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推进

新塔尔图研究：继承、融合与推进——卡莱维·库尔教授访谈

卡莱维·库尔　彭　佳

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现任该系主任，《符号系统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期刊编辑。主要研究领域：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在国际符号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编写的重要作品包括《阅读霍夫米尔：对生物学的再思考》、《朝向符号生物学：生命是符号的行为》、《理论生物学讲稿》等。库尔教授是新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新塔尔图”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的起点应从1992年塔尔图大学成立专门的符号学系开始算起。新学派的研究主要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将符号学视为研究所有生命系统的符号过程之科学，这也就意味着对魏克斯库尔和西比奥克(该系设有专门的西比奥克图书馆)符号学思想的倚重，也意味着符号域思想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二，较之于深受形式主义影响、着重于文本研究的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新学派的研究跨越了多个领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貌。国内学者对塔尔图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尤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和伊万诺夫等人之上，对新塔尔图学派尚无引入和介绍。因此，本辑特邀库尔教授进行专访，请他就新塔尔图学派对原有符号学传统的继承和推进，以及现今的主要发展方向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可以由此创造一个与新塔尔图学派进行对话的契机。

一、“符号域”与“主体世界”：对两大符号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彭佳(以下简称彭)：库尔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莫斯科—塔尔图学派”一直是中国符号学界关注的热点所在。许多塔尔图的符号学家，如尤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他们的文艺符号学理论和文化符号学研究，都有专门的中国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也在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塔尔图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他们可以继承符号学的两大重要传统，也就是洛特曼和魏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ull)的理论，真是太幸运了。在您看来，这两大理论，也就是“符号域”(semiosphere)和“主体世界”(umwelt)的理论，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对新一代的塔尔图学者产生了影响?他们的研究又是如何推进这两个重要的概念的呢?

卡莱维·库尔(以下简称库)：彭佳你好，很高兴我能代表新塔尔图学派接受访问。符号域和主体世界这两大概念在符号学研究上是至关重要的。洛特曼于1982年形成了“符号域”的概念，这意味着他对符号过程的理解转向了一个动态的进路;艾米·曼德克尔(Amy Mandelker)把他的这一转变在符号学上的意义比喻为物理学的爱因斯坦转向。^[1]较之于他早期的、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符号学的进路更为开阔和深入;这在洛特曼晚期的著作，如1990年出版的《心灵宇宙》(Universe of the Mind)^[2]，以及1992年出版的《文化与爆炸》(Culture and Explosion)^[3]中得到了体现。用这一方法进行的文化分析获得了时间维度上深入，而且为符号系统中的时间的普遍特点提供了描述。一方面是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或者说符号的自由(semiotic freedom)，另一方面是符号的延续(semiotic inheritance)，两者共同产生了媒介和异质同一性，从而形成了符号域;而洛特曼在《文化与爆炸》一书中提出的传播模式是其核心所在，洛特曼用这一方法将文化研究和对基础的认知过程，比如对记忆、知觉、不可译性、翻译和自我传播(autocommunication)的研究联系到了一起。

“符号域”这个概念使得洛特曼的思想结晶和魏克斯库尔的学术遗产得以相互联结。事实上，“符号域”与“主体世界”的概念有着诸多深刻的相同之处。“主体世界”理论为我们如何看待有机体提供了一个内在视角，在对生命系统的研究方面，这一观点是革命性的创新，它也由此成为生物符号学，甚至是广义符号学的中心概念。^[4]此外，它和洛特曼提出的“模拟”和“模拟系统”这两个概念也是相通的。

在塔尔图新一代学者如今的研究中，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推进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的进路之上。第一，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试图发展广义符号学的概念，由此来描述来源和历史各不相同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就目前而言，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不同层面上的自我传播过程。第二，在实例研究中，我们通过对某个特别的符号系统的特点进行分析，以丰富这些观念的内部类型学，这包括对简单的和复杂的符号系统所包含的符号类型的分析。此外，我们也有一些论文讨论到了“符号域”和“主体世界”这两个概念的不同方面。^[5]

