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

一段思维的旅行——初探胡易容、赵毅衡《符号学－传媒学词典》

郑　哲

从符号学出发，怀揣对传媒研究的观照，就此，开始一段思维的旅行。

符号是进行意义活动独一无二的方式，无论表达、传播，抑或解释。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意义活动。传播学同样认为，人可以不传播，但不可能不表意。人的意义活动像影子一样，充斥着周遭的全部生活，悄无声息地佐证着每个个体的存在。符号，也就在这纷纷扰扰的文本中川流不息，在“品牌化”的时代驻足，并在传媒话语当道的研究场域内统摄各学科。作为两个重要的议题，符号学、传媒学，已经在学界、业界荡起了层层波澜，发送者和接收者(传者和受众)都在这片意义放大化、解释重点化的潮水中见证这股洪流的不断壮大、汹涌，它早已冲破了上世纪对社会文化研究的追赶之势，开始了推动、创造新时代面貌的旅程。我们不得不思考符号学之于传媒学，“符号学－传媒学”这一学术连续带之于传统传播学的发展和变迁，究竟缘起于哪里、走向何方，它们的研究又为何如此紧迫?《符号学－传媒学词典》为我们开启了一段思维的旅行。

符号学的发展，从20世纪上半叶的模式奠定和解释，到60、70年代符号学作为一种理论正式走进学界视野，一直到今天，符号学在东西方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裹挟着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皮尔斯的逻辑－修辞学模式、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的“文化符号论”、巴赫金开创的“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飓风解构、重塑着不同理论场，它的影响波及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可以说，没有一个文化领域不受惠于符号学，符号学的版图正在一步步扩大，它在观照到美学、文艺学、人类学等传统学科的同时，也始终以独特的立场关注着文化、艺术、社会领域中的新兴问题。

传媒学是建立于传播学之上的一个概念，由于西语中译的文化差异和语言不对等，学科内的一些研究多将“传播学”与“媒介研究”并举，但事实上，正如著者所述，这两者的分界并不清楚，交叉重叠之处不少，而学界又没有能够提出清晰的区分，所以《符号学－传媒学词典》试图用“传媒学”这一提法涵盖“传播学－媒介研究”，甩开分类盲点，让这一开放称谓的能指与所指意义边界更宽，内涵更丰富。对传媒的研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前科学时代，它的步伐始终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一直到今天。伴随着传媒技术的前进，舆论场和话语场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正以破竹之势敲响时代的最强音，针对传媒学的学界研究和业界分析争先恐后地抢占社会文化场域，关于传媒学的理论也渐渐浮出水面。

在传统的理论场域内，随着传媒的发展，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似乎都遇到了实践领先于理论、理论无法指导实践的瓶颈。传媒业仿佛不再需要理论系统教育下的本科生，而变成了需要有市场竞争力的、以技术为先导的专科生。在学术领域，传播理论的重点也越来越向历史和脉络倾斜，而多年前的经典理论也无法解释当代传播事件。传统传播学进入了一个对传播实践无从下手的境地。“符号学－传媒学”这一视角或许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站在符号学的立场去分析、解剖传媒学。一方面符号学强大的学术背景为当代传媒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符号学作为一个人文社会学科中相对普适的研究方法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运用，这一思考方式正在一步步被人们所接受，将其沿用至传媒学的研究，可以带来一个新的、适应社会潮流的研究角度。也就是说，在“符号学－传媒学”统摄之下的传媒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新、更广的视角，研究者们完全可以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尝试、衡量、检验它。

符号包裹着传媒，承载着传媒，推动着传媒;传媒携带着符号，诉说着符号，发扬着符号。在聚合轴上，时代挑选了这两道精致的主菜，在组合轴上，我们需要一剂独家秘方，促成这次学术连续带完成其惊叹号，开启一个时代的盛宴。也许《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正是这剂秘方中的一味。

《符号学－传媒学词典》篇幅35万字，收录400余条目，集合多位符号学领域专业研究者和理论家，讨论了30多个《符号学—传媒学》门类，较为周密地研究了一个世纪以来符号学领域的主要流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全面梳理和综述，从术语关键词和人物流派角度，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对学科百余年发展的较为客观与全面的总结，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可以说，《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是在学术话语最需要的时候为其送上了补给。

第一，在“符号学－传媒学”领域，由于其起源的地域局限和发展的环境所需，不同专业、不同经历的译者在翻译中彰显着其各自秉承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术语的译名极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者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使语言这一工具性借力点变成了干扰研究的问号，甚至有时会成为理解和传播的误区。这本词典在尊重中国学者成绩的基础上，对这些混乱之处给予了适当的梳理，提供清晰研究的视野。

第二，在符号学的发源地，西方符号学家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认为，(西方)符号学有四个源头：语言学、逻辑学、修辞学、解释学。可以说，凡是专注于意义的学科都对符号学有着一定的影响，符号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是因地制宜地联系了先秦名学，佛教唯识宗、禅宗等历史文化资源。著者认为，符号学本身，就是将许多学科融会贯通之后的产物。作为中国的“符号学－传媒学”词典，更不能略去本国传统文化的成果，也不能抛弃在学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现代学派。于是，这本词典一方面集合了一批熟悉中国文化有关意义方面的问题的传统文献专家，整理出易学、先秦名辩之学、道家阴阳五行、风水学说、汉字演变、唯识宗及相关佛学、因明学以及其他意义理论的遗产;另一方面同样注重讨论符号学－传媒学与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等学派的结合所取得的成就。这本词典为读者展现了清晰的发展脉络，也展示了中国思想对世界符号学运动可能作出的贡献。

第三，传媒学的热潮正随着时代的发展扑面而来，它的壮大缘起于冲破学界理论化障碍的平民化参与，同时，也翻转式带动着更庞大的参与群体。任何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如果忽视传媒界的力量，就将在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中碎为残渣。而符号学，作为一门以传媒学为主要途径，将外延向整个社会文化拓展的学科，必须传承并发扬这一方法。这本词典始终强调传媒学这一符号学应用的重要阵地，并且注重符号学－传媒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各种门类发展，活跃于思想的最前沿。编者队伍集合了多个当代热点领域的专家，分别解释了符号学在广告、图像、品牌、设计、网络、影视等领域内的应用，为学界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态度严谨、内容丰富的平台。

20多年前，赵毅衡教授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在当代，符号学－传媒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文化研究的重点，形式论、功能说都要关注这一学术连续带的发展，《符号学－传媒学词典》给了我们一种思路、一个指引、一条起跑线，符号－传媒研究正势不可挡地闯入我们的世界。

这段旅程从思维开始，请深度卷入。

作者简介：

郑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

E-mail：zhe1989062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