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1年国际网络传播研究发展状况分析——以SSCI之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为例
彭 虹 肖尧中 齐向楠
摘要：本文以SSCI之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5年至2011年的全部文章为分析对象，以研究主题、方法和理论为分析框架，以内容分析、定性、定量等方法为分析手段，力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网络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分析发现：网络被传播领域认定为新媒体，但网络绝不仅仅是一种媒体，所以不能只用传播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在时间之轴上，每个研究主题的意旨都在不断流变;网络传播的研究方法正在多元化、综合化的演进中打破关于研究方法的传统归类体例;建构网络传播的理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互动、涌现和非线性乃是建构网络传播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撑。
关键词：JCMC，网络传播，研究主题，研究方法
一、研究背景
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从信息、传播、关系的维度把人类社会推向网络化的纵深之域。今天，关注抑或研究传播，“网络”的视角和思维都已不可或缺。何况，因遥在而无疆的网络，已使我们可仅以一个点击就完成一次国际对话。这也仿佛是在启示我们：当我们利用网络进行国际对话之时，我们是否该自问一下，我们在网络研究上有充分的全球视野与国际思维吗?回答这个问题，难免见仁见智，因为我们既可着眼于近年来的学术会议、译著出版，也可着眼于国际合作、成果转化等。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兴许就会发现，在对网络传播的研究上，我们的国际对话确实还需进一步加强;而且，这种加强是立体性的——既包括理论之广度扩展与深度研究，也包括方法之多元与综合。考察SSCI中网络传播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基于这一初衷，希望有益于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内容分析为基础，以定性为旨归，以定量为辅助，选择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以下简称JCMC) 1995年至2011年以来的全部文章(共65期，563篇文章)，通过变量设置、编码和SPSS处理得出相关数据以为相关判断之依据。
(一)样本选择
JCMC，直译为《计算机媒介传播学刊》，也可译为《网络传播学刊》。该刊是由Margaret McLaughlin和Sheizaf Rafaeli于1995年创办的季刊。它没有纸质版，以网络为载体免费发行。2008年，JCMC由Wiley-Blackwell出版，用户仍可在Wiley数据库免费阅读期刊全文。选择JCMC为样本，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该刊自创建以来就被收入SSCI传播学期刊目录;二是该刊已成为国际传播学会(ICA)的官方刊物之一，学术影响广泛。汤森路透发布的最新社会科学期刊引用报告显示，《网络传播学刊》的年度影响因子(3.639)在所有传播学期刊中排名第一，其学术影响可见一斑;三是JCMC是一本以网络为发表平台，同行匿名评审的学术刊物，其研究域聚焦于网络这个核心，有相当的专业性;四是该刊视野开阔，作者群的学科背景广及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信息科学等。因此，作为一本致力于网络传播研究的学术刊物，该刊具有国际意义上的权威性、前沿性和广泛性。透过它，我们或许能事半功倍地认识和把握国际网络传播研究的发展状况。
(二)编码说明
我们知道，编码的前提是变量设计，而变量设计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研究目的。由于本研究是在历时的框架下审视国际网络传播研究在主题、理论、方法及其在相关性上的变化，所以论文的发表时间、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被我们视为主要变量。在接下来的具体分类上，我们采用先接触、再列举、后归纳(先汇总JCMC 1995－2011发表的论文目录、关键词和摘要，再以此为基础列举论文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所用理论，最后以列举结果为依据进行归并)的方式，以避免先入为主。这样一来，该刊17年以来所发表的论文，在研究主题上就被我们分为网络信息传播(包括受众研究、网站研究、在线新闻研究、网络与政治传播研究、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网络广告研究等)、网络社交(包括在线社区、电子邮件、MSN、游戏、Facebook等)、新媒体(博客、手机、短信、微博等)、网络文化(包括网络话语、网络文化、网络宗教、网络心理、虚拟现实等)、电子商务(包括电子交易、电子卫生保健、外包等)这五大类。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原本打算以定性与定量的二分法来归类，但随着方法列举的深入，我们觉得这种分法似乎过于简单。于是，按一一列举的总结果，我们把方法归并为五类：实证研究(特征：抽样、样本分析、数据收集、数据测量与数据分析)、调查分析研究(特征：调查问卷、量表测量、量表信度)、定性研究(特征：访谈、询问、互动、参与者、观察、文本或、焦点小组讨论、非参与者)、内容分析(特征：编码程序、分类设计、内容编码、定义)、理论研究(特征：以某一理论为主体进行阐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分类仅仅是立足样本实际状况的一种权宜之举，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分类关系不大。
在理论运用上，由于样本作者群体的学科背景过于复杂，故其理论运用非常离散。鉴于过分离散的数据对定性无补，所以我们放弃了理论运用的统计环节。
大致而言，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由于立场和方法决定研究结果，而立场的背后是研究对象(主题)和作者用于认识对象的理论，所以我们以研究主题、方法和理论这三者为基本视点来架构本文的分析框架。
三、变量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各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
1.作者国籍的分布状况
统计显示，就作者国籍而论，美国居首(占60.7%)，英国(占6.3%)为次，接着为澳大利亚(占4.1%)、加拿大(占3.9%)、德国(占3.3%)、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占2.6%)、日本(占1.5%)、意大利(占0.7%)。具体情况见图一。
图一 JCMC 1995－2011年作者国籍分布状况图
显然，如果我们权且把这个图视为当前国际网络传播研究之学术地图的一个投射，那我们也就不难看出我们在其中的版块和地位。更进一步，如果再除却港澳台地区的份额，那中国大陆在网络传播研究方面的“国际空间”和“国际话语权”确实有些不容乐观。
2.研究主题的分布状况
为了充分展现样本在研究主题上的丰富性，我们特意在统计上对前述五大类主题(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社交、新媒体、网络文化、电子商务)进行拆分。结果显示，在研究主题的分布上，只有新媒介研究(占14%)和网络社交研究(占12.3%)超过了10%，其他依次为受众网络信息行为研究(占9.1%)、网络话语研究(占7.5%)、电子商务研究(占5.9%)、网站研究(占5.3%)、电子卫生保健研究(占5.0%)、传播渠道研究(占4.4%)、虚拟现实研究(占4.3%)以及在线新闻研究(占3.7%)、网络与政治传播研究(占3.7%)、远程教育研究(占2.7%)、网络在线游戏与文化研究(占2.5%)、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占2.1%)等。具体分布情况如图二所示。
审视图二，或许有人会质疑主题分类的集中度和清晰性。对此，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其实既反映了样本研究主题的丰富性和综合性，也反映了力图清晰划分和归并主题本身的难度。同时，我们似乎还可以说，纵向地看，随着我们在网络开发和利用上的深入，网络传播研究的主题离散和难以归并其实是个趋势。
图二 JCMC 1995－2011年研究主题分布状况图
3.研究方法的分布状况
