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罗马柱”

解读“罗马柱”

张智庭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外国文化进入我国，它们大部分都已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引进的外国文化并不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本文拟结合符号学的一些概念，对某地出现的“罗马柱”做粗浅的描述和分析。

关键词：能指，所指，合取，析取，诚信模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少外国文化进入我国，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丰富了日常文化生活，也引起了社会面貌和人们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变化。总的来说，有交流，就会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最终促进世界的共同进步与融合。但是，也有一些引进的外国文化就不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一座大城市的某个行政区的标志性建筑物——“罗马柱”，就让人颇感错愕，不得不对之进行挖掘式思考。

图一　“学府园”北面景观

图二　“学府园”入口处

一、“罗马柱”描述

城市向南出外环线走一段路程，远远就看见一排突兀而起的柱子，它们便是被誉为当地城市标志性建筑的“罗马柱”：前面是一片空旷，后面现出几块高地之上城市西北部的天际线。待走近，可看出这排“罗马柱”是由一时难以数清的许多高大立柱组成的，中间有一座建立在十几根立柱之上的近乎圆形的大型建筑物，其两侧立柱沿东西方向排列，通过连梁曲折地连接起四座形式相同、高度相同的建筑体，端部建筑体旁边还有一座与之相同但却脱离连梁的并行建筑体。

真正从西北面口走进，我一下子就被这排庞大的建筑群惊呆了——雄奇壮观，气势压人：上百根几十米高，带有竖槽的立柱拔地而起，核心是一座大型的六边形穹顶，每一个角都由两根立柱支撑，顶部每面还有浮雕。这排罗马柱，虽有折线，但从整体上看呈弧状向北弯曲;立柱的北面是湖泊，湖泊北边是一条宽敞的东西向大道。待对它们瞻望赞叹之后，我才注意到入口不远处有一块长方形石碑，石碑的正面镌刻着从右向左的手书“学府园”三个描红大字。我不禁脱口而出：“原来这个地方叫‘学府园’啊!”石碑下方没有落款，背面刻有说明文字，让人兴味盎然地俯身去看。

学府园

建成于二○○二年七月，占地130 625平方米，其绿地面积72 000平方米，湖面积40 000平方米，硬化面积18 625平方米。

该园以柱廊为中心，南侧为大型起伏绿地。柱廊东西向折线布于湖中，由100根罗马柱和高37米、跨度26米的穹顶组成。穹顶内部、外部及柱廊的柱顶、连梁、烽火台均有浮雕，穹顶内为“爱神”的大型油画874平方米。

×××区政府

二○○四年立

既然已经身在其中，不向里边走一走是可惜的。从西边向东走去，首先是迎面的柱廊端部那两座形状、高度相同，均由四根立柱支撑的建筑体，它们的不同之处就是只有右边的建筑体与其他立柱之间有连梁。我不明白左边分立的原因，但我注意到，如果在两者之间也架起连梁的话，那么这座建筑体则与柱廊之间形成一个向内的钝角。它们应该就是碑文中所说的烽火台。从右边的烽火台开始向东，便进入由单排罗马柱连接起的柱廊。只有这时方可近距离地观看罗马柱：只见每根柱子均矗立于圆形石头底座之上，底座直径足有两米;再看柱子本身，粗大得两人难以张臂合围，它们都由像是花岗岩的石头分层次雕刻而成(但按照现在的工艺，也不排除其内里是钢筋混凝土的可能)，上下竖槽整齐一致，做工之细腻、嵌砌之精准，堪比真正的罗马柱。我注意到，每隔五根直线排列的立柱就有一座烽火台，烽火台之后的立柱则改变了方向，经过三座烽火台即三折之后便到了核心处的穹顶。穹顶是由外侧十二根立柱和内侧的六面拱形大门支起的庞然大物，而穹顶之后又是三折四排的罗马柱。

