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误判，方向的迷失

价值的误判，方向的迷失——对《时时刻刻》中女性自杀情节的原因分析

郑　毅^[1]

摘　要：本文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为基础，对美国小说《时时刻刻》中伍尔夫夫人和布朗夫人的自杀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排除了外在的物质环境和男权力量的作用之后，伍尔夫夫人和布朗夫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的失败和理想的虚无缥缈这一双重困境浮出水面。而造成这种绝境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便是抛弃家庭、过度强调平等和对抗的激进女权主义的误导。对于家庭价值的误判，对于自我实现的目标的错误设定，才最终导致了两位夫人在书中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存在主义；女权主义；女性自杀情节

一、引言

美国小说《时时刻刻》是作家迈克尔·坎宁安于1998年发表的第四部著作。该作品于次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及福克纳小说奖，并于2002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获得了当年美国电影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的多项提名，并帮助澳大利亚演员妮可·基德曼一尝奥斯卡影后夙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这部小说内容丰富、形式独到，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目光，他们从叙事形式，表现手法，主题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分析。在主题方面，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同性恋、女权主义及生命的生死等角度。对于其中反复出现的女主人公自杀情节，许多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分析，比如女性主义、象征手法等。

二、存在主义的视角

其实，在分析书中的自杀现象时，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也可以发挥他的价值。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人永远是，完全是自有的，否则就不存在。物的存在是‘自在’，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人和物完全不同，人是‘自为’的存在，作为一种纯粹的主观性而存在。”（余源培，夏耕1989）因此，“人不是别的，只是他自己所造就的东西”（余源培，夏耕1989）。也就是说，通过一个人的选择，和一个人的行动，这个人造就了自己，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勇士，或者是一个懦夫，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根据存在主义的观点，在《时时刻刻》这本书中，除去自然和社会的因素，在分析其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自杀时，个人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原因。人做出自由的选择，承担全部的责任，不论这种行为为他/她带来的是荣誉还是诅咒。

三、对现实的反抗？

自杀这种“极端的自我毁灭行为”，“不仅给自杀者带来无法挽回的恶果，也给其家人朋友带来了无法磨灭的伤痛，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郭晓坤，宋广文2011）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庄子在《盗跖第二十九》中抨击自杀行为，残害生命，毁坏天性，即使是那些公认的自杀的贤者也毫无贤德可言，都是应该唾弃大的行为。（2004）而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在《伦理学讲义》中指出一个有感觉的个体通过自愿的行为毁掉自身是永远不能得到允许的，所以自杀在任何环境下都不可能被看作是可以允许的。（1997）这样一种自残自害的行为，如果作为“实质上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那么女性所谓抗争也未免过于悲剧，被动和无力了。（李龙梅2010）有学者在谈到书中伍尔夫夫人的自杀时提出，“在社会不能赋予女性自由和独立的条件下，无力摆脱现实桎梏的女性也许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实现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才能获取女性的尊严，获得内心的评价”（李龙梅2010）。但这种说法本身并不能完全成立。

确实，在小说中伍尔夫夫人的生活中，现实的桎梏是客观存在的。伍尔夫夫人饱受头疼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发病时让她产生“幻听”的症状，好像“轰炸机又出现在空中”一样，让她“精神无法集中”。（坎宁安2012）这种幻听有时还会以指责的声音出现，让她无法顺利地写作。

同时让她烦心的还有她的丈夫伦纳德，她总是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他生气，因为他总是勉强她做“对的”（对她的健康有利，但她并不情愿）的事。她的仆人内利，对她总是一副挑衅和抱怨的态度，总是让她感到紧张和不快。伍尔夫夫人小心翼翼地和内利打交道，以免听到她的抱怨，甚至为了午餐的食谱和采购的任务都要鼓起勇气跟她做一番“生死搏斗”。除此之外，还有医生的建议，就像《达洛卫夫人》中的医生一样，他们总是要求病人到安静的地方休养，并不考虑病人本人的意愿和感受。依照医生的命令伍尔夫先生将家搬到了里士满，但伍尔夫夫人对此感到痛苦，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囚犯似的，被限制着自由。在她企图逃到伦敦却在火车站遇到寻找而来的丈夫时，她艰难而无奈地表白着，“但愿不是这样，但愿平静的生活能使我快活”（坎宁安2012）。但是里士满的生活让她感到束缚和深深的压抑。