与考察研究主题的分布状况相类，我们在统计研究法的分布状况时也采用了拆分法。结果显示，即便做了拆分，实证研究法所占比例还是最高，达到了26.3%。其他依次是内容分析法(占16%)、定性研究(占15.8%)、调查分析法(占14.7%)、理论研究法(占8.2%)、实证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占7.3%)、实验法(占5.7%)和比较研究方法(占1.6%)等。具体情况如图三所示。
图三 JCMC 1995－2011年研究方法分布状况图
我们认为，这种分布状况，既与欧美实证主义的传统有关，也与网络传播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关;其次，相形之下，我们不难看出，理论研究在此中的结构性位置。这也就隐约告诉我们：在网络传播这个研究域，纯粹的思辨迄今仍显薄弱。而这，也似乎暗示出，网络传播的理论建构即便在国际范围，也依然是任重道远。
(二)主要变量的变化趋势及相互关系
1.网络信息传播研究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在JCMC 17年来所发表的文章中，与网络信息传播(如前文所述，在本研究中该主题包括网站研究、受众研究、远程教育、在线新闻研究、网络与政治传播研究、网络广告研究等次级主题)这一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章高达190余篇，在数量上远超其他任何研究主题。我们认为，出现这一现象，不仅与该刊物之网络传播研究的定位有关，更深层次的是与研究者们对网络的认识有关——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网络首先是一个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平台。在年度分布上(如图四)，我们发现，该主题的文章数量在1999年至2000年间一度跌入低谷，此后却保持了长达五六年的增长，至2006年才逐渐回落。
图四 JCMC 1995－2011年网络信息传播研究成果数量走势图
从研究意旨的变迁上综观网络信息传播这一主题下的190余篇文章，我们发现，在1995－2011年这17年间，该主题在研究意旨的流变上大致经历了两个转变——由研究个体或群体在网络信息传播中的差异转向网络信息传播对群体或个体的影响，再转向网络信息传播和使用者之间复杂的双向关系。沿着这两个转变，我们把这一研究主题轮廓式地分为三个阶段。不过，尤需强调的是，由于研究意旨的转换并无(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严格的时间界限，所以这种划分仅仅只是一个轮廓。
第一阶段是1995年至2000年左右。此阶段，受众信息行为、远程教育、在线新闻等受到较多关注。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Diane F.Witmer的“On-Line Smiles：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Graphic Accents?”和Matthew Lombard的“At the Heartof It All：The Concept of Presence”等。围绕性别对网络信息行为的影响，Diane F.Witmer提出了三条假设：在网络传播中，女性使用的表情符号比男性多;男性使用的挑战性语言比女性多;男性比女性发布更多的煽动性信息。结果只有第一条假设部分成立，因为在研究所取的样本中，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挑战和煽动性语言。[1]Matthew Lombard则立足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讨论“什么是表现，它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媒介用户有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加以研究”等颇具哲学意蕴的问题。在研究中，作者指出，正是媒体的形式和内容特征及媒体用户的特征激起了表现的形式，而我们却对此知之甚少;表现的形式一旦被激发，我们对表现形式的影响也知之甚少。在媒介的“表现”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建立系统性的研究计划乃至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理论，来探讨诸如“表现一定是好事吗”、“是否有对于用户而言过于强烈的表现”、“表现是否有助于精神病和其他的心理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相对原始的线索中得到表现感”[2]这一系列的关于“表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透过作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此阶段的研究者在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域中对理论建构的渴求。
第二阶段是2000年左右至2006年左右。此阶段，“受众”仍是比较突出的议题，同时，网站建设、网络与政治传播等议题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如James Piecowye的“Habitus in Transition? CMC Use and Impacts among Young Wome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Xiang Zhou的“E-Government in China：A Content Analysi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Web Sites”、Samuel Ebersole的“Uses and Gratifications of theWeb among Students”、Yun-Jo An的“Student Perceptions of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Face-to-Face Courses”等。James等通过研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使用CMC的青年妇女，否定了“网络将不可避免地重塑‘目标’文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价值和沟通偏好这一方面”的假设性判断，得出“主导互联网的消费文化对阿联酋的女学生有着更直接的影响;网络使用者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自觉地选择全球文化元素而又能够同时保持自身的文化价值”[3]等结论。Xiang Zhou从内容分析的角度研究中国国家级与省级政府网站，并在分析中提出了一个由定量分析产生的“前厅”理论——中国政府网站开始页面的内容处在国家和地方两个水平。[4]为进一步验证远程教育的效果，Yun-Jo An对美国一所中西部大学的105名寄宿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对于大部分学习任务倾向于以面对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网络进行讨论。立足于此，作者指出：“速度”与“便利”是使用者选择面对面还是选择网络来进行讨论的主要变量。[5]
统观此阶段网络信息传播方面的研究，我们注意到，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等传统传播学理论被大量引入网络传播研究;同时，“互动”(interaction)一词的出现频率明显增大，而其丰富的内涵和多元的价值意蕴也在研究者们各自的研究视野中逐一涌现。
第三阶段是从2006年左右至2011年。此阶段，受众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群体性受众受到较多关注，且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被更频繁地应用。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R.Sooryamoorthy的“Does the Internet Promote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Patti M.Valkenburg的“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Testing the Stimulation Versus 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C.Courtois的“Gratifications and Seeding Behavior of Online Adolescents”，Steve Jones、Camille Johnson-Yale的“U.S.College Students' Internet Use：Race，Gender and Digital Divides”，Teresa Correa的“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Among‘Online Experts’：Experience，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Web Content Creation”等。R.Sooryamoorthy以南非科学共同体为个案，讨论网络是否促进了科学协作和提高了科学生产力。结果显示：网络使用与跨国科学协作正相关，但协作通常不与出版生产力相关，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南非学者在国际协作中提高了自身的科学生产力。[6]Patti M.Valkenburg从刺激说和位移说两个向度提出假设，研究在线交流与青少年的幸福感。在对10至17岁之间的1210名荷兰青少年进行在线调查之后，研究者得出结论：位移说(认为网上交流会减少青少年的幸福感，因为它位移了本来应该和现有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因此会减少这些友谊的质量)并未得到支持;而刺激说(认为与现有朋友一起的在线交流会提升友谊质量进而激起青少年的幸福感)却得到了验证。[7]Teresa Correa借鉴技术文献、数字鸿沟和自我理论，从经验、技能和心理三方面探讨影响大学生网络创意的变量构成。[8]