彭：是的，在您的文章《塔尔图的符号学研究：魏克斯库尔和洛特曼》(Semiotica Tartuensis：Jakob von Uexküll and Juri Lotman)^[6]中，您就指出，两位学者的研究都具有以下特点：自相矛盾的分析和对准确性的追求。确实如此，“符号域”这个概念本身似乎就是一个悖论：它既是符号存在的前提，又是符号活动的结果。在洛特曼看来，不同的模拟系统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这都体现了您所说的两个特点。然而，对中国的读者而言，“主体世界”可谓一个全新的概念。您是否能对这个概念和它的特点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库：主体世界是有机体的符号世界。换言之，它是一个有机体区别于另一个有机体的所在，或者说是有机体的所有符号关系网络的整体。

各种有机体的主体世界是不同的，它取决于有机体的区分能力。从普遍规律上来说，简单的有机体的主体世界相对简单，而复杂的有机体则拥有更复杂的主体世界。在有机体的个体发生中，主体世界是多样化的。动物的主体世界是它的空间定位的基础，也是它在功能上适当对环境中的资源进行利用的基础。人类的主体世界和其他所有物种的主体世界都不同，它通过对时间和不同叙述的排列获得了多重的可想象的空间，以及过去和未来的空间。这种人类的主体世界所拥有的与其他任何物种都不同的特点，可以被视为人类所独有的语言能力发挥作用的结果。

我曾经对“主体世界”这个概念给出过一个简短的定义：“主体世界是有机体以自我为中心、对周围世界进行感知和模拟的世界。”^[7]这一定义可以在由保尔·科布利(Paul Cobley)主编的《劳特里奇符号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中找到。在该书的评论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我对“主体世界”一词的详尽描述，以及对不同的主体世界(包括它和模拟系统的关系)的大致分类。^[8]“主体世界”的方法将生物进化视为有机体对世界的模拟的进化，为研究生物进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尤里·洛特曼对个人研究的影响

彭：看来您对“主体世界”这个概念进行了非常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我在阅读您的著作的过程中，发现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也对您的研究生产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您发表在本辑的《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交流的悖论》一文中，您就列出了由17位学者给出的对“符号域”的不同定义。定义的一到五条都强调了符号域的整体性，也就是将其视为一个“文本的总体”，或者说“网络”，而第六、七、八条定义是从符号域的空间性角度出发对它进行描述的。从第九条定义开始，一直到第十七条定义为止，学者们似乎都在讨论符号域的“多样性”(diversity)。这是否意味着“多样性”是符号域的基本特点，也是符号学和生态学主要的关注点所在?

库：符号域是生产意义的世界，而意义要得以生产，就需要同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符号。我现在要说的是，符号域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复数性(plurality)：它其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复数。我们可以由此把符号学定义为一个关系的系统，其中的一切都是复数。

从这个意义上说，复数性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在这里它可以被理解为多义性(甚至可以是无尽的意义)。任何有意义之物都会有多重意义(这正是洛特曼所说的)。既然符号域不是别的，而是意义的世界，那它当然是复数的。任何单一意义的物都不是符号域范围内的，而是在物理世界的范畴之内，因为它不是从关系上来进行描述的。

符号世界是一个质性的世界，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辨别能力(这意味着交流的多样性和分类)的产物。然而，从复数性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为其提供一个补充性的定义：符号域是质性上的多样性的所在。当然，如洛特曼所说，这种多样性是由传播所调节的。

我所列出的这17种定义可以说都是正确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对符号域的特点进行描述。因此，我们很难说哪一个特点是最重要的：它们是互为补充的。在这些定义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的定义，符号域的定义仍然是开放性的。

彭：“符号域”这个观点确实影响深远，在中国学界也很受重视。不少中国学者都把尤里·洛特曼视为符号学的两大奠基人，即索绪尔和皮尔斯之外的最重要的符号学家。能否请您谈谈他的理论对您的个人研究有些什么启发呢?

