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统治下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较多地接受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和东方各种传统思想的影响，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并注释其哲学或科学著作。他们用从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获得的精神营养，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种种解释，同伊斯兰教正统派经院哲学进行斗争。这些哲学家构成了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主体，被称为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伊斯兰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阿拉伯人把古代印度、中国的文化成就介绍到西方，比如把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的发明带给了欧洲，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和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
阿拉伯人在数学上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大约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十个数字，后来这篇论文被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这就是当今世界普遍使用的阿拉伯数字。
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一所规模宏大的翻译和研究机构，称作“智慧之宫”。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翻译中心与研究院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其领导人均由学识渊博、造诣深厚的学者担任。经过阿拉伯人的倭马亚、阿拔斯、法特梅和西班牙后倭马亚诸王朝各时期的持续发展，阿拉伯文化趋于成熟，并达到了世界的前列。
阿拉伯从北非打到西班牙，在那里统治了将近8个世纪，建立了安达卢西亚王朝（711—1492）。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帝国的文化政治模式移植到了西班牙的土地上。在11到13世纪期间，西班牙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把阿拉伯帝国在百年翻译运动中的成果及阿拉伯、印度、波斯、中国等的科学文化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等，开始动摇西欧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统治。
14世纪欧洲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与翻译密切相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长期动乱中，许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毁坏流失，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还把它们译成阿拉伯文。西欧人后来是通过阿拉伯文译本才又重新认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成就的。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了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即文艺复兴运动。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统治。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不仅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阿拉伯文化在其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仅以文学为例，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情郎的故事》、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无论在结构还是情节上都受到了阿拉伯文学的影响。
第三节 翻译中的政府职能
翻译起始是民间行为，但在历史上的特定时期，翻译也可以是机构行为，甚至是政府行为。政府的介入扩大了翻译的范围和影响，对民族文化的长足进步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翻译活动中的功能主要是为国家民族利益提供经济资助，并派遣官员就翻译的领域、组织机构和人员进行有关翻译的活动。翻译既包括译入也包括译出，在民族将发生巨变时，政府主要资助译入活动，在民族发达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则主要资助译出活动。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向先进文化学习，而后者的主要目的则是传播民族文化，在国际社会扩大民族影响。
一、政府与文化输入
历史上阿拉伯文明迈入鼎盛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介入翻译活动的必然结果。由于哈里发的政策扶持，翻译的文本数量、涉及的学科领域和译者得到的报酬都直接影响了阿拉伯文化的高速发展。古巴格达哈里发哈伦·拉施德对翻译工作大加扶持，在他的政策鼓励下，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他们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的范围，着手翻译哲学、逻辑学等理论性书籍和各种自然科学书籍；而哈里发麦蒙则将翻译运动推上鼎盛阶段。在他的领导下，阿拉伯开始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他派遣的搜求知识典籍和学者的使者奔走于帝国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足迹遍及阿拉伯帝国。他让学者把搜集来的典籍译成阿拉伯语，并付给译者以同译稿相同重量的黄金。正是他不惜巨资修建有名的“智慧宫”，集中大批典籍资料和学者、翻译家、编辑人员、抄写人员，专门从事整理、翻译、编辑、注释和校对工作。
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离不开向其他文化的学习。除了历史上阿拉伯人对知识的渴求带来的阿拉伯文明，欧洲的文艺复兴也不例外，中国近现代的巨变也与翻译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显得尤其重要，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一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28]中国政府在近现代文化输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成立为例。北京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翻译。从北京大学出版社成立的过程可以看到清政府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29]
二、政府与文化输出
