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与焚书坑儒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

1974年11月出版的《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嬴政（秦始皇）］条，对秦始皇高度评价，如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废除“世卿世禄”和“分土封侯制”，采用郡县制。颁布了“黔首自实田”法令，按亩纳税，使封建土地私有制合法化。制定全国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修筑驰道（车马大道），统一车轨。制定统一的规范文字等。

接着就讲到“焚书坑儒”：反动儒生大肆叫嚷，郡县制是不遵守儒家古法，这样的统治绝对不能长久。已任丞相的李斯，出来愤怒地揭露儒生的以古非今，诽谤朝政，惑乱百姓的反革命罪行，要求秦始皇严加制止，并建议“焚书”。秦始皇坚决支持李斯的建议，下令烧毁了儒家鼓吹复辟的所谓“经典”。但反动儒生继续造摇，攻击秦王朝制度，秦始皇就下令坑杀了犯有反革命复辟罪行的四百六十个儒生，“焚书坑儒”这一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复辟势力，对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对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建设。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在两千年后的当代，仍把“焚书坑儒”视作“革命行动”并大加赞许和歌颂，就令人啼笑皆非了。

“焚书”，除《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在其中，并规定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次年，方士、儒生等以秦始皇贪权专断、滥施刑罚，相约逃亡，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坑死在咸阳，从而开创了中国第一次“大革文化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浩劫。

焚书坑儒的最初原因，本是由于分封与不分封问题。公元前213年，即秦统一六国的第八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宴众臣。博士淳于越提出：殷周时代，因分封子弟和功臣，王天下达千余年之久；而今秦如果不实行分封，朝廷一旦有事，靠谁来相救呢，“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主张师古分封。这虽属错误主张，但淳于越的本意仍为秦国的长治久安着想。不料，此言一出，丞相李斯大怒曰：“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罪之原因，乃读书的缘故。因此，奏请秦始皇焚书。秦始皇对李斯的焚书以愚民的政策，一拍即合，于是下令焚书。第二年，则大开杀戒，即活埋儒生。

《哲学小辞典》此条还说儒家和一切反动阶级恶毒咒骂他是“灭先圣之道”，是“暴君”。……他们都是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派。

由于秦王朝横征暴敛，实行严刑酷法，从而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四起，终于使只存在十五年的秦王朝覆灭。秦朝的寿命之短，证明了类似“焚书坑儒”的坏事做得太多，多行不义必自毙。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正如唐人章碣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读书人未必造反；而中国几百次农民起义，多为不读书者。

历版《辞海》对秦始皇的功过都是一分为二的，而且功大于过。至于“焚书坑儒”事，唯第二版只否定“焚书”，不提“坑儒”。概因毛泽东“坑儒”另有一说，故而不提，其余各版则均予否定。

毛泽东主张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用于秦始皇当不例外。即既应肯定他的功绩，又应指出他的错误。只讲他的错误，不承认他的功绩是片面的；只准讲秦始皇的功绩，不准讲他的错误，也是片面的。但如果将其错误说成功绩，那就不是片面性问题了，而是出于某种原因，歪曲历史，颠倒是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讲了秦始皇的错误，就成了“以古讽今”“开历史倒车的反革命派”，就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那就不是片面性的问题了，如同“文革”时期一样，人们一说秦始皇的不是，就是影射毛主席，从而“罪该万死”。这与“文字狱”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