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

超越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1]

肖娅曼

摘要：任何语言学理论体系都不能缺少自己的理论基石——语源观(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如果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语源观，旧的语源观必然填补这个理论空白，并悄然成为它的理论基石，从而导致这个理论自身新理论与旧基石的深刻矛盾。索绪尔划时代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因为它的理论底层是隐藏极深的源自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词源”语源观预设必将导致源自轴心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彻底清除“词源”语源观基石，建立超越轴心期的崭新语源观，实现符号价值系统观与语源观的统一，将成为21世纪语言学实现重大突破的突破口，也将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

关键词：语言学，轴心期，语言观，语源观，超越

从20世纪初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2]这一划时代的语言学思想起，语言学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由此，语言学认识到，语言不应该被看作孤立的词与词组合而成的“分类命名集”^[3]，这成为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分水岭。正是在索绪尔思想的指导下，20世纪的语言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当现代语言学满怀信心地跨入21世纪，准备迎接语言学的新突破时，却不知现代语言学自建立起，就隐藏着严重的理论危机：一般语言观与其基石语源观之间的深刻矛盾。现代语言学的语源观基石隐藏极深，并且根深蒂固，这个语源观基石就是源自轴心期的一个未经讨论更遑论证明的预设——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由于这一语源观必然导致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详后)，因而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在20世纪并未真正确立，现代语言学实际上还处于轴心期语言观的强有力的影响之下，并且制约着语言学的发展。如果语言学想要实现新的突破，而不是倒退回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就必须清醒认识自身理论的深刻矛盾，并着手解决它，以超越轴心期语言观，实现语言学的历史性突破。

一

为哲学界所熟悉的“轴心期”(Axial Period)这个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其历史哲学的代表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的。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期”是指古代的“中国、印度和西方”确立一整套基本观念的时期，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西方的古希腊时期。雅斯贝斯认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4]哲学认识到轴心时期是原创时代，其后几千年来的哲学观念，即使是“每一次新的飞跃”，从根本上说，都不过是“对这一开端的复归”。^[5]然而，哲学不仅仅是要礼赞轴心期原创的人类精神文明，更是要超越轴心期，开启再创时代。^[6]轴心期概念的提出，显示出哲学的深刻。比之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语言研究，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无到有，到取得巨大成绩，无疑令人骄傲。然而，如果看不到现代语言学本质上并未超出轴心期的一个根本语言观——“词源”语源观，语言学就谈不上实现新的突破，就无从开启再创时代。

我们并不是说，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没有新意，与2000多年前轴心期的语言观没有本质区别。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精髓即“语言”是作为消极要素的符号与符号互相联系、互相规定的“纯粹的价值系统”^[7]，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极其深刻。之所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没有超越轴心期，是因为索绪尔虽然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但却没能够清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词源”语源观，并以崭新的语源观为符号价值系统观奠定坚实基础，未能使符号价值系统观在20世纪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因为迄今为止，语言学尚未认识到，任何语言学理论体系都不能缺少自己的理论基石——语源观(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如果一个新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语源观，旧的语源观必然会填补这个理论空白，并悄然成为这个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基石，从而导致新理论与旧基石的深刻矛盾。而如果这个旧的基石既隐蔽又坚固，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以新理论之名行旧理论之实(详后)。因此，要想超越轴心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真正确立语言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必须首先认清一般语言观与语源观的这种必然联系。

在讨论语源观问题前，首先要澄清“语源观”概念。这里所说的“语源”是指语言的源头。此“源头”(source)并不是说语言的“起源”(origin)，而是说的语言的初始样态，通俗地说，即指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起源”问题，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源头，这是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何物”或“什么”(what)的问题;二是语言的起因，这是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为何”(why)的问题;三是语言形成的方式，这是关于这样的初始样态具体地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过程而形成的问题，即关于“如何”(how)的问题。通常所谓“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是将上述问题都包含在内的，它表述的其实是语言的产生问题;而本文所说的“语源”则仅指第一方面，亦即语言的初始样态。