在文献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此阶段的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在进一步关注网络传播之互动性的同时，还比较关注网络信息传播中虚拟和现实的复杂关系。
通过对该主题下每一篇文章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进行统计，我们得到了图五。
图5 JCMC 1995－2011年网络信息传播研究方法运用分布图
统计显示，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在在方法上明显偏重于实证研究，且若把调查分析、实证和定性相结合等方法一并归入“实证”，则其所占比例会更大。我们认为，出现如此分布状况主要是因为网络信息传播研究，主要是对传播这一社会行为的研究，所以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方法也就自然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2.网络社交研究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在JCMC 1995年到2011年所刊发的文章中，以网络社交(包括在线社区、虚拟组织、网络与社会资本、电子邮件、MSN、游戏、Facebook等)为主要议题的有80余篇。在年度分布上(如图六)，该主题论文数量的谷点和峰点与网络信息传播研究基本一致，即谷点出现在世纪之交，峰点出现在2005－2006之间。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原因导致此种状况的出现：其一，世纪之交，网络泡沫破灭，全球互联网进入冬季，网络研究局部遇冷;其二，网络社交和网络信息传播在“信息互动”意义上有内在一致性。
图6 JCMC 1995－2011年网络社交研究成果数量走势图
纵向审视JCMC 17年来刊发的网络社交这一研究主题下的文章，我们发现，网络交往本身及其如何改变人际关系、工作和社会环境等相关议题一直是此主题中的重点。在这一重点的演进和变迁脉络中，2004年是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此前，现象描述远多于理论探讨;此后，理论探讨渐趋增加。
如以2004年为界，网络社交研究前一阶段较具代表性的成果首先是Luciano Paccagnella的“Getting the Seats of Your Pants Dirty：Strategie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Virtual Communities”。作者在文中指出：虽然没有物理的、可触的事物，但网络空间还是创造了人们建立绝对真实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及社会规范的范例;即便是在网络空间，社交的意蕴也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其特征并不是网络这一媒介的内在特点所能完全决定的。同时，作者还特别强调，希望此文能提供网络社交研究的方法论建议。而且，因为通过理解网上社交互动，我们完全可能更好地理解日常社交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很有必要采取多元方法，以便更透彻地研究虚拟社区里的人类行为。[9]即便十余年后的今天，读到此文，我们依然不得不说，作者的这些洞见，确实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其次是Gerardine De Sanctis与Peter Monge的“Communication Processes for Virtual Organizations”和Sirkka L.Jarvenpaa的“Communication and Trus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Gerardine DeSanctis等人认为，虚拟组织是一个地理分布不可界定且文化多样的“实体”，它被网络联系起来，且依赖于横向的、动态的合作关系。由于其具有过程高度动态性、实体契约性、边界渗透性、结构重构性等特质，故充分沟通对虚拟组织甚为必要和重要。他还指出，网络传播在传播的数量和效率、信息的理解、虚拟任务、横向沟通、技术规范及使用和网络演化这六个方面影响着虚拟组织的设计。鉴于这一迅速发展的学术领域需要借力于各种理论的发展，所以概念上的解释、哲学分析、经验主义研究以及实质的批判研究对这个题域的理论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方法。[10]Sirkka L.Jarvenpaa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全球性虚拟组织在其创建和维持信任的过程中，由于地域和文化上的原因，组织成员在项目合作中所受到的来自沟通和相互信任上的挑战。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性虚拟组织中，成员可能体验一种“即刻”信任的形式，但这种信任非常脆弱和短暂。可以说，这两篇以虚拟组织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在组织的设计、协作、沟通和信任等多个层面肯定了网络之于交往的便利，同时也充分揭示了这一“虚拟”平台的诸多不足。[11]显然，这些组织框架中的很多结论，对其外的一般性网络交往一样富于启发性。
最后是JoséL.Abdelnour Nocera的“Ethnography and Hermeneutics in Cybercultural Research Accessing IRC Virtual Communities”和Leigh Keeble的“Why Create? A Critical Review of a Community Informatics Project”。JoséL.Abdelnour Nocera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他认为，研究虚拟社区，不应该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上，而应注意来自网络内部的文化构建问题，注意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维度的平衡问题，注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认识论。在他看来，网络空间里的用户，需要通过一种语言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旁人要接近这一空间，就需要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来适应这样一个概念：一个能够根据他所进入的不同“世界”而形成不同人格的多面的非真实的人。本着这样的认识，作者提出，民族志策略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都应成为研究网络交往的工具。[12]Leigh Keeble以英国政府在国内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地区建立的700个信息和通信技术中心为探讨对象，明确指出政府这种自上而下的试图通过引进技术而消除弱势社区的数字鸿沟的做法在效果层面很有限，因为简单地提供网络设备和技能培训，并不能使个人和社会团体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和思考：为什么个人和团体需要上网以寻求更广泛的社会交往?[13]显然，正是这一追问，促使研究者思考网络交往自身的理论之所在。
