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赵毅衡《符号学》在台出版

符号学对话的新契机：有感于赵毅衡《符号学》在台出版

李学丽

欣闻赵毅衡教授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在台湾以《符号学》为名得以出版，深觉庆幸：两岸符号学界的互动与交流或许可以借此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符号学不在我的治学范围之内，能与此书结缘，是因为一位专攻符号学的朋友的力荐。最初我只是抱着随意读读看的心态翻开此书，然而，此书视野的深远高超、学力之深厚、说理之透彻，很快就令我折服。当然，对像我这样初次接触符号学的读者来说，要读懂此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但我个人认为本书最为可贵的地方之一，就在于它不以晦涩的术语堆积为乐，而是尽量以清晰易懂的论述向读者解释繁难的学理。这当然需要对符号学原理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作者在论及符号学术语种种时融会贯通的能力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让我感动的是作者意欲以此书推广符号学研究的良苦用心：为了本书能为符号学的初学者所用，作者不仅对像“媒介”和“媒体”(英文皆为medium)这样的中译术语进行了细微辨析，还在谈到难以理解的概念时处处留心，及时地指出读者可能会陷入的误区。比如说，在谈到“双轴关系”时，作者就写道：“一个因素进入聚合段的基本条件，不是‘意义上可以取代’，而是‘结构上可以取代’(structurally replaceable)组合中的这个成分，即可以在文本系统中占据相同位置。”^[1]这样的提醒对初入符号学殿堂的读者来说，是非常实用而贴心的。

对于中国学术界，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中国学者往往唯西方马首是瞻，跟着欧美学界的研究潮流和热点走，而缺乏一套独立的、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理论。这话多少有点不公平，中国学术研究遭遇现代性的时机和环境比之于西方学术界太过糟糕，要在短时间内急起直追，需要学者们付出更多的心血和代价。不过，这种看法也确实道出了中国学者所面临的困境：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传承在政治环境中断裂过、现在遭受资本主义商业体制挤压的传统文化，又要为基础的学术积累补上引入西方学术资源这一重要课程。因此，许多杰出的学者都致力于西学的中用，将西方的理论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评。这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但从更高的层面上讲，这样的缺乏是莫大的遗憾。而《符号学》一书所意在建立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为我们弥补这种缺憾提供了令人振奋的可能。

《符号学》一书中的许多观点，都建立在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精深理解之上，并将其推进到更深广的境地，让人耳目一新。举例来说，对符号修辞的“四体演进”，作者从格雷马斯的观点谈起，论及维柯将其运用于对历史运行规律的尝试。接着，作者阐述了加拿大学者弗赖的文学修辞演化说，并由此展开讨论，论述了曼海姆的世界观演进说、皮阿杰的儿童心理发展论、海登·怀特的历史写作方式论等。作者由此提出疑问：“关键问题，是四体演进是否真是人类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第280页)他在中国传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中寻求例证，更进一步将四体演进的规律归结到“任何符号表意的发展史”。(第280页)由此，作者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四体演进走到反讽之后，这种文化表意虽有余波，却已经到了尽头。文化必须寻找新的表意方式，才能重新出发，开始又一个四体演进的漫长历程。他将反讽文化与当代网络文化相联结，去审视反讽式社群之于文化演变的意义。作者将符号学向前推进的勇气和决心令人激赏：敢于迎难而上，回答西方学界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这需要对自身学术素养、对符号学未来的发展具有相当的信心。

本书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地方，是作者在第十三章《标出性》中所提出的一个文化模式。作者借用了语言学中的标记理论，称其为“标出理论”，把文化中的二元对立展开，形成三元的关系。这三元分别是正项、中项和异项，其中，中项是否易边，对标出性是否能产生变化起决定作用。作者的讨论从风格上的标出起，谈到了青少年亚文化之异样形式所提供的风格偏离。然后，讨论触及标出性历史翻转的问题，对前文化—文化—亚文化的标出性改变作了总结性陈述。讨论并没有在此止住：在接下来讨论艺术的第十四章中，作者将当代艺术和它对标出的追求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当代艺术主要是一种反正常的标出行为;一旦正常生活艺术化了，艺术就不得不增加标出性，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第405页)。由此，当代艺术加速发展的情形得到了明确的解释。作为一个民族学人，我认为文化标出性的观点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对自我之反思和建构的许多问题，对民族艺术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性和指导意义。

从我的专业角度而言，书中还有许多对民族文化现象的论述是有趣而令人着迷的。例如在第四章的第二小节中，作者提到双重分节的问题，让我们对不同文化秩序的建立过程进行反思。书中列举了汉语中亲戚称谓较之于英文的复杂性、爱斯基摩人对雪的四十种称呼方式，以及阿拉伯语中关于骆驼的词汇超过百个。这里头涉及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惯造成的“文化间性”问题，但作者以符号学的观点进行观察，让人感到新颖而有兴味。再如在书中的第九章，作者谈到了“概念比喻”的问题，指出符号比喻在不同文化中的通用性。概念比喻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异与同一直是个有趣的话题，而作者将其提升到“根本性的思想范畴的研究”之高度，使得一般的现象讨论有了理论的纵深。

台湾符号学家龚鹏程认为，对中国符号学者而言，理想的研究方向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号学思想的挖掘，和用符号学的方法去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在周庆华所著的《语文符号学》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中国人若只跟着西方做研究，其实就只是当学生，弄不出什么名堂。如想真有创获，且能与西方对话，只能是上述这个中国文化符号学的方向。”^[2]龚鹏程先生的符号学研究深刻而自成一体，值得尊敬，但此话说得太过绝对。《符号学》一书就证明了，中国学者的独立研究可以将西方的理论推至更高的纬度。它的出版不仅是送给台湾符号学者的一份厚礼，也代表着中国符号学界对西方的符号学先师和同辈们的响应和挑战。如巴赫金所言，符号本身就具有对话性;由此我们可以说，本书出版的意义，无论是从符号自身的性质而言，还是对符号学这门学科的发展而言，都是十分深远的。

作者简介：

李学丽，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学部。

E-mail：32877585@qq.com

【注释】

[1]赵毅衡：《符号学》，新锐文创，2012年，第206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引文页码，不再另行注释。

[2]龚鹏程：《总序》，周庆华，《语文符号学》，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