但是这并不是主人公自杀的借口。伍尔夫夫人的生活中所出现的这些桎梏还远远达不到导致她死亡的地步。举例来说，在刘燕舞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9—2009）》中，被宗族的力量强迫的替因为“不孝”而自杀的父母“垫棺材底”的子女，或者是因为“逼死”儿媳妇而被娘家人“打人命”逼迫自杀的婆婆，还有因为子女不肯赡养而面临饿死命运的老人，她们所遭遇到的社会或自然的力量，才是真正能够造成她们自杀原因的力量。（2012）而相比起来，伍尔夫周围的人都希望她活，并不希望她死，这些人为了能让她活，更好地活，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将她自杀的根源指向他们，那么这种说法的理由太不充分了。

伍尔夫夫人的丈夫为了让伍尔夫活下去可以说是无所不至。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伍尔夫先生伦纳德，看到伍尔夫夫人的时候，他脸上“校样时的愠怒……几乎立刻就消失了，而代之以一个丈夫的温和亲切的面容，这是在她身体最糟的时候悉心照料使她得以康复的丈夫，不要求她做她做不到的事情的丈夫，每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劝她喝一杯牛奶、有的时候还达到了目的的丈夫”（坎宁安2012）。从这段描写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伍尔夫先生对妻子真挚的爱和关心。

四、与男权的抗争？

有学者认为，伍尔夫的死亡是与男权社会的抗争，这个观点也有待商榷。在刘燕舞博士的论文中，他曾戏谑道，在历史学家眼里，任何自杀都是权力魔障的产物，无论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是权贵精英们被迫的自杀或贞洁烈女的自杀殉节，不是皇权便是男权的产物。（2012）与此极为类似的是，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眼里，任何男人都代表着男权，只要女性的自杀中有男人的参与，那么就必然是男权压迫女性的范例。

所谓的男权的权威，便是一种管理女性的方式，其中“妇女完全受男人管理，公共事情不许她们过问，私下里，每个妇女对她的命运所系的男人只有法律上的服从义务”（穆勒1996）。而如果女性的命运真如穆勒在《妇女的屈从低位》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妇女除了当暴君的个人的肉体仆役外，生活没有其他机遇”（1996），那么，如果这个妇女选择自杀，那倒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同时也是自我解脱的行为。但是《时时刻刻》小说中的丈夫和医生都并没有出现以上那些压迫妇女的行为。如果医生恰巧是一个女性的话，那么给出同样建议的她就没有压迫妇女的嫌疑了吗？而伍尔夫先生，完全不同于那些“可以无阻挡地通过婚姻法获得一个牺牲品”的“比禽兽略胜一筹的男人”，而是对她关怀备至。（穆勒1996）

五、双重困境下的逃兵

伍尔夫夫人会自杀，并不是因为社会的男权力量让她没法活，而是因为她的主观意志不想活。造成她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并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绝望。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中，他曾指出，儿童和老人不会自杀，动物也不会；特别是在人生命的前15年，人不会自杀，因为生命的本能是活下去。（2001）那么人为什么会在物质上并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自杀呢？根据迪尔凯姆的理论，对于成年人来讲，最重要的是生活的高级形式，比如思想、宗教和艺术等。（2001）伍尔夫夫人和布朗夫人的自杀（企图）是源于对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的绝望。她们认为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而当前的生活状态让她们感到厌烦。在这种对行动的无能和现实的失望双重的困境中，两位夫人选择了结束生命，逃避了生活的选择，做了人生的逃兵。

伍尔夫夫人和布朗夫人都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她们无力达到现实生活中“成功者”的程度。伍尔夫夫人认为她的姐姐瓦妮莎善于应酬，能够生育，在伦敦热闹繁华的社交生活中游刃有余，是值得羡慕的。布朗夫人认为基蒂的能干和活力是了不起的，她是最受欢迎的女孩子的代表。她们对于另外两者的同性亲吻，与其看作是情欲，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于强者的崇拜和羡慕；而要达到另两者那种程度，弗吉尼亚和劳拉都觉得力不从心。