但是，这些问题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还具有一种“奠基”关系，即对某个问题的确认是以对另一问题的确认为前提的。具体说来，起因、形成方式的问题必须以源头问题为前提，亦即：如果要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言初始样态、这样的初始样态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而形成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首先就必须确认这个初始样态本身。我们发现，无论是轴心期以来的传统语言学，还是现代语言学，都从未有过明确的关于语源即语言的源头的讨论，甚至从未有人明确地提出过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然而，无论是轴心期以来的传统语言学，还是现代语言学，却有着同样的语源观：“词源”语源观(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这就是说，“词源”语源观是一个源自轴心期的未经讨论，更遑论被证明的预设。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语言学还处于轴心时期。

二

古希腊人很早就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产生了兴趣。在语言的起源问题所包含的语言的初始样态(what)、起因(why)和形成方式(how)三个方面中，他们关注的是语言的起因和语言的形成方式方面的问题。据说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最早提出了“感叹说”(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认为语言产生于表示感叹的音节、即感叹词^[8]。柏拉图(Plato)的《克拉底鲁篇》被认为是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著名文献，文中记叙苏格拉底(Sokrates)与克拉底鲁(Cratylus)和赫谟根尼(Hermogenes)的讨论：名称是不是由模仿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模仿说”(imitation)。^[9]他们三人的讨论通过对“名称”即词的分析而追溯其词源。这就是说，古希腊人并没有讨论语言的初始样态问题，而是将语言的产生直接与词源联系起来。他们并未直接进入词的起因(模仿说/感叹说)的讨论。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历史上后来又有所谓“上帝说”、“本能说”、“劳动说”等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也都是关于词的起源的看法。

《克拉底鲁篇》更多地记录了苏格拉底与克拉底鲁和赫谟根尼之间关于词的产生方式的讨论：“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还是“自然”地“表示事物的性质”，这就是所谓的“约定论”和“本质论”之争。^[10]他们也没有讨论语言的源头问题，却理所当然地以词(名称)为起点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意味着他们未经论证地事先预设了语言的初始样态，即古希腊人预设了如下的语源观：再没有比词更原始的语言样态，词就是语言的起始点。

与古希腊不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的直接讨论。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之争却隐含着语源观。荀子在《荀子·正名》中提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这就是我国轴心期著名的“约定论”，它也直接以词为起点来讨论语言形成的方式问题，即“名”(词音)与“实”(词义)的关系的。也就是说，虽然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直接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但我国仍有语源观，有“词源”语源观预设，并且相当隐蔽。(顺便说一下，当上文要为“名”作说明时，现代汉语只有“语音”一词，而没有“词音”一词，^[11]以“语音”直接表示“词音”，当涉及语言的起源问题时，也就将“语言”不露痕迹地等同于“词”，这种不加区分的术语正反映着今天仍然隐藏在我们意识深处不为我们觉察的“词源”语源观。)

因此，自古希腊始，人们感兴趣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上都指的是词的起因和产生方式的问题;并且在语言的产生方式问题上，两千多年来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在“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上，^[12]即始终是将词预设为语言的初始样态。而“感叹说”、“模仿说”、“上帝说”、“本能说”、“劳动说”等都只是关于词的起因的不同观点而已，所涉及的主要是什么词(感叹词、模拟词、名词、还是动词)先出现的问题。这就正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评述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时所说的：

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根据这个原理，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13]

