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的文与理性的分析法

时间：2023-04-0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非理性的文与理性的分析法——论罗兰·巴尔特后期文论思想的一个矛盾文　玲摘要：前期罗兰·巴尔特关注符号的科学性、系统性，后期他重新审视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称符号学应该攻击西方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系统，以非理性的文解构意义、科学、理性等同体物。

非理性的文与理性的分析法——论罗兰·巴尔特后期文论思想的一个矛盾

文　玲

摘要：前期罗兰·巴尔特关注符号的科学性、系统性，后期他重新审视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称符号学应该攻击西方文明的象征系统和语义系统，以非理性的文解构意义、科学、理性等同体物。然而，巴尔特不自觉地采取了理性的分析法以操作文。我们不无反讽地看到巴尔特不断肯定自己所否定的，一边高呼自己放弃了前期的二元论，一边不停地使用二元论进行分析;一边反对命名，一边不断地进行命名，在自己的理论中，执著地运用前期结构主义方法。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文，命名，分类

罗兰·巴尔特的思想经历了由前期在权势运作下的语言结构转向去权势化的文本的过程。前期，巴尔特是一个坚定的结构主义者，相信语言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语言理性以真理之名建构现实，并赋予这一现实“自然性”、“客观性”、“科学性”的本质属性，不断建构一个个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的理论体系，为“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提供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模式。在标志其符号学研究达到最新高度的著作《时装系统》问世后，巴尔特却在这本书的序言(1967年2月撰写)中称，这本书提到的东西“已经属于符号学的某种历史”。1971年，巴尔特告诉受《原样》杂志委托前来采访他的让·蒂博多：“那时我热烈地相信将自己融入一种符号科学的可能性：我经历了一次﹙欣快的﹚科学之梦。”后来，他多次以同样的口吻称这一时期为“一种科学狂热”。^[1]巴尔特称语言结构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它强迫人说话：“语言是一种立法(legislation)，语言结构则是一种法规(code)。我们见不到存在于语言结构中的权势，因为我们忘记了整个语言结构是一种分类现象，而所有的分类都是压制性的：秩序意味着分配又意味着威胁。”^[2]因而，他要以文的写作揭掉压在集体话语上的普遍性、道德性、非区别性，在权势之外理解语言。“文”摆脱了命名与分类，其意义处于飘游状态，是一种散碎的、非理性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命名与分类成为巴尔特挥之不去的魔咒，后期他不断地以这种理性的方式思考着非理性的文，无法割舍前期结构主义的方法。在他的文本、能指的欢娱中，我们依然清楚地看到结构的身影。

一、非理性的文

文具有什么特征呢?巴尔特勾勒文的几大特征：

(1)意义处于漂游状态。在巴尔特看来，固定意义、真理、理性是同体物，文必须偏离这一同体物，如果没有这种偏离运动，文仍是关于意义的哲学。

(2)句子具有不完整性。一个完整的句子将词语固定放在主语、谓语的位置，以一种逻辑的严整性确保意义的稳定性，从而成为一个规则，强迫人们按照这一规则说话。在此，巴尔特将克里斯蒂娃的“任何意识形态都表现为在构成上是完善的语句形式”反过来，说成“任何完善的语句都冒着带有意识形态的风险”。

(3)文摆脱了命名。如“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唯物主义”，在提及名称的时候，意识形态便强行进入，人们被迫按照词的固定意义理解并使用该词。因此“根据言语活动的一种不肯与科学相混的方法论，文本在近于说的极限时，也在破坏命名，而且正是这种破坏使文本接近于享乐”。

巴尔特认为文的集中体现是日本俳句。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俳句的例子：

古池塘

跃进一只青蛙

呵!溅水的声音﹙松尾芭蕉﹚^[3]

巴尔特认为俳句是“一张缀满珠宝的网，其中每一颗珠宝都反射着所有其他的珠宝，如此以至无限，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抓得住的中心，一个辐射之源”^[4]。