按照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看法，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culture）进行定位（location）（1994）。在这里，巴巴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单数，而我根据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和多样特征，将其表现为复数。也即，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有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通过翻译的能动性干预逐步向中心运动；而有些原来处于中心的文化由于翻译的缺失等因素而逐步向边缘退后。这样看来，翻译所承担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全球文化的版图上，中国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得以“重新定位”呢？这确实是一个令所有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应该说，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而在这方面，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mediator）和翻译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如果我们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越来越接近世界文化和文学主流的话，那么近一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的实践则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具备了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之能力了。可以说，前者是以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全盘西化”作为代价的，而后者则将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对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它正在以一种积极的姿态“重新定位”全球文化，并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发挥应有的作用。[30]
民族文化重新定位不仅需要译入，也需要译出。文化输入使本土文化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得到发展，文化输出则让世界听到民族文化的声音，以达到双向交流顺畅、扩大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提高国际地位的目的。在文化输入远远大于输出时，政府会在输出本土文化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对外宣传中。如中国政府资助中国图书在希腊出版，就是以扩大中国书刊的影响、宣传新中国的政治主张为对外宣传工作的核心目标。
新中国在20世纪的60—70年代，由于受到中苏关系破裂的影响，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封锁，中国面临来自两大阵营的压力。以1963年为例，中国的各种外文书刊受到28个国家的抵制。为了突破这种封锁和限制，1963年3月，时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罗俊率代表团访问欧洲以及西亚、非洲等国家，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瑞士、巴基斯坦、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埃及、摩洛哥、叙利亚、桑给巴尔（今坦桑尼亚的一部分）、坦桑尼亚、索马里、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国家，在国外选择外文出版发行据点。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希腊成为突破文化封锁的首选地点之一，中国图书在希腊的翻译与出版就提到了日程。[31]
中国图书在希腊的出版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树立了榜样。
自1963年至1967年的5年间，中国图书在希腊共翻译出版了约100多种，平均每年约有20种左右。这个规模今天看来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已是一种历史的突破。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在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书刊从没有被如此集中地翻译成为希腊语出版物，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努力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使中国图书第一次有了希腊语出版物；第二是新中国图书翻译成为希腊语，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广泛传播，在当地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展现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突破两大阵营的封
锁；第三是新中国书刊在希腊的翻译与出版，是当时在海外建立出版发行据点比较成功的案例。希腊的成功带动了当时在英国、法国、瑞典、丹麦、意大利、比利时、冰岛等国家的渠道建设。在希腊的成功经验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32]
文化输入和输出是否平衡，不仅取决于文本本身的价值，而且与文本所属国的经济地位、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在国家层面对此问题的意识等有关系，而且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经济地位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有密切关系。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了，与之贸易的国家势必增加，其国际话语权也相应得到提升。随着贸易和话语权分量的加大，对其语言文化了解的渴望也随之强烈，对其语言的学习和对与之有关的语言文化、国家的政策法规等的翻译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事务在范围、数量、频率等方面也发生相应变化。为了减少文化差异导致的冲突，促进国际交流，提高合作的效率和效果，输入外国文化和输出本国文化变得同样重要。在一个国家国际地位上升阶段，向世界宣传本国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层面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起着关键作用。
为了让各国读者更完整、更真实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俗人情及日新月异的变化，2004年下半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通过资助出版中国的图书和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图书，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2005年，我国与英国、法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10余家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300多万元人民币、出版170多种图书的协议。2006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在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等多家国内知名出版机构。国内出版单位每年分两次集中向“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推荐图书。推荐图书的范围主要为：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变化，有助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传播中华文化的作品；反映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的著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艺术等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作品。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11年3月，已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54个国家的322家出版社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涉及1558种图书，33个文种，资助金额超过8100万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仲伟说，讲清楚“中华文化是什么”，加大力度进行文化创新和内容创新，回应世界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期待；讲清楚“中华文化对当代中国发展有什么影响”，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关切；讲清楚“中华文化给世界带来什么”，使得中华文化在重大的全球议题面前，能给出其解释并有所贡献，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今后的工作重点。[33]