后一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首先是Anita Blanchard的“Virtual Behavior Settings：An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Setting Theories to Virtual Communities”。文中，作者把虚拟社区理解为在新兴环境形式中运行的虚拟行为设置，而虚拟行为设置则是通过成员间的互动在CMC中形成的空间或“地点”感而形成的。基于这样的理解，作者先概述了网络和虚拟社区，进而介绍FtF行为设置理论;然后通过描述FtF行为设置理论和研究CMC来说明虚拟行为设置的概念框架;最后得出了运用虚拟行为设置框架来检验虚拟社区的启示。作者认为，由于虚拟社区产生了体验意义上的“空间感”，所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新兴的环境形式——虚拟行为环境，似乎更好。此环境的运行，是通过环境程序的形成、维护以及参与者们以互动而完成的运行来实现的。[14]就笔者愚见，此文完全可以说是立足已有研究而试图搭建虚拟社区分析理论的典型成果。虽然，作者Anita Blanchard的这一努力似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其对虚拟行为环境的探索和思考，确实有独到之处。
其次是Andrea Kavanaugh的“Community Networks：Where Offline Communities Meet Online”、Sara Green-Hamann等的“An Exploration of 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Second Life Social Support Groups”和Marina Umaschi Bers的“Fo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by Building a Virtual City”。Andrea Kavanaugh等以Blacksburg Electronic Village(BEV)这个成熟的网络社区为样本，探讨网络社区的社会影响。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的使用将加强人们的社会联系、社区的参与度和连接度。为此，作者建议，网络社区的设计者们应有针对性地设计合适的创新工具，以增加网络社区的社会互动性，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弱势社会个人或群体对网络社区的利用。[15]Sara Green-Hamann等以第二人生(Second Life)这一三维虚拟世界为例，研究人们加入虚拟社区中社会支持小组的动机。调查发现，第二人生中接近同步、实时的交流明显优于完全同步或完全不同步的交流;用户可以在匿名状态下通过其虚拟居民身份反映社会问题。同时，作者提出类似第二人生的虚拟社区若要在未来从文本交流到语音交流的转变，那么如何保证匿名性和同步性将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16]Marina Umaschi Bers等围绕“基于网络技术的设计与应用来建立促进青年公民社会参与的学习环境”这一议题展开讨论。文章首先介绍了针对适用于儿童的图形化虚拟城市及其社会组织设计的三维多用户环境，然后定义了公民参与的不同方面，最后在一个包含多元文化的青年夏令营中使用三维多用户环境对青年人进行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在三维多用户环境中，被试者们不久便发展起了一个具有试验决策、自我组织、公民话语的安全空间。这也就意味着，网络技术架构起来的网络社区具有帮助、促进青年公民社会化的潜质。[17]我们认为，不管是Andrea Kavanaugh们或Sara Green-Hamann们的调查，还是Umaschi Bers们的试验，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看似虚拟的网络社区，在其促进现实的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社会性”上，都是有显著的正面功用的。
最后是Cliff Lampe的“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Harmonie Farrow等的“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Alumni Through Facebook to Increase Volunteerism and Charitable Giving”和D.Zimbra的“A Cyber-archaeology Approach to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Framework and Case Study”。Cliff Lampe调查了Facebook的使用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护之间的关系，试图探索出一个社会资本的维度，来评估一个人与社区内成员的联系能力。在对286名本科生进行调查之后，Cliff Lampe认为，Facebook的使用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明显联系;此外，Facebook的使用还和心理幸福之间有较强的互动关系。结论暗示Facebook可能为用户体验自尊满足和生活满意提供更大便利。[18]Harmonie Farrow等采用结构性方程式建模的方法，探讨了社交网络关系强度对人们社会赠予行为、态度的影响。在对Facebook中3085名男性用户进行抽样调查后，他们提出：第一，交流的频率和情感的亲密程度是影响社交网站中活跃用户网络关系强度的两个重要因素;第二，依托不同理论路径，这两个因素可以影响人们的实际捐赠行为。[19]D.Zimbra用数码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运动——用自动化技术对社会运动中显著的数码文物进行收集和分类，使分析横跨多个相关的虚拟社区，再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来引导数码资料的分析。[20]我们认为，不管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否经得起检验，其在“数码考古”方法上的尝试都值得赞许和学习。
相较于传统的社会交往，网络交往所呈现出来虚拟性在现象、实质以至功用和理论等多个层面无不引起研究者们不懈地关注和思考，而也正是由于他们倾注心血，大胆尝试，所以这一论域无论是在现象呈现上，还是在理论建构上都在不断向前——阅罢网络社交这一主题中的70余篇文章，我们深有此悟。
在研究方法上，该主题下的研究所用方法的结构性分布(如图七所示)与网络信息传播颇为相似：实证和可以归并为实证的研究方法在比例上占绝对优势。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实验这种研究方法在该主题中占有不可忽略的比例。这也许与只有深入人的心理，才能更好探究人的社会交往这一基本认识有关。对镜可以正衣冠，各国研究者们在方法上的这些探索，对我们至少是一种启发。
图七 JCMC 1995－2011年网络社交研究方法运用分布图
3.新媒介研究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以新媒介为主要议题的研究，在JCMC 1995－2011年所刊发的文章中共计70余篇，在本研究的主题归类中其数量位列第四。新媒介研究论文数量的历时分布和走势如图八所示。从图八我们可以看出，该主题的研究成果在时间向度上分布并不均衡：从开始就一直下滑，到2001年之后才呈上升趋势，2003－2004年达到峰值，2006下滑，2008开始快速上升，之后又快速下滑至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新媒介本身就是高度依赖于网络的存在，所以二者沉浮相系：世纪之交，网络低迷，新媒介自然会受影响，从而研究者的关注程度也自然会受影响。其次是因为新媒介在依赖网络的同时还有自身的发展轨迹，研究者们的探索和思考，也都是遵循新媒介自身的螺旋式发展规律的。
以流变之眼阅读70余篇以新媒介为主要议题的文章，我们发现，在时间之轴上，JCMC这一平台上的新媒介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对象转换过程：2003年之前，不少研究者将网络本身视为新媒介进行研究;此后，研究者逐渐将“新媒介”的内容转换到博客、手机、短信、即时通讯等具体对象上来。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就整体而言，新媒介研究多为描述性的。近年来，结合文化来展开的研究似有增多的趋势。
图八 JCMC 1995－2011年新媒介研究成果数量走势图