哲学家明确意识到词源问题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基石，这一点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正面意义是：假如词源问题就是语言的基石问题，那么这就肯定了语源观之于语言学的根本意义，因为词源问题的起始点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语源问题。但这里的“词源问题就是语言的基石问题”亦即“语源问题”却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暴露出了语源观的词预设，这就是哲学家的“基石”意识的负面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虽然是一个未经论证的预设，但它与古希腊的一般语言观及其语法观是统一自洽的。我们知道，古希腊以来的一般语言观，就是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按照“词源”语源观，语言起于一个个孤立的词的产生，那么它们汇集起来就是词的集合;反过来说，作为分类命名集的语言，是由各自独立的词汇聚起来的。因此，古希腊的语源观与语言观是互相支撑的。古希腊的语法就是词法。以词法为语法不仅与分类命名集的语言观一致，也与“词源”语源观互相吻合、互相说明：词不仅是语言系统和语法的基本单位，也是语言的产生单位，即语源观(词的产生)→语言观(词的集合)→语法观(词的屈折)。这是相当自洽的语言理论体系!

人们对语言的来源问题的兴趣一直长盛不衰，到18世纪下半叶，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甚至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普鲁士科学院1768年曾就此问题进行评奖征文。征文的内容是：人类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把语言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可以，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以他的论文《论语言的起源》^[14]获得该奖。但是，自语言学从哲学独立起，即自历史比较语言学以来，语言学几乎从来没有对语言的产生问题发生过兴趣。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而言，这一方面是因为语言学刚刚从哲学独立出来，它的全部兴趣都在哲学不可能关注的语音的发展演变及其与语言谱系的关系这一专业领域;另一方面，历史比较语言学以经验主义为指导，以观察和比较为研究方法，在它看来，欧洲18世纪五花八门缺乏依据的论述毫无科学性，以致1866年巴黎语言学学会宣布语言起源议题为禁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则为了廓清语言与言语的区分，建立起符号价值系统语言学理论，强调对共时语言系统的研究，语言学从此更加明确地搁置了语言的起源问题。当语言学的中心从欧洲转向美国后，成为世界语言学主导的描写结构主义的主张十分机械，认为一切不可观察、不可验证的研究都是不科学的，因此，对语言的来源问题的研究更是几近销声匿迹。描写结构主义之后，影响很大的生成语法、功能语法，包括刚刚兴起不久的认知语法，也都没有关注过语言的起源问题。

语言学之所以搁置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从客观上说，是因为面临建立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重大议题，一时无暇顾及语言起源问题;从主观上说，是因为认为进行共时的语言研究“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15]。然而，任何一般语言观必然需要语源观的支撑，任何语言学理论都无法悬置语源问题，语源观也必然发挥自己的基石作用。

三

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基本观点，是怎样隐含着语源观的。

我们知道，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确立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所谓任意性原则，是关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观点。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结合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语言产生的方式的问题。就此问题，如前所述，轴心期有本质论(词符与词义有本质、必然联系)和约定论(词符与词义没有必然、本质的联系，是由人“约定俗成”的)两种对立的观点。索绪尔坚决反对“本质论”，又修正了“约定论”，^[16]提出了语言的任意性原则，并将任意性原则区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是建立在绝对任意性基础上的，因此绝对任意性被索绪尔视为“支配着整个语言”的“头等重要的”的任意性原则。^[17]索绪尔将任意性原则定义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不可论证”性，^[18]即使按我们一般所达到的认识层次(能指所指结合)而言^[19]，它也是关于最初的语言(语源what)产生的方式的问题(how)。因而任意性问题，既是一般语言观问题，更是语源问题。作为符号价值系统的基本单位——符号，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词(由“音响形象”代表的“概念”)^[20]。这就是说，关于语言产生的任意性原则问题，就成为词的音义关系产生的任意性问题(按：索绪尔的绝对任意性原则问题，并非已经存在的词音、词义任意结合的问题，而首先是语言任意创造自己的所指与能指的问题^[21]，详后)。所以，任意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实际是词的产生问题。因此，任意性问题不仅是一般语言观问题，它实际也隐含着那个迄今为止唯一的语源观——“词源”语源观。