我国政府近年来高度重视中国学者著作的外译工作，以科研
项目资助的形式鼓励高水平的中国论著由高水平的译者译介到世界。根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3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宗旨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其基本要求包括“项目成果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适合推向世界”。项目主要资助中国学者在国内已出版优秀成果的翻译及其在国外的出版发行……资助的文版“为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德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等8种”。翻译标准是“翻译既要保证忠实于原著，又要符合国外受众的语言习惯”。最终的“项目成果须以外文或中文外文对照形式由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单独出版或中外出版机构联合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范围包括既括国外社科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古今社科理论和实践的优秀成果：
1．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优秀成果；2．研究总结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的优秀成果；3．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等各个领域，有助于国外了解中国发展变化、了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优秀成果；4．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具有文化积累和传播价值，有助于国外了解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秀成果；5．其他适合向国外翻译推介的优秀成果”。[35]
第四节 翻译的协调作用
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既然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族主义受到世界主义的冲击，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它势必要与周边的文化，尤其是那些处于强势的文化发生交流、互动和交融。这样翻译就成了这种交流和互动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中介，通过翻译，强势文化可以渗透到弱势文化中并对之施加影响，使其与之认同；同样，通过翻译，弱势文化也可以渗透到强势文化中，使其变得混杂并发生变异，最终达到消解其“霸权”和“纯真”的目的。这正是全球化带给文化的两极效应：文化的趋同性（homogenization）和文化的多样性（diversity），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后者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36]
翻译的贡献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它外来文化融入本族文化、被视为本族文化，并不断在此基础上自我创新或与新的外来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使文明的长河生生不息。人们承认翻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广泛、持续和深远的，但对贡献究竟多么巨大，影响究竟多么广泛、持续和深远，缺乏深入的研究，当然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影响和贡献。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争。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即使是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今天，在国际活动中，国家是基本单位，每一个人都有特定的国籍，因此国家与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一村，多媒体的发达使强势文化席卷全球，保护民族文化的呼声变得尤为强烈，由此形成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抗。这与翻译密切相关，只是这种关系被很多人忽略了。强势文化之所以能够渗透到各个民族文化当中，被普通百姓所接触和接受，是因为翻译的重要作用。那么是不是翻译削弱了弱势民族的文化，对世界主义的兴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一个悖论式的问题。因为需要从其他文化吸取新的养料，翻译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和不可或缺。在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它们融入本国文化后，本国文化变得日益丰富多元，但正是外来文化的输入，使得民族主义者担心传统民族文化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可能忘记了或者没有意识到，固有的民族文化本身也是此前固有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结果，而非纯粹的本民族文化。昨天的外来文化今天已经变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现在刚刚输入的外来文化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些民族主义者捍卫的民族文化传统就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产物。
任何一部文化发展史都是文化之间交流和相互影响交融的历史。如何使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热情与历史事实协调起来，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充分意识到民族利益高于争论。那么翻译和全球化与民族利益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翻译是全球化的工具，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没有文化差异。哪些外来文化能够融入本土文化需要经过本土文化的选择。一旦进入本土文化即会与之融合，并可能在此基础上生发新的文化现象。新产生的文化现象很可能成为前文化输出国输入的对象。借鉴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丰富本国文化，这是符合文化输入国利益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争论文化是谁的，而更多的是综合各方的先进经验，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只要它是先进的，都可能成为他国学习借鉴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总和。任何民族，通过显性翻译或者是隐性翻译，都可以向其他文化学习和借鉴，把它们融入本国文化，为自己所用，为自己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的就是民族的。也正是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冲突才能消融。通过创造性地融合不同文化和创造性地开发利用本国文化，任何民族都会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贡献和吸收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之时，就是爱国主义情怀得以释放之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翻译，它是民族进步和人类文明昌盛的主要推手，翻译任重而道远。