图四　跨度26米的穹顶外视图

我进入穹顶内部，去看那幅874平方米的油画：可能是由于阴湿和10年来从未有过修复的缘故，油彩已经变质，画面模糊得难以辨认，加之我本人丝毫没有绘画方面的素养和历史知识，真不知这幅《爱神》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图五　穹顶内油画《爱神》

我注意到，穹顶外边的六个面上确实有浮雕，但由于浮雕位置太高，我只照下了两幅。我不知它们的底样是意大利的什么画作，但见其构图基本上都是母亲与孩子的画面，所以我猜想，它们也应该属于《爱神》的主题。

图六　穹顶外的浮雕

我第一次注意到，在穹顶的每两个顶面交接之处，重复出现一尊我猜想也是爱神的浮雕。雕像站立姿势，怀中似有所抱。

以上，便是这排罗马柱的基本情况。限于自己的知识，我无法观察到更为细致的方面，因此也就难以作更为详尽的描述。不过，在瞻观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忘记寻找哪怕是一点与学府有关系的东西，比如可供坐下来读书的长椅或是凉亭等，但这些，我一样都没有见到，即便穹顶之下也无可倚坐就读的地方。所见不过湖边不少垂钓闲者，彼处不时传来捕获猎物后的欢声笑语。

这就是我在某一年秋季实地见过的“学府园”。但是，每当与人谈起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几乎不能马上想起它的真正名字，而总是首先想到“罗马柱”。

二、古罗马柱与“爱神”

既然是“学府园”，总该有与高等学府有关的东西吧。不错，“学府园”北面那条宽广的大道就叫“学府路”，路北面有几所市区大学在此设立的分校，而且以前我就曾在其中一所分校中教过四年书。但是，从碑文上写的面积来讲，它们并不包括在这个“学府园”之中。

那么，罗马柱与高等学府有什么关系呢?那烽火台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一见罗马柱和烽火台就会让人想到这里是学府园吗?每当我经过这里，我总是想到这些问题。最终，还是想从罗马柱在意大利的蕴意寻找突破口，于是便把意大利的罗马柱作为参照文本，开始解读学府园的“罗马柱”。我虽然不曾在意大利常住，但我保留着对几次去意大利的比较清晰的记忆和所带回的照片及画册。现在的罗马城内到处都有作为古迹被保护起来的柱子。我们从下面古罗马的一处广场的遗址照片(图七)中可以看到：高与低的柱子大多都呈一定几何形状组合在一起，让人想到它们过去是一座建筑物的支撑部分。当然，也有独立的立柱。从高矮上分，矮的柱子是一般建筑物的遗迹，高的柱子都是神殿的遗迹(图下的文字注释没有出现一个与高等学府有关的名称)。

图七　罗马城画册

现在罗马市内一些广场中还有保存完好的独立的高大罗马柱，是一些个人功绩纪念碑，例如特拉让广场上的纪念碑，是为意大利古代一位战功卓著的皇帝特拉让(Marcus Ulplus Trajan，52—117A.D.在位)建立的。其实，作为纪念碑，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市马可(Marc)广场上的两座纪念碑是很著名的：一座叫马可纪念碑，另一座叫泰奥多尔(Théodore)纪念碑。前者与附近的马克教堂及马可运河同名，后者则是为当时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位主教而立的。

图八　罗马特拉让广场上的纪念碑

图九　威尼斯马可广场上的两尊纪念碑

当然，罗马柱的原型似乎可以回溯到更久远的时间，因为，古希腊乃至古埃及的高大石柱也很多。我想，眼前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的这排罗马柱，从高度来判断，其原型该是古罗马神殿或纪念碑的立柱，而不是一般建筑物的立柱。

至于爱神，这可要从古希腊神话说起。爱神有小爱神与大爱神之分。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中，最叫人无可奈何的，就是小爱神厄洛斯(Eros)。他一直被人们喻为情欲的象征，他的这个名字后来也成了多种西方语言中表示“色情”的单词的词根;他是爱情和美丽的女神阿芙罗狄忒(Aphrodite)与战神阿瑞斯(Ares)所生的小儿子。古罗马神话将小爱神称作丘比特(Cupid)，他的母亲阿芙罗狄忒则叫作“维纳斯”，被封为“爱神”或“爱的维纳斯”。“爱神”或“爱情的维纳斯”(法文：Venus de l'amour)，是“爱情、诱惑、美丽、情欲”之神，她最早以一尊雕塑出现，到了中世纪才以不同形式或名称出现在绘画之中，代表着“美、生命、生育”。