库：我个人的看法是，洛特曼对符号过程的理解是当代符号学研究中的基础性观点。它是如此具有生产力，以至于我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其基础上的。

我之所以说洛特曼的观点对当今符号学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是因为他指出了符码的不相容性(incompatibility)在意义产生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或者说，他假设了不可译性(non-transtibility)是符号过程的来源和前提。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比索绪尔，甚至皮尔斯都要深刻得多。^[9]当然，不可译性的概念和皮尔斯的“试推法”(abduction)是不无关联的，但皮尔斯并没有把试推当作符号过程的一个普遍前提。洛特曼的观点和普利高津更为接近，后者同样试图从一个类似于有机系统的、拥有特殊形态的耗散系统(dissipative system)过程中特殊的非线性构成物中(包括自我催化的构成)找到心灵自由的前提条件。

最近，我们把洛特曼对符号过程的看法用七条原则进行了总结，该文已经译成中文，并且得以发表。^[10]

在当今的符号学研究中，如果一个理论没有考虑到前语言(生物符号学)的符号过程，就不具有普遍性。在我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我们可能已经证明了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达到了这一普遍性的标准。^[11]

当然，能让更多人学习和研究洛特曼的理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也对洛特曼的英文著作和文章的书目进行了最新的汇编。^[12]

三、符号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一个新的方向

彭：除了魏克斯库尔和洛特曼之外，有一位学者对新塔尔图的研究也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他就是西比奥克(Thomas Sebeok)。我注意到，塔尔图大学的符号学系建立了专门的西比奥克图书馆。西比奥克对生物符号学和全球符号学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中国学界对他了解不多。您可以称得上是研究西比奥克的专家，可否向中国的读者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位符号学家呢?

库：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西比奥克和塔尔图的洛特曼、意大利的艾柯几乎是同时对符号学产生了兴趣，并且展开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三位学者都深受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的影响，并且成为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对符号学进行全新研究的世界级领军人物。

最近我参与了一部书的撰写，该书有一卷是专论西比奥克的，它相当全面地概括了西比奥克的作用和影响。^[13]如果要简要地说明西比奥克的贡献，那我们可以这么说：他致力于寻找符号学的边界所在，并且已经找到。在此基础之上，他看到了之前的符号学研究没有从整体上覆盖符号学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因此他为符号学的重整和融合、也就是将它整合为一个整体，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正是西比奥克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为符号学织就了一个网络，并且使它融合成为了一门整体的学科。他撰写了相当多的文章和专著(其中包括他关于动物符号学和全球符号学的专著)，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工作(西比奥克从1969年到2001年一直担任期刊《符号学研究》的编辑，主编了好几个系列的丛书，其中包括1969年到1997年出版的127卷本的《符号学方法》)，为无数学者建立了联系。通过这些努力，西比奥克成就了符号学的整体性。

彭：以西比奥克为首的“全球符号学派”为符号学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的西方符号学界几乎都受到了这种广义符号学的影响。在这个潮流中，符号学与生命科学相互融合的趋向是非常明显的。在新塔尔图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但是，对以下的几个概念：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和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很多读者还是初次接触，对此并没有清楚的区分。您能谈谈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吗?

库：全球符号学，用西比奥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全球符号学’首先意味着一个网状体系，或者说一个网络。”^[14]这就是说，全球符号学是指覆盖了包括所有层面的传播的符号关系的全球传播网(将这个传播网作为研究对象)的符号研究的全球网络体系，就好像是进行自我研究的符号域。

“生命符号学”一词有时被用来表示对所有形式的符号过程的研究。^[15]西比奥克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符号过程和生命是一致的、共存的，这个词就是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个假定。它既包括了生物符号学，也包括了人类符号学。

生物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前语言的符号过程，包括所有形式的符号过程——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它并不以语言能力为前提假设。法夫罗等人(Donald Favareau)主编的论文集^[16]和霍夫米尔(Jesper Hoffmeyer)的专著^[17]为该领域提供了清楚的描述。

生态符号学首先探讨的是人类和他所在的生态系统之间的符号关系。它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对世界的分类是如何对人类生存的环境产生影响的。在这方面也有一系列的重要论文可供参考。^[18]

彭：看来符号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确实是一个宽广的领域，也是一个全新的、值得拓展和探索的方向。谢谢您接受访问，也希望新塔尔图学者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为全世界的符号学研究都起到更加有力的推动作用!

