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相对论
语言相对论也称“沃尔夫假设”,指的是语言与思维模式的关系。强式解读认为语言决定认识世界的方式;弱式解读认为语言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影响。尽管学术界倾向于弱式解读,但在缅华社会中,语言具有构建社会的强大效力,可以从强式解读的方面来理解沃尔夫假设。
如果以母语类型来区分曼德勒华人,可以分为汉语母语者、缅语母语者[13],会发现两大群体存在显著差异:汉语母语者系中华民族观念,有传统与现代之分;缅语母语者具缅甸文化底蕴,观念与缅人接近。母语不同,致使二者在方方面面泾渭分明,而种种之差异,可以从汉语与缅语的语义、语法范畴构成中追寻根据。
以称谓系统中对“老师”的称谓为例。汉语是前置性结构“姓+老师”,缅语是后置性结构“老师+尊称+名字”或“老师”“老师大”。汉语里“老师”是对教育从业者的一般性称呼,故而常以姓区别,除课堂情境外,不单称“老师”。缅语单称“老师”更常见,或更尊敬地称“老师大”。在多人场合区分性称呼是完整的“职称+老师(大)+尊称+名字”“老师+尊称+名字”或“尊称+名字”。汉、缅语的区别是,汉语“老师”系中性称谓,并无地位高下之别。现代中国人观念里师生平等,教师并不高于学生;缅语“老师”是尊称,缅人思想中教师有绝对高等地位。另外,缅语亲属称谓的泛化,人称代词的性别、尊卑差异等特点体现出两种语言在语义与语法系统中的广泛差异。因而以缅语为母语的下一代与以汉语为母语的下一代,在以语言进行思维与认识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社会中就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决定行为方式。
再以词汇为例。汉语中存在一些番类词,如“番石榴”“番荔枝”“番樱桃”,是汉语母语者客居缅甸时使用的词语;缅语中存在的“大国”类词与“中国”类词,如“大国花”“大国蚂蟥”“中国芹菜”“中国佛寺”,是缅语母语者为区分当地类似物品而创制的。这些本土化词汇,都以自己民族为核心,反映了译制者对世界的认识与看法。如果说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名物类词发生了语法化与定型化,已难以找寻创制语言时的色彩与心理,那从另一些名物词上则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倾向。一些华人口头称呼缅人的“老缅”“缅甸婆”,具有强烈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汉人”同样体现了区别于“百夷”掸族与其他缅甸土著民族的优越感。语言在此再一次发挥其认识社会、决定行为方式的功能。
语言构建社会。闽粤、早滇下一代已融入缅甸,母语是缅语,与缅人相差无几;晚滇与老侨开口必是汉语,因其母语是汉语,第二语言对他们的影响远远不及母语,最多形成次群体与次类性征:闽、粤、早滇是已缅化者,晚滇、各省第一代老侨是未缅化者。缅化者中分会家乡话与不会家乡话的,普通话水平不同者,与大陆联系紧密者与台湾联系紧密者,西化者与本土化者;未缅化者中分不同缅语水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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