此主题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首先是Sheizaf Rafaeli的“Networked Interactivity”、Layton Montgomery的“Diffusion，Use and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n Hong Kong：A Chain Process Model”和Andrea Scharnhorst的“Complex Networks and the Web：Insights from Nonlinear Physics”。Sheizaf Rafaeli在新媒介的意义上从互动的角度研究网络，指出互动性不仅是新媒介之有传播吸引力的主要变量，而且还表达了传播超越反应的程度。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强调，互动性是使得新媒介成为群体传播的社会动态学原因，是网络发生的一种机制。[21]Layton Montgomery用链接模式调查了香港人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接受、使用及新媒介的社会影响。结果显示，新媒介使用受到包括个人特性、社会经济地位、文化地位和对新媒介感知兼容性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同时，新媒介的接受与使用对人们的业余活动有直接影响。[22]Andrea Scharnhorst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来研究互联网(新媒介)。在他看来，复杂网络理论不仅是经验性分析的基础，也是社科研究中探寻问题的启发式框架。循着非线性的理路，作者指出，在无标度网络的情况下，增加个人行为和连接一个新的节点与网络要遵守一定的边界条件，并不是任意的。而且，他还强调，在新媒介越来越发达的时代，社会科学家应充分意识到，专业的复杂网络理论不仅对理解新媒介信息功能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数学模型的帮助下理解复杂网络科学的本质。[23]我们认为，在新媒介研究的初始阶段，这类研究既为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传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此后相对狭义的新媒介研究开辟了思维理路。
其次是Michael A.Stefanone的“Writing for Friends and Family：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Blogs”、Mike Thelwall的“RUOK? Blog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uring Crises”和Wendy Macias的“Blog Functions as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Michael A.Stefanone聚焦为人际交往而存在的博客，认为博客作为一个替代传播渠道，有助于维护博主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其维护程度与博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博客所在网络的规模有关。最后，作者还特别建议，不要孤立地研究类似博客这样的依存于网络的传播工具。[24]Mike Thelwall以2005年伦敦恐怖袭击、新奥尔良飓风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震这三起危机事件为例，研究博客传播在危机事件中的作用。作者对68022个博客进行同期记录，采用半自动化方法来检测危机中使用率增长的词语。结果表明，在危机事件中，分享性传播渠道(如维基新闻、维基百科、网络相簿、SMS、手机等)在信源意义上对博主至关重要，尽管它们与大众媒体相比仍然是一个小角色。另外，对博主而言，信息的重要性取决于危机本身的性质：尽管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震死亡人数巨大，但英文博主和新闻发布者都对其相关传播议题没有多大兴趣。[25]与Mike Thelwall的研究相类似，Wendy Macias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研究博客在危机传播中的效用。在研究中，作者认为，在危机事件中，博客有明显的传播、政治和协助(包括筛选和链接营救需求、失踪人口、救助路径与援助搜索、收养组织、灾害信息和政府回应等)功能，而且，这几个功能均表明包括博客在内的互联网传播渠道在维持危机时刻的群体感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6]显然，这些侧重于案例分析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建构上似有不足，但其在经验描述意义上的价值却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是Pruthikrai Mahatanankoon的“Attitude Toward Mobile Text Messaging：An Expectancy-Based Perspective”、Rich Ling的“Texting as a Life Phasemedium”、Gabe Ignatow的“New Media and the‘Anchor Baby’Boom”和Dana R.Fisher的“On Utopias and Dystopias：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Internet”。Pruthikrai Mahatanankoon立足自我效能和控制轨迹及其关系来探讨用户对待短信的态度。作者提供的证据表明，用户对自身参与短信创作的能力的感知和他们对短信发送之后的结果的期望，是影响他们如何对待短信的主要变量。此外，作者还强调，此类研究可以激发技术学者来检验自我效能和控制轨迹，因为这两个因素能为其他类型的网络媒介在通信形式的设计上提供借鉴。[27]同样是研究短信，Rich Ling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作者在对挪威13岁以上人群进行抽样调查后得出结论：短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阶段现象，青少年与他们携带的手机会一起长大。[28]Gabe Ignatow以“抛锚婴儿”这一流行词汇的演化过程为切入点。“抛锚婴儿”一词出现并成为网络流行语，继而受到传统媒体的关注，成为虚拟与现实世界的高频词作者追溯这一路径，指出相对于报纸等传统媒介，新媒介催生了新的新闻组织和新闻站点，传统媒体对这些资源高频率的使用，加速了不同媒体的融合，新媒介正在影响大众传播。[29]Dana R.Fisher从互联网的意义上思考新媒介所勾织的拟态场景和所谓真实现实的关系，认为互联网可以改变人们的交往方式并增加信息的可访问性，但它能否改变社会环境目前还没有定论。沿着这一理路，他从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角度，用文化滞后理论，推导出滞后也就意味着一种技术在其被发明以后，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在一段时间内并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许多关于新媒介的著作对这种技术进行思想上的批判和指责，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对新媒介科技可能给现实生活带来的改善的美好期待。其中，作者客观而颇带几分坦然的历史纵深感，使其对新媒介乃至整个互联网与现实社会之关系的思考在无形中具有了可触可感的文化意蕴。[30]
从整体上审视新媒介研究，其中青少年之类的社会亚群体颇受重视。我们认为，这也许与新媒介之“新”有关。依据创新扩散理论，“新”总是从亚群体开始，也正是因为这样，新媒介研究涉及的文化也多为亚文化。此外，我们还想强调的是，单就JCMC中的新媒介研究来看，此论域中的理论研究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从方法统计(如图九)上看，新媒介研究在方法使用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和网络社交似无特别之处。这也许与本研究所取样本有关——诚如前述，关于该主题的文章多是描述性研究，而描述自然就需要足够的实证、调查和案例。
图九 JCMC 1995－2011年新媒介研究方法运用分布图
4.网络文化研究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统计显示，JCMC 17年来以网络文化研究(包括网络语言、文化、宗教、心理及虚拟现实等)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80余篇，其年度分布和大致走势如图十所示。图十告诉我们：在2001年之前，该主题的成果量波动不大; 2002年至2011年呈“M”形变化，目前处于谷点。对照前述三个主题的分布状况，我们发现，此主题的起伏与网络信息传播、网络社交大体保持一致——2000年左右都出现阶段性谷点，2004年到2007年都居于相对高位并于此后回落;与新媒介研究的主要差异表现在2007年后——一个升，一个降。我们认为，此情形一则说明作为网络研究整体中的一部分，网络文化研究的涨落与其他主题的研究有趋势上的一致性;二则说明在经历较长时间的发展后，包括网络文化研究在内的各主题也似乎都在向相对独立的方向演进。