翻译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产生的根源。没有翻译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也就没有对比，没有对比也就没有过于激烈的爱国情感和因之而起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与冲突。而这种对立和冲突产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因此是可以随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有所改变的。
值得庆幸的是，翻译也是平复它们之间鸿沟的根本。向他者学习借鉴得越多，批判性接受得越多，创造性地融入本国文化得越多，在此基础上创造发明得越多，民族就越强大，同时为世界贡献得就越多。如果每个民族都能做到这一点，它们能够从世界获得的也就相应越多，由此为文化输入和文化输出的平衡创造了条件。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发展是获得长足发展的催化剂和结果。一个民族还是要通过翻译，才能在很大的范围内站在更高的平台谋求更大的发展。这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对立的有效途径。
【注释】
[1]［英］蒙娜·贝克著，赵文静主译：《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2]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3]贺麟：《谈谈翻译》，《中国翻译》1991年第1期，第20页。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5]蔡毅、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6]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9页。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8页。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8页。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页。
[10]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7页。
[11]Lefevere André：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 Book，Routledge，2004，p．35．
[12]转引自许钧：《怎一个“信”字了得——需要解释的翻译现象》，选自许钧：《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1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4]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1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4页。
[1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3页。
[17]Lefevere André：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n Translation，选自李养龙：《西方翻译理论文献阅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60页。
[18]② 谢宗睿：《结缘汉学八十载——专访日本汉学界泰斗冈村繁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8版。
[19]谢宗睿：《结缘汉学八十载——专访日本汉学界泰斗冈村繁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8版。
[20]谢宗睿：《结缘汉学八十载—专访日本汉学界泰斗冈村繁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8版。
[21]谢宗睿：《结缘汉学八十载——专访日本汉学界泰斗冈村繁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8版。
[22]谢宗睿：《结缘汉学八十载—专访日本汉学界泰斗冈村繁先生》，《日报》2013年7月31日第8版。
[23]沈大力：《追思韩素音》，（2013－02－04）［2013－10－04］，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pWvE3sV6oBxleX8Wuh－kJ0mEXSuZwZnJdAswTioYRQlnW2XFUI qgNELMOQxraulR4gJG02Yp－pR2dyTgn1umVaEasvWS51g0MBYWMo7UnK。
[24]沈大力：《追思韩素音》，（2013－0204）［2013－1004］，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pWvE3sV6oBxleX8Wuh－kJ0mEXSuZwZnJdAswTioYRQlnW2XFI qgNELMOQxraulR4gJG02Yp－pR2dyTgn1umVaEasvWS51g0MBYWMo7UnK。
[25]沈大力：《追思韩素音》，（2013－0204）［2013－1004］，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pWvE3sV6oBxleX8Wuh－kJ0mEXSuZwZnJdAswTioYRQlnW2XFUI qgNELMOQxraulR4gJG02Yp－pR2dyTgn1umVaEasvWS51g0MBYWMo7UnK。
[26]《著名作家韩素英去世自传成经典的“中国之音”》，（2012－11－03）［2013－01－30］，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2－11／03／content＿7585658．htm。
[27]转引自《著名作家韩素英去世 自传成经典的“中国之音”》，（2012－11－03）［2013－01－30］，http：／／news．cnwest．com／content／2012－11／03／content＿7585658．htm。
[28]罗选民：《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国外语》2012年第2期，第6页。
[29]［英］蒙娜·贝克著，赵文静主译：《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未名译库》出版前言”第1页。
[30]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2013年第2期，第5页。
[31]何明星：《新中国图书在希腊的翻译出版与传播》，《中国翻译》2013年第3期，第24页。
[32]何明星：《新中国图书在希腊的翻译出版与传播》，《中国翻译》2013年第3期，第24页。
[33]《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13－12－0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IKjow9x7nSaig1dYvVbDA0HO1oqdUutmRXOnXnTkjBC63oCv11V3sFmUrtyXD8－EaTACg5YEWnvbsS41B87K．
[3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2013－02－28）［2013－10－29］，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228／c219469－20635084．html。
[35]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2013－02－28）［2013－10－29］，http：／／www．npopss－cn．gov．cn／n／2013／0228／c219469－20635084．html。
[36]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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