图十　小爱神丘比特

图十一　阿芙罗狄忒(爱情的维纳斯)

那么，“爱神”与高等学府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了好久，仍是百思不得其解。

三、“罗马柱”意指推测

既然罗马柱不能代表高等学府，那么，这排罗马柱放在这里，会有什么寓意呢?我认为，标志性建筑物应该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或升华。这个地方与古代罗马有什么关系呢?我联想到我曾在一份晚报上看到的一条转载消息，说是古代有一支罗马军队战败后来到了中国，到了甘肃一带。我当时没有做剪报，完整的信息也就记不清了。前不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结识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曹进教授，向他谈起了这件事，他回去后热心地为我寄来了几篇相关文章的复印件。其中，兰州大学历史系汪受宽所写的《驳古罗马军团安置骊靬城说》一文正好引述了1998年9月25日《兰州晚报》的相关报道。引文写道：“公元前53年，即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所率侵略安息(即今伊朗)的大军，在卡尔莱遭到安息军队的围歼，克拉苏被俘斩首。其第一军团首领、克拉苏的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6 000余众拼命突围，后来失踪……从《汉书·陈汤传》得知，普布利乌斯率领的逃亡大军流迁中亚，投奔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陈汤率军攻灭郅支，将这支罗马残兵收降，带回中国。”^[1]我记得，在那份晚报转载的信息中还说，在我国甘肃省发现了一个村镇，那里的人鼻子都大，眼睛也有些蓝灰色，有学者据此推测这些村民就是那支罗马军队的后人。但是根据我的浅薄见识，意大利位于南部欧洲，南欧人大多都是黑眼睛。现在看来，我可以继续猜想：那支军队会不会最终来到了沿海这座大城市的这个市镇呢?答案显然距离真实情况更远，因为我观察过，这里的人既没有大鼻子，也没有蓝灰色的眼睛。

至此，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引进是盲目的。偌大一个学府园，花了那么多的钱，作为中心建筑物的罗马柱却与当地历史、文化甚至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无任何联系，没有任何可在稍加思索之后就能悟出的寓意。然而，我确信，将具有符号性的罗马柱作为标志性建筑物放在这里肯定是有其用意的。

那么，我们能否从符号学上找出一点解释来呢?符号学是关于符号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也是研究产生意指的内在结构的方法论。

我们还是从学府园入口处的石碑说起吧。石碑上有两处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是“学府园”三个字的书写顺序：按照我们现在的书写习惯，凡是构成组合体的文字都是从左向右写起的，而这里的顺序却是从右向左。对于上了点年纪的我来说，这种顺序立即产生了符号学上叫作“时间固位”的意义，因为它立即把我拉回到1949年之前，我还想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横幅牌匾题词“公为下天”(天下为公)。但由于“学府园”仅仅是几年之前的题词，这样的顺序便产生了另外的意指：一是它让人联想到题词人具有超越当今普遍水平的文化素养与意识;二是设计者利用这种时间固位带来的意义，让人产生怀古的情思，因为这是古代的罗马柱嘛。但不论是哪一种，都是有意安排。其次，依据中国的现时做法，若题词后有落款，那么题词者要么是知名书法家，要么是国家领导人，而“学府园”无落款，可判断题词人要么是地方文人，要么是地方官员。