图十 JCMC 1995－2011年网络文化研究成果数量走势图
深入内容层面，我们发现，17年来，JCMC这个平台上刊发的网络文化研究成果，似乎都笼罩在网络话语的影子下。如果非要指出一点差异，那就只有网络宗教研究与这影子的距离稍远一些。在意旨演进上，近些年，立足文化研究审视网络文化的成果有增多的趋势，但这个变化又没有明显的时间节点。所以我们只能说，就整体而言，JCMC 17年来的网络文化研究，有由比较单一的话语分析向多元议题共进的脉络。其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Michelle Rodino的“Breaking outof Binaries：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anguag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David Jacobson的“Impression Formation in Cyberspace：Online Expectations and Offline Experiences in Text-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Michelle Rodino通过分析网络世界中的交互性和多人聊天，发现虚拟环境能为性别和语言理论提供丰富的实验平台，并且性别鸿沟理论可以帮助研究者打破二元分类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研究维度。[31]David Jacobson应用原型理论来研究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印象类型，从而确定不同类型的认知模式在网络形象和现实形象之间的关联。在结论中，作者指出，在网络互动的特定情况下，网络期望、线下经验以及参与者的社会背景会影响人们对彼此信息的解释。同时，网名的选择、对虚拟性格的描述以及交换信息的内容都会影响网络虚拟环境中的印象形成。[32]
二是Yukiko Nishimura的“Linguistic Innovations an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Casual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Japanese”、Lynette Kvasny的“The Role of the Habitus in Shaping Discourses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和Sorin Adam Matei的“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Virtual Community Discourse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Yukiko Nishimura以BBS的消息为例，研究在线交流如何在互动中实现语言使用的创新。在研究中，作者发现年轻的BBS用户在线交流就如同线下一样用口语，而语言的创新，也是在网络社区的互动中完成的。[33]Lynette Kvasny以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为基础，从历史、种族以及工薪阶层背景等社会立场诠释数字鸿沟。论证数字鸿沟话语怎样以及为什么围绕着工具主义建造，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回答为什么社区化、社会化的信息技术在使用层面广泛缺失。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如果意识到“网络权利”，那么解决数字鸿沟的政策就一定不能忽视物质匮乏群体。网络，通过沟通、互动和娱乐，提供了一个分享和表达不同文化的全球性平台;通过信息技术的均等化配置以支持数字鸿沟另一边的人们用它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使这时代伟大的信息技术服务于更多的人。[34]与Lynette Kvasny的旨趣不同，Sorin Adam Matei从反文化的视野，研究网络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作者判定虚拟社区乃是社区与个人之间充满现代性紧张的社会表现，并立足这一判断，强调反文化在塑造虚拟社区时的价值，进而分析“虚拟社区”这个概念如何揭示文化所塑造的反文化理念，以及如何处理在线群体中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试图以此证明：在现代社会中，虚拟社区在文化认同上，类似“小团体”社会运动——既是溶化剂又是黏合剂。[35]
三是Aaliya Rajah-Carrim的“Use and Standardisation of Mauritian Creole in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和Lincolnberg的“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A Critical Analysis”。出于考查互动如何促进语言规则产生的研究初衷，Aaliya Rajah-Carrim对三个地区66名毛里求斯青年就网络传播中的语言标准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传播中，毛里求斯以法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在网络传播中作为书写语言已经有了规则性进展，进而使得一些建立在词源、音素和不同公约基础上的书写标准在这种语言的使用中逐渐呈现。[36]Lincolnberg将目光聚焦于网络话语是否在事实上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一问题。作者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出发来分析和定性网络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并认为，鉴于网络话语的复杂和多元，不能简单概括关于网络与社会的关系，不过，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网络论坛确实需要理性批判立场和充满活力的交流来扩展在线公共领域。在结论中，作者还强调，只有让研究本身和社会文化的进程相适应，我们才能拓宽对网络行为的理解，才能在方法论上有所贡献，从而才能赋予研究以更多的价值和意义。[37]
综合此主题的全部文章，我们发现：无论是描述性研究，还是思辨性研究，“互动”似乎更受青睐——它有助于话语规则的构建，有助于推动文化流变;在网络这个巨大的语言实验场和文化流变地，“互动”似乎就是一泓流深的静水，悄然间改变着网络这个别样的大千世界。
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如图十一所示)，我们发现，内容分析和定性在该主题的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对此，我们认为，这与话语分析的基本要求相关。毕竟，无话语，自然就无内容;而内容作为“意义”，首先便关乎定性而不是定量。在分布上，我们还注意到理论研究的单薄，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此主题理论建构亟须加强的现实;而国内研究者们在此论域中比较青睐的批判研究的方法，在我们的统计结果中却显示为缺失——这也许是研究之方法偏好的一个例证。
图十一 JCMC 1995－2011年网络文化研究方法运用分布图
5.电子商务研究的变化趋势及其与研究方法的关系
在JCMC 17年来刊发的成果中，电子商务主题(包括电子交易、电子卫生保健、外包等)的论文成果有近60篇。观察其年度分布和大致走势(如图十二)，我们发现，成果数量在时间轴上起伏很大：2001年之前呈“V”形走势; 2001年之后，以2005－2006年为一个小高峰，呈“W”形走势。较之前几个主题，电子商务研究成果年度分布甚为曲折，而且，其在世纪之交大幅上升，也大异于前几个主题。我们揣测，其分布的曲折度，与全球电子商务的坎坷历程有关。我们不妨将其在世纪之交出现的阶段性峰点看作是网络泡沫激发了研究者们的总结和反思的反映。
图12 JCMC 1995年－2011年电子商务研究成果数量走势图
在内容演变上，我们发现，17年来，该主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节点展开——影响电子商务的因素和电子商务对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相关领域正在和可能造成的影响。前者贯穿17年，后者近些年明显增多。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我们认为有以下几项。