俳句不是语句的完整形式，而是一种非理性的语言，是瞬间的绝对写作，“是这个”、“是这样的!”是悟的时刻，是向语言虚空过渡之时。这也是他推崇摄影的原因：

摄影是绝对的“个别”，是极端的“偶然”，是“某一个”(“某一张”照片，而不是“那张”照片﹚，简言之，摄影不知疲倦地表现的是“时机”、“机缘”和“实在的事物”。指称“实在性”的时候，佛教用“Suyga”，意思是“空”，不过更好的：“Tathata”(“真如”)，意思是“某件事”、“这样的事”、“这件事”;在梵文里，“Tat”的意思是“这”，让人想到小孩子用手指指着某种东西的动作，一边说着“Ta，Da，Ca!”摄影总是在这个动作所指之处;摄影的意思是：“这个”、“是这个”、“是这样的!”^[5]

二、理性的分析法

(一)命名

虽然巴尔特赞赏非理性的文，但他操作文的方法却是理性的分析法。巴尔特认为文具有快乐和享乐双重特性，然而，在法文中却没有词表达两者兼有的意义，他没有选择创造新词来兼顾两方面，而是在法文中选取了“plaisir”﹙快乐﹚/“jouissance”﹙享乐﹚区分文的两种类型。

因为一方面，每当我必须参照超出文本的某种东西、参照超越任何﹙社会的﹚功能和任何﹙结构的﹚功用的东西时，我都需要一种通常的“快乐”;另一方面，每当我必须把惬意、满足、舒适﹙属于文化可以自由进入的充实感觉﹚与享乐所专有的震动、震撼和损失区分开来时，我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快乐，即极乐的一部分。^[6]

快乐与享乐之文都对自然本性的“文化”产生不适感，它们不是被某一团体使用为传达思想的语言，而是一种新的语言。悦的文只是会动摇读者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基础，产生与文化相断裂的危机感，却不会完全割断与文化的联系。醉的文则是一种非文化的语言，它切断一切关联，打破一切陈规，这种疯狂的前进甚至破坏语言。醉的文“语言是散碎的;文化是散碎的。由于它们脱离任何可想象的必然性——即便是快乐的必然性﹙享乐不迫使快乐;它甚至明显的使之厌烦﹚，所以它们是反常的。任何借口都不会持久，任何东西都不会重新形成，任何东西都不会重新复原”。^[7]

巴尔特定义“快乐/享乐”，快乐是属于文化可以自由进入的惬意、满足、舒适感，享乐是与文化相断裂所带来的震动、震撼感。这不正是命名的过程吗?这一语言在创造之初是新的，但经过重复使用又变成旧的语言，人们按照巴尔特赋予的意义理解这两个词，不正是意识形态的写作吗?

文的形式是片断，这是对传统写作的挑战。传统写作采用“一通到底”的写作方式，统一的结构、完整的情节、连贯的叙事，读者只需要紧跟作者的思路，发现作者安放在作品中的意义，而片断式写作没有固定的读法，也没有稳定的意义，文本只是闪烁的能指星群，邀请读者进行再创造。巴尔特称：“片断有一种理想：一种并非思想、并非智慧、并非真理(例如在箴言中)的高度浓缩，而且是一种音乐性的高度浓缩：与‘展开’相对立的，是某种分节的、被歌唱的东西，即一种朗诵：在这里充满了色调。”^[8]巴尔特时常以音乐来论述语言，他称在巴赫和舒曼的音乐中，只听到音乐的纯粹物质性，没有产生任何评论，而听李斯特或霍罗威茨的音乐，会有数不清的形容词出现在面前。巴赫和舒曼的音乐，是巴尔特心仪的语言类型，这种语言是能指的海洋，没有任何意义指向，在这里才能听见自身。片断式写作即是这种音乐的高度浓缩，不是为了传达某种思想、观念，而只是传达自身。但巴尔特对每个片断都进行了命名。

