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辞海》的编纂与修订

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辞海》的编纂与修订

作者按：在辞海编委会和主编的领导下，我参与或具体主持了《辞海》1979年版（第三版）、1989年版（第四版）、1999年版（第五版）、2009年版（第六版）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写了这篇文章，意在反思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就教于广大学者、读者和出版界、辞书界的同仁。

《辞海》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一书在手，常用的单字、普通语词和百科词语，包括名词、概念、术语、成语、人名、地名、学校、机构、企业、会议、事件、决议、协定、条约等，均可查到。

《辞海》之所以被广大读者看成“标准书”，就是因为制作词条的素材都是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结晶；在此基础上编纂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加以提炼和概括，并经一次次审校而成，总体质量甚高，堪称精品。

虽然如此，人们的认识只能近似的、相对的反映客观事物，而不能分毫不差的、绝对的反映客观。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每版《辞海》，都打着它那个时代和历史的足迹，受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影响。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辞海》不是“天书”，同样存在缺点错误，其知识内容亦会陈旧老化。

温故而知新。从1936年第一版《辞海》的出版算起，七十五年来出了六版，第一版以后的各版都是对前一版的修订。本文意在通过多次编纂和修订，观察《辞海》在真理的长河中，怎样实事求是，修正错误，推陈出新，不断探索真理从而与时俱进的。

《辞海》第一版于1936年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继《辞源》之后，又一部具有代表性、开创性的综合性大辞典，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但无庸讳言，它却深深地打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如将［九一八之役］定义为“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四省开始行动之战役”；在［台湾海峡］条中称“日属台湾”；称傜族为“猺族”，僮族为“獞族”；称中国共产党为“匪”；称［鬼］为“人所归为鬼”，称［神］为“天神，引发万物也”，与一千八百多年前《说文解字》的释义无异。这些问题连同因蒋家王朝覆灭而引发许多事物，诸如国名、国都、国旗、国歌等的变化，都在第一次修订、即编纂第二版《辞海》（1965年出版）中得到修正。

《辞海》第二版虽然对第一版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但它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中诞生的。当时，“林副主席”已经红极一时。在这一形势下，［井冈山会师］条居然违反史实，把林彪排在陈毅之前、朱德之后，俨然成为与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之一。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中，就不写他是首任书记。因为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就删去［平江起义］、［百团大战］；在［八路军］和［第一野战军］等条中，连彭是副司令、领导人也不提了。这些问题，在第二次修订即编纂第三版《辞海》（1979年版）中得到纠正。

第二次修订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辞海》修订工作，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要秘书告诉王冶秋：“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领导的。”周总理请王冶秋同志转告《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据此《辞海》第三版一改第二版对杨度一批到底的行文，并加上他营救李大钊、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内容。

《辞海》第三版虽然纠正了第二版的不少错误，并把“文革”中的不少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但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两年后作出，许多问题特别是思想理论问题，还没有拨乱反正，“左”的错误和倾向明显存在。如［文化大革命］条把苏联定为“苏修”，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定为“反修防修”，都是错误或有待讨论的。抗日战争条目，基本上只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役，而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如“太原战役”、“忻口战役”、“南京战役”、“徐州战役”和“长沙战役”等都付阙如。由于把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视为资产阶级学科的“左”的观点还没有彻底转变，所收条目甚少，不成体系。此外，有些条目字里行间仍有大批判语言。如［水浒传］释文就有“作品歌颂或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语。第三次修订即编纂第四版的《辞海》（1989年版）中，［文化大革命］条从100字增至1 200字，定性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而予以彻底否定。抗日战争方面条目，补充了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社会学从18条增至369条，伦理学从20条增至124条，美学从35条增至270条，经济法、国际法、行政法、民法条目，过去收之甚少，都一一予以增补并形成系列。摘去［保付支票］、［金融市场］、［贴现］、［通知存款］、［银根］、［头寸］等若干条的“资本主义国家用语”或“旧中国用语”的帽子，删去或修改了某些条目的大批判用语。

《辞海》第四版虽然增添了改革开放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还处在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条释文仅有30余字，而且存在带有贬义的“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的定性语。总之，本版《辞海》还打着计划经济的烙印。这次修订，先出26个分册，再出合订本，是一次过细的修订，但仍然出现不可思议的错误。［江庸］条，由于以第二手材料为根据，把他的生卒年1878—1960年错成1876—1945年。而此人的光辉之处，恰恰是最后15年。1948年他被国民党提名为国大代表，他却放弃竞选，辞而不就。不久，国民党公布宪法并宣布江为大法官，他又力辞不就。1949年他同章士钊、颜惠庆、邵力子等人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和谈，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错误，在十年后的《辞海》中，才得到纠正。

第四次修订即编纂第五版《辞海》（1999年版），除了增添一万几千幅彩色图片，首次推出异彩纷呈的彩图版外，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及其系列条目，特别是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目。［市场经济］从30余字增加到400字，以“市场”当头的条目，从8条增至20余条；至于以“市场”结尾的条目，则增加更多。

《辞海》第五版截稿于1999年前，还不可能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不可能收“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也不可能收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产生的新的事物。由于传统的影响，第五版《辞海》［无产阶级道德］的定义是“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革命的道德”。无产阶级道德包括孝敬父母、文明礼貌、团结友爱、勤劳节俭等等，都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不是“革命的道德”。这样释义显然存在片面性。该版一如既往，普通词语方面，基本上只收古代的，很少收现代的；此外，词条的书证，大多根据老版本，未作更新。

第五次修订即编纂第六版《辞海》，于2005年年底启动。数以千计的作者和编校人员，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又一次投入这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教授在修订稿件时，因突发心脏病猝死。而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辞海》电子技术的稿件。春蚕到死丝方尽，辞海人的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叹不已，敬佩不已！

《辞海》第六版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增收了［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条目形成系列。该版突破以往在普通词语方面基本上收古代汉语的陈规，增收了5 000条、20 000个义项现代汉语，增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暴风骤雨》、《红岩》、《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文学作品，弥补了此前历次版本的不足。该版检查了63 331条书证，改正1 868处，使《辞海》历次版本遗留下来的书证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该版还改正了条目中的一些陈旧的或错误的提法和观点，提高了词条的知识性和科学性。

有没有尽善尽美、没有任何错误的《辞海》呢？肯定地说：没有。《辞海》已经出了六版，每版都纠正了上一版的一些错误，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江庸］条的教训说明，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是产生错误的原因之一。《辞海》是“海”，从时间来说，涉及古今；从空间来说，涉及中外。而一代代辞海人，即便是“超人”，也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些部分，却不能认识整个客观世界。因此，认识的局限，往往成为《辞海》出错的又一个原因。最后，每个时代或社会，都有特定的上层建筑，其中国家、政党、政权等会对文化出版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影响；而错误的影响，又成为《辞海》出错的一个原因。

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每次修订《辞海》，都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即认识和改正缺点错误、并使之转化为真理或接近真理的过程。真理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因此，这一过程也是无止境的。《辞海》就是这样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