同时，她们的丈夫，无论是瘦弱到让弗吉尼亚感到可怜的伦纳德，还是劳拉的丈夫，都不能让她们产生爱恋和情欲，只有同情和歉疚。当婚姻生活让人感到厌倦时，生活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煎熬。

在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的时候，人便面临着是继续忍受还是做出改变的选择，而这只是自由人的人生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的千百万个选择之一。伍尔夫夫人和布朗夫人都不愿意继续忍受，她们表达过自己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伍尔夫理想的生活是去伦敦，而当时所有人的共识，哪怕是伍尔夫夫人自己也感到无法适应在伦敦的生活。伍尔夫夫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并不完全确定自己追求的理想是什么，而到伦敦去也只是她对待外界要求的一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纯粹的反叛。其实，就连伍尔夫夫人自己也清楚，伦纳德关于她在哪里能生活得更好，更安全的判断是正确的。她也许到了伦敦不会更好，更安全，但是她宁愿死在伦敦，也不愿意活在里士满（坎宁安2012）。不求生而求死，伍尔芙夫人做出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改变。

而布朗夫人希望能够一直沉浸在阅读之中。这种理想的生活在她身为布朗夫人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在旅馆里，一个高级的旅馆，一段独处的时光却并不能给她带来期待中的快乐。这种行为只是一种逃避。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劳拉感到不擅长，从中得不到成就感。对此她感到非常痛苦，而丈夫和孩子对爱的要求，让她感到是一种负担。而最后，她也选择了独自一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在丈夫、女儿、儿子相继死亡后，仿佛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虽然最终没有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布朗夫人选择结束了家庭的生命，那个她认为对她是巨大束缚的家庭的生命。

任性和孤独并不能解决两位夫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发现了这一点后，两位夫人选择了逃避，试图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问题。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她们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压力，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要求，都表现出了强烈地表达自我意识的意愿。但是她们都没有能够全面地认识所面对的现实，在追寻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迷失在迷雾中，找不到光明的方向。

六、结语

两位夫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遇的失败其实也是女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所面对过的阵痛。“既想做女人，又不想接受性别主宰”，是女权运动初期所追求的目标。著名女权主义作家波伏瓦更是有一句名言，“无人天生为女人，人人皆可自成就”。这种完全无视女性生理和心理特征，盲目追求所谓“平等”，甚至将女性生育能力视为女性受压迫的原因的做法大大激化了性别间的矛盾。（弗里德曼2007）在现实中，这种激进的女权主义行为也造成了一定的后果。因为在反对父权制及性别歧视时，过分对立男女，激起社会的反感；而过度鼓励女性投入事业导致忽视家庭，相继出现的单亲家庭、数量增多的未婚母亲以及离婚率的上升使女权主义者都开始反思自己的主张；到了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甚至认为，“目前对女性产生危害的不是把女性定义为妻子、母亲、干家务的人，而是女权主义者们提出的女性人格中的核心不用通过爱、抚养、家庭来实现的观点”（张广利，杨明光2005）。

如果伍尔芙夫人和布朗夫人能够从对于家庭责任的负面影响中跳脱出来，全面地认识家庭的意义，更加宽容地接受自己的女性属性，那么她们也许能够像成功版的达洛卫夫人、克拉丽莎一样，既拥有完整的家庭，坦然面对自己的性取向，同时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事业，还能够帮助别人，而这个别人又恰好是曾经的男性伴侣。克拉丽莎的生活经历证明，女性不需要通过打败男性来自我实现；双方的关系，正如理想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所主张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和互相依存的伙伴关系”（张广利，杨明光2005）。

参考文献

［1］IMMANUEL K．Lectures on ethics［M］．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Edinburg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简·弗里德曼．女权主义［M］．雷艳红，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4］郭晓坤，宋广文，“生命意义”对自杀态度与行为的研究及启示［J］．科教文汇，2011（3）：167—169．

［5］迈克尔·坎宁安．时时刻刻［M］．王家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李龙梅．从《时时刻刻》透视二十世纪女性的成长历程［J］．安徽文学，2010（10）：52—53．

［7］刘燕舞．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9—2009）：社会互构论的视角［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2．

［8］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低位［M］．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9］余源培，夏耕．一个“孤独”者对自有的探索：萨特的《存在与虚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10］张广利，杨明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庄子．庄子集释［M］．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注释】

[1]郑毅，女，河北唐山人，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