如在《恋人絮语》中，巴尔特命名了80个修辞格(figure)作为编辑和分析爱情文本的主题。这80个修辞格随机排列，巴尔特将它们作为爱情经历的要素，每一个修辞格下有一段开场白，展示情节概要，然后是数字编排的序列，展示事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如在片断“衰隐”后有一段介绍：“衰隐。这是恋人的一种痛苦的感受。他感到情偶似乎要避免一切接触，而这种莫名其妙的冷淡又并非就是对针对恋人的，不是为了其他什么人，包括情敌在内，而故意对恋人冷淡。”接着是“1.这是褪色的，褪了又褪的; 2.严厉的母亲; 3.欲望; 4.衰隐; 5.声音; 6.疲惫; 7.电话; 8.听之任之还是接受”。^[9]

对衰隐的定义最后也会成为固定所指，最终也会变成一堆陈词滥调，就像“痛苦”这个词语一样：“作为作家——我自认为是作家——我不断在言语的种种效果上欺骗自己：我不明白‘痛苦’一词并不表现任何痛苦，也不知道，运用这个词也就意味着不仅什么都交流不了，而且立刻会让人生厌﹙尚且不谈这多么荒谬﹚。”^[10]

(二)二元论

巴尔特采用了快乐/享乐这一二元论分析文的特征。在《罗兰·巴特自述》中巴尔特对这一嗜好进行介绍：

在一段时间里，他曾热衷于二元论。在他看来，二元论是一个真正的可爱对象，他认为，这个念头从未表现出似乎已经被开发完了，人们可以仅以一种区别来说任何事情，这种做法在他身上产生着一种乐趣、一种连续的惊奇。^[11]

“他”即巴尔特。全书出现了“He”、“I”两个主语。在《自我，我》一节，他说我并不是自我，因此，我可以“他”来进行论述，“他”是语言中的一个客体，是语言谋杀的对象，而我在语言之外，比所写之物更有价值，“我”只是一个象征物，永远不是一个外化、客观、僵化的对象，“我”只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永远处于未完成态。“一段时间”即1957—1967年的结构主义活动期。二元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方法，因为在语言系统中只存在差异，符号的价值是由其在系统中的位置决定的，一个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的特征，便构成该符号。在《符号学原理》一书中，巴尔特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将符号学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系统/组合、涵指/直指。二元论是意义之源，意义经权势运作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暴力之源。由于语言经常被意识形态浸染，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是符号的价值，而忘记符号自身，如我们只记得玫瑰代表忠贞，而忽视了玫瑰的色、香。词语在主动/被动，灵/肉，高/低等聚合体中确立等级，划分类别，将一切纳入喜欢/不喜欢的聚合链，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善恶二元论外表，世界呈现超强意指的假自然。零度写作﹙中性﹚则要破除旧的聚合链，像初次遭遇词语那样，还原词语未经浸染的状态。因而，二元论是巴尔特亟待破除的对象。但他未能走出二元论的阴影，在这本书及其他几部著作中我们随时可以遇到这一原则。

如巴尔特提出“多格扎”(doxa)这个概念，即公共舆论、重复使用的语言、小资产阶级的一致意见、偏见的暴力，又相应提出“反多格扎”(paradoxa)，即反语言的意识形态。于是，他建立了“多格扎/反多格扎”的新聚合关系，并用疲倦/清新对其进行论述。疲倦即对多格扎的俗套感到厌倦，清新即通过零度写作反多格扎。紧接着他又以男性的/非男性的聚合为例论述“多格扎”，“多格扎”正是将一切纳入这个聚合体中，明确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性恋因为无法被纳入这个聚合体，从而遭到排斥。因而反多格扎即要破除男性的/非男性的聚合体，使得聚合关系变得模糊，将意义从二元对立的囚笼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由此，乌托邦便实现了。巴尔特一边声称要打破旧的聚合体，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建立新的聚合体。新的聚合体被重复使用后，不又变成“多格扎”了吗?所以，巴尔特也不得不承认：

不幸，没有什么比一种白色的写作更不真实的了，在如下领域里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动机制，在这里首先有一种自由，一套凝结的形式越来越具有话语最初的清新性，一种写作重新诞生于一种不确定的语言领域中。达至经典水准的作家成为他自己原初创作之模仿者，社会从这位作家的写作中创造出一种方式，并使他重新成为他本身“形式的神话”之囚徒。^[12]