库：也非常感谢贵辑刊为新塔尔图和中国的符号学交流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希望这是我们的符号学界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的一个良好的开始!

作者简介：

卡莱维·库尔，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

E-mail：kalevi.kull@ut.ee

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E-mail：pj8024@163.com

【注释】

[1]Amy Mandelker，“Semiotizing the Sphere：Organicist Theory in Lotman，Bakhtin，and Vernadsky”，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94，109(3)：385－396.

[2]Juri M.Lotman，Universe of the Mind：A 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trans.，Am Shukman.London：I.B.Tauris.1990.

[3]Juri M.Lotman，Kul'tura i vzryv.Moscow：Gnozis，1992.

[4]See，for instance，Kalevi Kull，“Jakob von Uexküll：An Introduction”，Semiotica，2011，134(1/4)：1－59.

[5]Mihhail Lotman，“Umwelt and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2002，30(1)：33－40.<br> Peeter Torop，“Semiosphere and/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emiotics of Culture”，Sign Systems Studies，2005，33(1)：159－173.
Kalevi Kull，“On Semiosis，Umwelt，and Semiosphere”，Semiotica，1998，120(3/4)：299－310.
Kaie Kotov，Kalevi Kull，“Semiosphere Is the Relational Biosphere”，Claus Emmeche，Kalevi Kull eds.，Towards a Semiotic Biology：Life is the Action of Signs.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11.PP.179－194.
Riin Magnus，Kalevi Kull，“Roots of Culture in the Umwelt”，Jaan Valsiner，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649－661.<br/>(See also the whole special issue on Uexküll of the journal Semiotica vol.134，which includes several papers on the concept of umwelt.)

[6]Kalevi Kull，Mihhail Lotman，“Semiotica Tartuensis：Jakob von Uexküll and Juri Lotman”，Chinese Semiotic Studies，2012(6)：312－323.

[7]Kalevi Kul，l“Umwelt”，Paul Cobley 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London：Routledge，2010.PP.348－349.The quotation is from p.348.

[8]Kalevi Kull，“Umwelt and Modelling”，Paul Cobley，e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London：Routledge，2010.PP.43－56.

[9]See also John Deely，“The Tartu Synthesis in Semiotics Today Viewed from America”，Chinese Semiotic Studies，2012，7(2).

[10]Kalevi Kull，Wang Yongxiang，“Lotman's Legacy in Modelling of Semiosis”，Russian Literature＆Arts，2012(3)：103－109.

[11]Kalevi Kul，l“Towards Biosemioticswith Juri Lotman”，Semiotica，1999，127(1/4)：115－131.

[12]Kalevi Kull，“Juri Lotman in English：Bibliography”，Sign Systems Studies，2011，39(2/4)：343－356.

[13]Paul Cobley，John Deely，Kalevi Kull，Susan Petrilli，eds.，Semiotics Continues to Astonish：Thomas A.Sebeok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Semiotics，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7) 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11.

[14]Thomas A Sebeok.Global Semio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P.1.

[15]Augusto Ponzio，Susan Petrill，i“Bioethics，Semiotics of Life，and Global Communication”，Sign Systems Studies，2001，29(1)：263－275.

[16]Donald Favareau，ed.，Essential Readings in Biosemiotics：Anthology and Commentary.Berlin：Springer.2010.See also：Claus Emmeche，Kalevi Kull eds.，Towardsa Semiotic Biology：Life is the Action of Signs.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11.

[17]Jesper Hoffmeyer，Biosemiotics：An Examination into the Signsof Lifeand the Lifeof Signs.Scranton：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2008.

[18]Winfried N9th，“Ecosemiotics”，Sign Systems Studies，1998(26)：332－343.
　　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1998，26：344－371.
　　Maran，Timo，“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Sign Systems Studies，2008，35(1/2)：26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