索绪尔的第二个重要贡献，也是他最深刻然而却未被真正理解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语言的符号价值系统观，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有意味的是，无论批判分类命名集观，还是阐述价值系统观，索绪尔都没有绕开语言的产生问题，因而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了语源观问题。为了批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建立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观，索绪尔批判了理性主义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它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这个要害。^[22]索绪尔指出，“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模糊不清的”，“飘浮不定”;声音也只“是一种可塑的物质”。^[23]这就是说，语言产生之前，并没有一个界限分明的语音系统预先现成地存在着，随时准备为同样已经预先存在着的观念(概念)系统(孤立的词一个个分别产生的条件)一对一地贴标签。索绪尔同时也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他指出，语言的产生也不是“名称和事物的联系”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作业”^[24]。也就是说，语言的产生也不是用已经存在的一个个界限分明的语音，去为同样已经存在的客观事物一对一地贴标签。^[25]这实际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同，由反面指出，语言不是以一个个孤立的词这样的方式产生的。索绪尔还特别画了一幅示意图，从语言产生的角度，由正面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26]

索绪尔认为，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所指，概念才因此产生;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也才有了一个个表示概念的词符。更明确一点说，索绪尔认为，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和所指并使之结合，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而是互相规定的价值系统。很清楚，索绪尔不仅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同时也从语言产生的角度阐述了语言符号之所以是“纯粹价值系统”的因由。^[27]只是，由于古希腊人预设了“词源”语源观而直接进入了语言起源方式问题的讨论，索绪尔也就仅仅批判到了语言起源的方式问题，并直接建立了自己的语言起源方式观(纯粹任意创造观)^[28]，却未能将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到对古希腊语言起源观的基石——“词源”语源观的批判。由于未能进一步深刻认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根基是“词源”语源观预设，索绪尔最终与对“词源”语源观预设的批判擦肩而过，未能穷追至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根基，使“词源”语源观这一根基得以保存，并成为符号价值系统观的隐患。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无论是批判分类命名集观，还是建立符号价值系统观，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般语言观问题，它同时更是语源观的问题。

索绪尔依靠任意性原则建立起语言符号价值系统这一划时代的理论框架，之后，现代语言学忙于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搭建高楼，没有人再去检视这个基础本身。我们没有意识到，在索绪尔建立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之下，还有着一个隐蔽而坚固的基石，这就是源自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

在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的基础上搭建的是(词的)分类命名集一般语言观，在分类命名集一般语言观的基础上搭建的是词法语法观。它们以“词”为基石，以“词”为栋梁，层层搭建，互相支撑。现代语言学只看到传统语言学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这一坚固城堡，自以为已经摧毁了这一城堡，并重新修建了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这一崭新的大厦，殊不知分类命名集观的表层地基下还有着稳稳支撑着它的基石——“词源”语源观预设。不彻底根除这个旧基石，重新为崭新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奠定能够支撑自己的崭新基石，就等于是把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建立在“词源”语源观基石上，其结果必然是，根基深厚的千年古城堡塌不了，而没有根基的新大厦则立不稳。

实际上，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也确实没有在20世纪确立起来。分类命名集观的影响依然强大，只是打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幌子罢了，其根本原因也正在于“词源”语源观的基石作用。就语言理论系统而言，只要还以“词源”语源观为基石，它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超越轴心期的语言理论大厦，也就不可能超越轴心期的语言观。这就像风筝因为被一根线所牵制，怎么飞也不过是围绕线轴转圈，而且随时可能被这根线拽回地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语言学没有超越轴心期。