至于“罗马柱”这个符号，其能指即它的表达平面，显然就是这排雄伟、高大的立柱。那么，我们能否尝试从其表达平面开始作些探讨呢?人类很早就懂得垂直维度具有发生学上的作用，高与低很早开始就在不同的文化中各自确立了可以说大致稳定的意义：高在上，低在下;高贵不分，低劣相伴。从高度上讲，越高便越尊贵。我们上面说过，这排如此高大的罗马柱的原型应该是古罗马的圣殿立柱或独立的纪念碑。从两个文本之间的联系上讲，它们应该具有互文性;它们在表达平面上总体相似(我无法进入它们的细节之中)，即基本上处于能指“同构”的状态，因此一般说来它们应该包含着意大利罗马柱原有的所指即内容平面，也就是“高贵”、“神圣”和“伟大”(当然，这并不包括“旧瓶装新酒”或符号学上称之的“伪装”等情况)。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层级”理论，把原先的罗马柱作为“一级符号”，再为它加上新的所指(概念)，使之成为“二级符号”。然而，新的概念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也还是无法脱离意大利罗马柱原有的所指，因为竖立在这里的罗马柱只有意味着“神圣”与“伟大”才能讲得通。并且，如果从同样属于表达平面的高度上来讲，罗马市内的特拉让立柱高29.78米，而这里的罗马柱高37米(它们与穹顶高度相同)，后者高出前者近8米，应该说其在内容平面上更“神圣”和更“伟大”。

但是，罗马柱原有的所指能够如此机械地移用到这里来吗?要知道，这个地方无任何与宗教圣地和圣人有关的历史与文化。不过，我们知道，符号完全可以借助隐喻手段而达到相互指涉。结合这个地方的发展历史，我要说，用罗马柱这个喻体来说明这个地方之“伟大”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在这个原先是海边沼泽和滩涂的不毛之地建立起了现在这个模样的市镇，确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的老家就在该市南边50公里的地方，记得小时候经常随母亲乘烧木炭的汽车经过这里，到这座大城市里来。那时，这里水泽连天，芦苇无边，张着白帆的小船似乎不用划桨就悠然地依靠风的推动穿行在芦苇荡之中。对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现在甚至有时为这一景象不能再现而略感遗憾)。后来，政府组织移民，从我老家那里动员了许多人来到这里，治水开荒，建村立镇，终于成了现在的规模; 30多年前，这里又发现了石油，经济上有了大发展;几年前，这里的政府要求家家户户把居住的土坯房、砖瓦房都改建成楼房，从硬件上向着城镇化大跨了一步，可谓旧貌彻底换了新颜。这能说不伟大吗?而这样的事业与成就又能说不“神圣”吗?毛泽东主席在“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句诗中把战天斗地的中国人民比作舜尧，而舜尧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圣人”。所以，我认为，“罗马柱”的寓意是完全地搬到了这个地方，以一百根罗马柱来代表在这块土地上建功立业的大众百姓并不是不可以的。所不同的是，意大利的罗马柱有的是为个人立的，而在这里的百根罗马柱是为众人立的。沿着这种理解，那座位处核心的穹顶与一百根罗马柱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明朗了一些：它暗含以一统百之寓意。

关于那总共八座的“烽火台”，我只能从其现在的构成形状来谈，因为我在手头现有的罗马资料中找不到冠以这个名称的建筑物，但我又不能肯定其在古代罗马就不存在。在我看来，它们通体更像是门，只有顶部才有点像中国的古代烽火台。我认为，这完全可能是设计者想象出来的造型和特意为之安排的中文名称，它们是一种艺术构思的产物。不过，这个名称在我们的语言习惯中却不是多余的，因为“烽火台”是与“战役”相联系的：它们在古代是战斗的标志和警示，现在则可以比作打响经济发展战役的动员令或号召书。从形状上讲，我说它们更像是门，或者更像是意大利和法国都有的“凯旋门”。将一种对象改造成像是两种对象的结合体，并用其中一个对象的名称来称谓改造后的对象，这就等于是整合或掩盖了另一种对象，即将一个能指同时用在了两个所指上。这样做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能指是烽火台，所指却同时是战争和凯旋;既在警示战斗，又在标志胜利，这似乎是在透露某种意志。记得当年我开车从巴黎去罗马旅游，去的时候没有怎么注意，后来在从罗马返回巴黎的途中，我看到了不少凯旋门，而且越向北它们的体形越大，我当时真觉得是在重走古罗马征战之路。到了巴黎的凯旋门，则高50米。凯旋门就是胜利之门，是一种阶段性胜利的标志，巴黎的凯旋门就是拿破仑攻占巴黎之后所建。那么，沿着这一思路，把眼下这几座高37米的“凯旋门”与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联系起来，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一来，穹顶两侧曲折的柱廊，也应该在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寓意，它们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前进道路上“百折不挠”和“步步凯旋”呢?