然而，巴尔特从未放弃二元论的区分对立游戏，在最后一部著作《明室》中，他又创造了“Studium/Punctum”这一二元论来分析照片。Studium展示照片文化背景，Punctum给人带来温情的兴奋点，正因为有了Punctum，照片就不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而是能在“我”身上引起了震动的照片。前面我们已提，到巴尔特认为摄影具有“文”的特性，是非理性的瞬间呈现，是意义的“虚空”。巴尔特却用“Studium/Punctum”划分单元分割照片，然后重新组合模拟照片，以显示照片的结构，这不正是对语言理性的信仰吗?巴尔特无法容忍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世界，着迷于模拟物，进而揭示事物的可理解性。在命名和二元论的基础上，他通过建立一个又一个类型学来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三)类型学

建立类型学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非理性的文本写作，从幻想式的作品类型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尔特思想的矛盾之处。首先，巴尔特对普通书籍/幻想式化的形式进行区分。普通书籍具有三种神话功能：

1)“元始书”：“原型—书”，“原初—书”，相关于一种宗教，以及因此相关于一种文明，a)《圣经》，《福音书》，(古波斯教圣典)《阿维斯塔》，《可兰经》; b)一个作家把一部作品想象为、设计为本质性的、预言性的，即书的本质，我们只能认为他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了圣经。

2)“引导书”：引导一个主体生存的或秘密或非秘密的“唯一书”，这种类型的书显然是宗教书，圣书，a)但丁：法郎赛斯和保罗发现他们彼此相爱，并希望一起读盖尼埃芙洛和兰斯洛的爱情故事; b)为了《在火山下》，我们的朋友中一些人往游墨西哥; c)《布瓦尔与佩居谢》全书，布瓦尔与佩居谢持有一种关于书的绝对观念：他们读书极多，而且他们的轻度癫狂使他们每读一本书就立即执意地将其诉诸应用。

3)“关键书”：这种书似乎开启了对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一位作家的理解之门。^[13]

《圣经》中所有语言都是为了指向作为上帝的那个终极所指，由具有超验的、中心的、确定的意义一级一级填充，以其真理性、权威性成为垄断性的话语。“引导书”、“关键书”只是《圣经》的变形，书的作者只是作为功能性个体存在，在国家、历史大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真理或阶级的代言人。阅读只是为了捕捉作者的立意，强迫读者接受作品内某种特定的意义。

幻想式化的形式分为书、相册两种类型。

1)书又分为a)马拉美“全书”; b)总合书，总合书下又分Ⅰ)知识的冲动;Ⅱ)另一种颜色;Ⅲ)另外一种颜色;Ⅳ)今日呢?; c)纯粹书。

2)两种判断规定着相册形式：即时状况随境而异的事物;断片缝接式;日记/结构/方法;“言语”/“写作”。^[14]

书的形式是对普通书籍的一种反抗，书的写作不是为了遵循意识形态的写作，而恰恰是为了逃避意识形态，退隐到语言内部。马拉美正是语言的谋杀者，他摒弃一切规则，挑战一切权威，在字词周围创造一片空白地带，以一种混乱导致了语言的解体，也导致了写作的沉默。总合书的代表作家是福楼拜、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福楼拜为了拒绝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花大量时间加工、切削和磨光语言的形式，成为“作家—艺匠”形象的奠基人，以劳动价值取代了写作价值、天才价值。巴尔扎克则喜欢运用一些在发音和词汇方面极不规则的形式来打破意识形态垄断话语的“大一统”局面，如小偷的黑话、农民的土话、德国俚语、看门人的语言等。然而，这只是依附于语言理性之上的装饰，并未能将权势彻底驱逐出语言。到普鲁斯特这里，人物同他们的语言混为一体，写作学会了复制社会上具有差异性的细节，人作为职业、阶级、生物性存在的个体差异得到体现，打破了“统一性”、“整体性”的神话。然而，这些作家的写作都是一部知识百科全书。福楼拜产生了将写作与知识混合的强烈欲求，为了写小说学习大量知识;巴尔扎克的小说是为了展示18世纪法国社会全景;普鲁斯特的小说则是为了获得心理学知识。如果说普通书籍的作者以真理代言人自居，那么这类书的作者则以知识启蒙者自居。因而，巴尔特想象了相册式的写作方式，这一方式是在俳句和摄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取消了历史时间性、意义确定性的片断写作，是一种非连续性的、散乱的结构，为外在环境和世界的偶然性所呈现和支配。然而，为论述这一非理性的相册式写作，巴尔特却用了如此严密的逻辑，分析得如此透彻，试想如果用俳句式的语言我们能如此清晰地得出相册式写作的思想吗?片断写作，难道是巴尔特想象的一种非思想、非智慧吗?