四

把理论体系比作建筑是一回事，把语言比作建筑却是另一回事。今天的语言学常常把语言比作大厦，把词汇比作砖石，把词组比作由砖石构成的墙体，把语法比作大厦的骨架。撇开语法骨架这个问题不说，砖石砌大厦的比喻，实际上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语言比作大厦，就意味着“语言大厦”是一砖一石修建起来的，而这一砖一石是指互相没有关系的词语，于是语言大厦就是这些原来没有关系的砖和石(孤立的词与词)的组合，这是典型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产物。这种看似一般语言观的表述，因为同时暗示着语言是由词语(砖石)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所以又是典型的“词源”语言观。我们的语言学教材就是这样：自己是在宣讲索绪尔创立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却正不自觉地传播着以为自己正在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这正深刻见出了“词源”语源观隐蔽而强大的影响力。我们都闭口不谈语言的起源问题，都不认为自己有着关于语言起源的任何观点，都将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概括为“贴标签”。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赞成“贴标签”观，还是反对“贴标签”观，都是肯定“词源”语源观的比喻性表达。因为无论说词是或不是音义一一“贴”出来的，都首先将词设定为语言的最初样态，并在此基础上来讨论词的音义结合的方式。以上事实都说明：我们不是没有语源观，而是有着源自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却不自知。

我们有着语源观，但却是一种与我们的一般语言观有着根本冲突的语源观。其实只要想一想，就能发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语言的初始样态是个别的词，那么语言就是这样由一个词、两个词、三个词地分别产生，这怎么可能产生由“消极”的语言“要素”(符号)互相联系、互相规定的“纯粹的价值系统”，^[29]语言又怎么能不是分类命名集?因此，“词源”语源观预设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根基，如果不铲除它，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就不可能被彻底清除，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就不可能真正确立。

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30]的思想无疑是划时代的。虽然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还因缺乏语源观的支撑存在致命的缺陷，但是没有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观，就不可能发现轴心期的“词源”语源观预设，也不可能发现语源观对一般语言观的奠基性质。可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预示着轴心期语言学观念的结束，并开启了新世纪全新的语言学观念。现代语言学正酝酿着重大突破，认清语源观的基石性质，彻底清除自轴心期以来的“词源”语言观预设，在此基础上建立超越轴心期的崭新语源观，实现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与语源观的理论统一，不仅将成为21世纪语言学实现重大突破的突破口，而且也将开启语言学的再创时代。

【注释】

[1]本文为四川大学2008年度校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成果。

[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8页。

[3]［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0页。

[4]［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5]［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轴心期”是雅斯贝斯提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数百年的时候，世界几大文化模式(中国、印度、西方)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从此，“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雅斯贝斯这段话的完整表述是：“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6]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8页。

[8]［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9]［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125页。

[10]［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7～119页。

[11]汉语传统小学有“字音”术语，但“字”是语言形式的形式，与“词”是两回事。任何语言都有词，但有文字的语言很少，“字音”只能就有文字的语言而言，不能涵盖所有语言的词的音的问题。

[1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

[1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

[14]［德］哥特弗里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15]［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烨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1页。

[16]在照索绪尔看来，约定论的“约定俗成”观念，容易使人误解为“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索绪尔认为，绝对任意性具有“不可论证”性，绝对任意性规定下的相对任意性也不“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因而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约定论”。(［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4页。)

[1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3页。

[18]［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4页。

[19]索绪尔关于绝对任意性原则的思想，绝非一般所认为的能指与所指结合那样简单的问题。

[20]［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1页。

[21]肖娅曼：《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纪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0页。

[23]［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7页。

[24]［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0页。

[25]肖娅曼：《一种理性主义对另一种理性主义的批判——索绪尔关于语言的“价值系统”观的哲学基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6]［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7～158页。

[27]这里顺便澄清语言学界对索绪尔的一个长期误解，认为索绪尔只提倡共时语言系统的研究，反对任何历时研究。我们认为，从《教程》全文看，索绪尔反对的是，离开“语言是一个纯粹价值系统”这一横轴来孤立地讨论语言的演变(纵轴);索绪尔赞成“按照两条轴线顺次加以研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19页)。

[28]肖娅曼：《纯粹任意性原则与纯粹的价值系统——纪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发表90周年》，《四川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77～82页。

[29]［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3页。

[30]［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