图十二　长城烽火台

图十三　意大利蒂图斯(Titus)凯旋门

图十四　巴黎的凯旋门

图十五　“学府园”的烽火台

那么，油画《爱神》在这里的寓意又是什么呢?当然，这里现在变得比从前美丽多了，这无疑可以与“爱神”之美联系起来。至于“爱神”后来有关“生育”和从前有关“诱惑”、“情欲”等的寓意自然与这里仍在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一直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相抵触。但是，我却想到，可能由于“爱神”这个名称(能指)的翻译不当，它我们的文化中产生了另外的所指。由于翻译上的原因，在译入语中产生新的“所指”的状况在各种文化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年为德国共产主义者联盟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准确译名似乎应为《共产主义宣言》;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Fleur du mal)，很容易让我们理解为诗集是对“恶”的赞美，但实际上，将“mal”一词理解为“痛苦”更为贴切，更符合诗集的整体内容。不过，人们已经习惯于这些译名，也就不便更改了。正如我前面所说，“爱神”的原文名称翻译过来应该是“爱情之神”、“情爱之神”，所以她首先有爱情、诱惑、情欲等所指，至于其后来在艺术创作中的寓意，也是建立在其最初寓意基础上的一种扩张。由于汉语这种译入语的安排和人们的理解习惯，现在的译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爱人之神”、是“把爱撒向人间的神”;特别是结合浮雕和画面中母与子的图像和穹顶身处罗马柱整体中心的位置，人们产生这种理解也是可能的。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觉得那倒是可以有所解释的：中国的地方官员自古以来就有“一方父母”或“父母官”的称谓，这是否正是设计者把这幅油画放在这里的用意呢?

“该园以柱廊为中心，南侧为大型起伏绿地”，这段学府园的说明文字，很值得一提。我在文章开始时也介绍过，这排罗马柱的南面是几块高地之上的这个城市西北面的天际线，这说明，这个园地或者说这排罗马柱并不是向南敞开的，因为其南边的楼宇和大型起伏的绿地会阻挡或干扰从南边来的人或者说从附近省份来的人的视线，他们不能立即看到罗马柱的全部，不会对其倾注最大的注意力。用一个符号学上的术语，那就是，从南边来的人都身处一种被“剥夺”的位置，他们与这排罗马柱始终处于“析取”的状态。这排罗马柱的北面是一片开阔之地，我们可以说，这排罗马柱或者说这个园地主要是给这座大城市的人们看的，城里的人对其具有“获得”的权利，也可以说，这个市镇的人通过这排罗马柱一心要与这座大城市维持着一种“合取”的关系。可以说，这种设计和布局，潜在地暗示了“想要合取”和“想要被合取”的模态。说明文字中还有“柱廊……布于湖中”的提法，我甚至想到，该罗马柱的设计者是否参照了意大利威尼斯马可广场上的那两尊纪念碑，因为威尼斯市本身就是座水城，两尊纪念碑可以说就立于水面之上。

我们再来看这排罗马柱的折线形状。它们虽是折线，但总体上呈弧形向北弯曲，如果稍加注意，还会发现罗马柱西端和东端连梁若再不断延长，正好指示了这座大城市的整体范围;而如果将两端没有连梁的两座烽火台接起来的话，那将是一个半径更小的弧线，形如一个凹形镜面。据此，如果为这个小半径的弧线寻找圆心或将这个凹形镜面进行聚焦连线的话，其圆心或焦点正在市中心。还不要忘记穹顶两侧立柱所呈现的折线数量，它们可能还具有让人进一步联想的寓意：每一侧都有四条折线，两侧加在一起是八条，而“四”与“八”合在一起，正与中国的成语“四平八稳”相契合，用在这里，似乎含有企望吉利、顺达之意。