同时，相册式的写作消解了普通书籍及书的作者的真理代言人、知识启蒙者地位，因为在意识形态丧失统一话语的权力后，终极真理与中心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出现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时期，个人表达获得合法性地位，个体性、差异性得到尊重。因而，巴尔特提出“作者死了”这一观念，“作者死了”是指前语言、前文化的具有自我统一性的主体死了。巴尔特称写作为生命的启新仪式，是生命的新生，“我”的生命与作品相似，而不是作品与生命相似。他区分了“作者”和“写作操作者”：“作者”是作品的过去时，“写作操作者”不是作品完成的“作者”，作品一旦完成，便属于他者，“写作操作者”与过去相决裂，以开始新的创作过程，因此，“作者”一旦进入写作，便已死去，作为“写作操作者”不断进入生命新的旅程。继而，巴尔特建立了“我”之类型学：

a) persona﹝人﹞：不写作、只“生活”的人，市民的、日常的、私人性的人。

b) scriptor﹝拉丁文“作者”——中译者﹞：作为社会形象的作家，谈论和评论对象，在学校、流派、教科书中被分类者。

c) auctor﹝拉丁文“作者”——中译者﹞：自觉为自身写作之保证人的我;作品之父，承担着自己的责任;在社会上或在神秘学层次上，自认为是作家的人。

d) scribens〔拉丁文“作者”——中译者〕：处于写作实践内的我，正在写作中，并以写作为日常生存之道者。^[15]

巴尔特本义是取消作者赋予意义的单向传授行为，让意义成为随意流转的对象，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进行再创造。然而，巴尔特在取消一个作者后，却又定义了如此多的“我”，这不正是以知识启蒙者的身份向我们传授关于“我”的思想吗?

四、结　论

巴尔特不停地幻想将权势驱逐出语言，从而实现文学乌托邦，但在消解意识形态元叙事后，他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直面生命的虚无主义?巴尔特选择以文的写作直面人生的虚无。然而，他不自觉地采用了理性的分析法。在巴尔特那里，事物总呈现为几何立体图形，展示出不同的侧面和维度，命名与分类成为巴尔特挥之不去的魔咒。后期他不断地以这种理性的分析法思考着非理性的文，这一长驱直入的理性让他成为一个忧伤的探险家，他不停地分析，希望将一切变得清晰，揭示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然而，他走得越远，就越发现梦幻家园渐渐在隐匿。“欲望”、“幻想”、“虚构”这些字眼经常出现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因为他只能想象着进入文学乌托邦，文学乌托邦成为萦绕他心头的梦，一个他永远回不去的地方。

非理性的文与理性的分析法，让巴尔特心力交瘁、筋疲力尽，直到最后离奇地死去之时，他也最终未能找到直面人生虚无的方式。他只能说“对于中性的思考是我在与时代的抗争中一种寻找自身风格的方式——一种自由的方式”^[16]。中性成为巴尔特的价值观、人生观，一种与意识形态暴力抗衡的方式。他的死折射出西方逻辑理性的精神危机，为我们探索文学乌托邦提供了思考的路径。

【注释】

[1]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2]［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3]［法］罗兰·巴尔特：《小说的准备》，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4]［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孙乃修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17页。

[5]［法］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纵横谈》，文化艺术出版社，赵克非译，2002年，第6页。

[6]［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7]［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8]［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9]［法］罗兰·巴尔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103页。

[10]［法］罗兰·巴尔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11]［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