一是Mitra Barun Sarkar的“Intermediaries and Cybermediaries：Sarkar，Butler and Steinfield”、James Ho的“Evaluating theWorld WideWeb：A Global Study of Commercial Sites”和Charles Steinfield的“Community Level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Electronic Commerce”。Mitra Barun Sarkar的研究具有一定预言性。在电子商务正在起步的1995年，他就指出电子商务市场将会成为中介机构的分支，网络将促进新一代中介机构的成长。[38]James Ho以评估为初衷，思考电子商务的前景。他认为，由于电子商务在模式上仍处于初生阶段，所以还没有公认的标准来评估商业网站的有效性。而且，由于商业站点的通用功能和应用程序还有待开发和完善，所以针对它们的学术研究也很少。基于此，作者从顾客的附加价值出发，提出了一个评估网站的总体框架。这个框架基于从1996年5月到9月对40个行业网站的全球调查，从比较中得出对样本的解释并提评估出方法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启示和建议。[39]Charles Steinfield的研究表明，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其对社会经济的一个副作用是会增加传统业务的竞争。鉴于此，充分考虑电子商务对当地经济运行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实属必要，因为电子商务虽然从地理上解除商业束缚，但电子商务政策在物理位置上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作者强调，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加上来自社会网络的信任，完全可以令电子商务企业在立足本地社区的网络战略中胜出。[40]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立足技术，立足经济，还是立足政策、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研究者们的着眼点大多放在阻碍或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因素上。
二是Junghyun Kim的“Interactive E-Commerce：Promoting Consumer Efficiency or Impulsivity?”Donna L.Hoffman的“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How Gaps in Internet Access May Impact Electronic Commerce”和Robert LaRose的“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Commerce：A Socio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Unregulated On-line Buying”。Junghyun Kim以结构方程模式架构下的互动式电子商务为平台，对174名大学生的在线购物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在娱乐性购物中，互动性购物特征会激发不受控制的购物;在便利性购物中，互动性会直接影响购买行为;同时，便利性购物目标会激发娱乐性购物特征的使用，因此后者会导致自我约束的不足。[41]Donna L.Hoffman着眼数字鸿沟，研究网络接入差距对电子商务的影响。他希望验证类似教育和收入等关键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对电子商务的不同环节产生相应的影响。为此，他对不同的白种人和非裔美国人的电脑存取、上网的初级条件以及网络的使用进行了系统调查，希望确定在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时的种族差异能否解释为教育和收入的差异。此外，他还关注这些差异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的。[42]Robert La Rose用班杜拉的学习理论研究电子商务的负面效应。其出发点是：在互联网上不受限制的购买(包括冲动或强迫购物)在极端情况下会成瘾。最后，他特别指出，由于不受限制的购买削弱了自我管理的有效性，所以负责任的电子商务网站应用实质性举措阻止无限制购买。[43]
客观地说，JCMC中关于电子商务的研究，触及实质意义上的“商务”问题的很少。我们认为，这显然与刊物“网络传播”这一方向性定位有关。基于这个定位，我们发现，传播意义上的电子商务研究，本质上就是网络信息传播行为研究，尤其是传播效果层面上的研究。这一点，似乎值得国内电子商务研究者从更高的层面予以参照。
方法统计(如图十三)也似乎有助于佐证电子商务研究与网络信息传播研究的相似性：包括调查在内的实证性方法居优势地位。不过，我们还注意到，其他研究方法在该主题中也占有不可忽略的地位，这也从另一角度显示了该主题在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
图十 JCMC 1995－2011年电子商务研究方法运用分布图
四、结论与讨论
综合审视JCMC 1995－2011年以来所刊发的研究成果，我们得出下四点体会，作为本研究的结论。
其一，JCMC 17年来的560余篇文章告诉我们：网络被传播领域认定为新媒体，但网络绝不仅仅是一种媒体，所以，我们不能只用传播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即便是用传播理论，也要在用传统传播理论的同时，努力建构适合网络本身的传播理论。
其二，在时间之轴上，每个研究主题的意旨都在不断流变：从研究现实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行为差异，到研究现实行动者(个体或群体)和网络(虚拟)空间的互动;再到研究网络(虚拟)环境和环境中的行为对现实行动者(个体或群体)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构。这也就是JCMC 17年网络传播研究的流变轨迹。如果JCMC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国际性，那我们也就可以将此轨迹视为某种程度上的国际轨迹。
其三，网络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在此“综合”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既与西方的研究传统有关，也与网络这一研究对象有关。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网络传播的研究方法正在多元化、综合化中打破关于研究方法的传统归类体例。
其四，建构认识或研究网络的理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互动、涌现和非线性，乃是建构网络传播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撑。
本着以上体会，我们认为，行进中的网络传播研究，要求我们充分意识到三点。
首先，作为媒体的网络(但绝不仅仅是媒体的网络)亟须有适合自己的理论。其理论建构又必然是一个开放、包容且贯穿从量变到质变演进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哲学化思考、文本性分析、实证性论证无一不需要，也无一不重要。
第二，着眼广阔的社会，着眼网络(虚拟)与社会(现实)的多元关系，乃是网络传播研究的国际趋势。当下，社会管理成为我们的时代主题，这一趋势对国内网络传播研究者意义重大，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还大有可为。
第三，我们认为，网络传播研究的创新，方法是关键，视角(尤其是基于思维方式的视角)和理论是基础。积细流以成江海，积跬步以致千里。我们相信，无数看似微不足道的研究，都将以自己创新的熹微之光汇成照亮后来者的火炬。而关于网络、网络传播的理论也就在这无数火炬的交汇中光芒四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至少两个明显的不足：以JCMC为样本，大大限制了样本的丰富性，使研究的代表性受到影响;另外，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分类上存在一定的瑕疵。虽然，这与JCMC本身在这两方面都比较无序有关，但也明显暴露了作为研究者的我们在学力和思力上的不足。也正因如此，本研究缺乏对JCMC所有文章的引文的统计分析。我们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弥补这些不足。
【注释】
[1]Diane F.Witmer.“On-Line Smiles：Does Gender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Use of Graphic Accent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2(4).