学府园石碑上注明的时间点，似乎也可以让人有所联想：“建成于二〇〇二年七月”，而立碑则是在2004年，这不同于其他建筑物在建成之后就立即作文立碑的习惯。据说，学府园建成之时，这个地方正好完成了领导换届，而在此几个月之后，也就是来年之初，原先的领导便进入了这座城市的领导层。稍加思索，大脑中出现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闪念：这排罗马柱似有借修建“标志性建筑物”为领导歌功颂德之嫌。歌颂人民的伟大与神圣，自然无可厚非，但若借以张显个人或小集体的力量则有悖于党的宗旨和优良传统。如果真是这样，这里采用的基本上是符号学上叫作“嵌入”(或“嵌套”)的一种手法，即把一种义素(或叙事)加入到并不属于其自己的一种外在表现之中。格雷玛斯在论述叙述符号学上的嵌入时说：“嵌入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指一个叙事插入另一个更为宽泛的叙事之中，而不需要为此去明确微观叙事的本质或准确的功能。”^[2]这似乎指出了这种操作的特征。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学府园”建成之初而是在过了近两年之后才刻碑，根据“时间性”的不同效果可知，推迟可以产生淡化前事或提醒后人的作用。

最后，再说一说“学府园”这个名称。按照索绪尔的理论，符号是由能指(声音形象)与所指(概念)结合而成的，缺一就不为符号。他又说符号是任意的，即能指与所指的最初结合是人为的。但是，符号一经确定，就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告诉我们，能指是“不稳定的”，因此能指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然而，根据格雷玛斯的理论，当一个能指脱离原先的所指被用于(即通过隐喻手段)另一个所指的时候，其原先的所指与后来的所指之间一定要具备某种程度的“语义等值性”。依照上述分析，学府园与罗马柱之间并不满足这种条件。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符号学操作呢?不难看出，根据这里罗马柱的多重寓意，它们显然是对“学府园”这个名称的否定，即所指对能指或信息对载体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在符号学“诚信模态”矩阵上所呈现的，则是“显现”与“不存在”两项归一的“谎言”(或“伪装”)。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这里并不存在能够被冠以“学府园”之名的真正的学府园。这便是为什么人们很少提及或者难以记住这个名称的根本原因。反之，对于罗马柱来说，它们是实际的、显赫的存在，但其名称却不被正式地显现，而是被代之以“学府园”，根据“诚信模态”矩阵的推断，这其中由一种“秘密”主导着。那么，是什么秘密呢?

时代变了，歌功颂德的方式也在变。中国古时候是修庙宇、立牌坊，但那大多都是后人为前人所建。我想，学府园的设计者和知情人对罗马柱和其整体布局上的用意肯定是清楚的。符号的寓意，一般都涉及符号的使用主体(即发送者)与观看主体(接收者)：使用主体在这里自然是当地政府，观看主体则包括当地百姓和外来观看者。我们不能要求符号的隐喻功能必须提供非常明确的寓意(意指)，但作为当时区政府的一个投资项目，如此大方地使用纳税人的钱修一个名实不符的学府园，如此不吝地让他人去费力解码，却是不应该的。如果我的分析有点在理的话，学府园更名为“功德园”也许更合适些。

符号学是描述性的，它根据描述结果所得意指是推测性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判断”或“结论”。我怀疑我的解码是否“中的”，因此邀读者一起来讨论;我也欢迎其他哪怕是完全相反的推测，因为符号学分析本身是开放性的。如果当年的设计师能出面指点迷津的话，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注释】

[1]见《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34页。我在此向曹进教授和原文作者致谢。

[2]A.J.Greimas，J.Courtè.s Sémiotique：dictionnaire raisonnéde la théorie du langage，Hachette Sépérieur，1993，p.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