[2]Matthew Lombard.“At the Heartof It All：The Concept of Presenc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2).
[3]James Piecowye.“Habitus in Transition? CMC Use and Impacts Among YoungWomen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2).
[4]Xiang Zhou.“E-Government in China：A Content Analysi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Web Sit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4，9(4).
[5]Yun-Jo An.“Student Perceptions of Asynchronous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Face-to-Face Cours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6，11(2).
[6]R.Sooryamoorthy.“Does the Internet Promote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2).
[7]Patti M.Valkenburg.“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Testing the Stimulation Versus th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4).
[8]Teresa Correa.“The Participation Divide Among‘Online Experts’：Experience，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Predi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Web Content Cre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0，16(1).
[9]Luciano Paccagnella.“Getting the Seats of Your Pants Dirty：Strategies for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Virtual Communiti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1).
[10]Gerardine DeSanctis，Peter Monge.“Communication Processes for Virtual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8，3(4).
[11]Sirkka L.Jarvenpaa.“Communication and Trust in Global Virtual Team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8，3(4).
[12]JoséL.，Abdelnour Nocera.“Ethnography and Hermeneutics in Cybercultural Research Accessing IRC Virtual Communiti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2，7(2).
[13]Leigh Keeble.“Why Create? A Critical Review of a Community Informatics Project”，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3).
[14]Anita Blanchard.“Virtual Behavior Settings：An Application of Behavior Setting Theories to Virtual Communiti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4，9(2).
[15]Andrea Kavanaugh.“Community Networks：Where Offline Communities Meet Onlin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5，10(4).
[16]Sara Green-Hamann，Kristen Campbell Eichhorn，John C.Sherblom.“An Exploration ofWhy People Participate in Second Life Social Support Group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1，16(4).
[17]Marina Umaschi Bers.“Fostering Civic Engagement by Building a Virtual Ci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6，11(3).
[18]Cliff Lampe.“The Benefitsof Facebook‘Friends’：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Useof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4).
[19]Harmonie Farrow，Y.Connie Yuan.“Building Stronger Ties with Alumni Through Facebook to Increase Volunteerism and Charitable Giving”，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1，16(3).
[20]D.Zimbra.“A Cyber-archaeology Approach to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Framework and Case Stud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0，16(1).
[21]Sheizaf Rafaeli.“Networked Interactivi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2(4).
[22]Layton Montgomery.“Diffusion，Use and Impact of the Internet in Hong Kong：A Chain Process Model”，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2，7(2).
[23]Andrea Scharnhorst.“Complex Networks and theWeb：Insights from Nonlinear Physic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8(4).
[24]Michael A.Stefanone.“Writing for Friendsand Family：The Interpersonal Nature of Blog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3(1).
[25]Mike Thelwall.“RUOK? Blogg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during Cris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2(2).
[26]Wendy Macias.“Blog Functions as Risk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During Hurricane Katrina”，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15(1).
[27]Pruthikrai Mahatanankoon.“Attitude toward Mobile Text Messaging：An Expectancy-Based Perspectiv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8，13(4).
[28]Rich Ling.“Texting asa Life Phase Medium”，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0，15(2).
[29]Gabe Ignatow.“New Media and the‘Anchor Baby’Boom”，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1，17(1).
[30]Dana R.Fisher.“On Utopias and Dystopias：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course Surrounding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1，6(2).
[31]Michelle Rodino.“Breaking out of Binaries：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anguage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3).
[32]David Jacobson.“Impression Formation in Cyberspace：Online Expectations and Offline Experiences in Text-based Virtual Communiti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9，5(1).
[33]Yukiko Nishimura.“Linguistic Innovations and Interactional Features of Casual Online Communication in Japanes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3，9(1).
[34]Lynette Kvasny.“The Role of the Habitus in Shaping Discourses about the Digital Divid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5，10(2).
[35]Sorin Adam Matei.“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Virtual Community Discourse and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5，10(3).
[36]Aaliya Rajah-Carrim.“Use and Standardisation of Mauritian Creole in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9，14(3).
[37]Lincolnberg.“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A Cri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1，7(1).
[38]Mitra Barun Sarkar.“Intermediaries and Cybermediaries：Sarkar，Butler and Steinfield”，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5，1(3).
[39]James Ho.“Evaluating the World Wide Web：A Global Study of Commercial Sit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7，3(1).
[40]Charles Steinfield.“Community Level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Electronic Commerc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999，5(2).
[41]Junghyun Kim.“Interactive E-Commerce：Promoting Consumer Efficiency or Impulsivity?”，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4，10(1).
[42]Donna L.Hoffman.“The Evolution of the Digital Divide：How Gaps in Internet Access May Impact Electronic Commerce”，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0，5(3).
[43]Robert La Rose.“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E-Commerce：A Socio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Unregulated On-line Buying”，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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