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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读季忠平《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序)

时间:2023-04-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喜读季忠平《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序)鲁国尧一“喜读”,依我之见,即“读书而喜”之谓也,这正是我现时的心情。因为我读了季忠平同志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然而诚如《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所言,近若干年的词汇史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两类词上。三忠平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引发我将一段“学”与“思”的结果写下来。

喜读季忠平《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序)

鲁国尧

“喜读”,依我之见,即“读书而喜”之谓也,这正是我现时的心情。

何以如此?因为我读了季忠平同志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

这本《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是本好书。

说这书好,是因为它有新意,有特色。

“新意”、“特色”,都是比较出来的,若无“比较”,岂能知“新”和“特”?只有在比较中“新”和“特”才能凸现出来。《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是本汉语词汇史类的专著,我说它有“新意”和“特色”,是在与其他多量的同类论著比较中发现的,这正应了俗谚“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依我的观察,无论近六十年,或近三十年,在古代汉语园地里,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就数量而言,词汇史要远多于语法史,更多于语音史,这是不争的事实。

词汇史的从业人员估计上百,而产出的博硕士生则为数达几百之多,也许上千,可谓兴旺发达。尤其在这二三十年,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俗语词研究、常用词研究,汉译佛经词语研究,名目颇称繁多,这也是盛况的表现之一。

但是繁花似锦中也难免有少许不惬人意之处。依我浅见浅闻,这多年的专攻词汇史的学人研究的主要是近代、中古的口语词或准口语词,学人们奋力挖掘其新词、新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效果是众所公认的。然而诚如《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所言,近若干年的词汇史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两类词上。这就不能不出现这种现象:汉语历史长河中的书面语词汇的研究则相当滞后。众所周知,书面语词汇历时绵久,数量巨大,未尝没有开采的资源和耀眼的亮点吧。

特别是典雅的、古意盎然的书面语词,几乎被研究者忽视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研究和教学需要读古书,尤其是历史文献、哲学文献、古典文学的文献,那么就会发现,这些典籍中的典雅的、佶屈聱牙的词语俯拾皆是,这些都是阅读和理解的巨大障碍,其难度之大不逊于那些口语词,说实在的,要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这些含有众多典雅的书面语词的文献远过于包含口语词的文献,其价值当亦然。

“人弃我取”,忠平选择“语典词”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是很有见地的。抢占了制高点,先声夺人,就为俘获读者之心赢得了第一役。

忠平研究的是“语典词”,孤陋寡闻如我,乍见之下,颇觉陌生(估计多数语言学人也会有同感吧),及至读了他的阐述之后,感到立名之当。读完全书,就觉得“语典词”应该进入学术的视野,应该被接受、被承认,应该成为语言学的百花中的一枝。几个月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语言学名词》,手头无书,我目前只能揣测,“语典词”一词大概不会收入。如果季忠平等学人不懈地宣传,并且以实绩向世人显示,必能吸引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的学人的注意,语典词就很有可能“被联合国接纳为新会员国”,那么《语言学名词》的第二版就会补上。

这本书对“语典词”的来源、成词方式、功能、应用、修辞作用、文化意义、实用价值都有充分的阐述,例如关于语典词的来源,本书不仅介绍了先秦经典特别是儒家经典滋生语典词的一般情况,还对这些经典滋生语典词的不同特点作了揭示;又如关于语典词的成词方式,本书列举的八种形式,是第一次对这类特殊词的成词方式的较系统的描述,而其中“节缩”、“约举”、“顺承”、“附益”等方式还鲜见有前人论述;论及语典词表义特点,本书大多有较为细致的分析。如书中通过对有关“兄弟”一义的多个同义词的比较,分析了语典词在语用及深层含义方面的细微差别,便是这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用两章的篇幅,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对这类词的研究在词典编纂与古籍整理方面的具体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典词研究的实用价值。我认为该书材料翔实、可信,对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的分析、解说都很到位、很成功。

“语典词”这一学术术语,它所代表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由于忠平的这一专著可以确立下来,这可以说是忠平的功绩。今后人们论及“语典词”,必提到忠平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犹如人们一谈起修辞学,就自然想到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

忠平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引发我将一段“学”与“思”的结果写下来。我仰慕《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受其启迪,试作东施,近年也写了一些所谓“学术札记”,名曰《学思脞录》。现在我想抓住为忠平的书写序的机遇,叙述一下我对语言学科甚至人文学科的“忧思”,“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十几年来,我跟若干朋友论学时曾谈到过这些想法,那就是近几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人的古典文化水平的滑坡,尤其是“古学”,特别是“先秦之学”的衰敝。当今人们的热门话题是,过分重视英语教育导致从幼儿到硕博士生,掌握母语的能力不敢恭维;知识分子,从持有高学历证书的党政官员到从事人文学科的古典学术研究的教授、研究员,古学水平普遍不振。一个哲学专家论中国哲学史、某某学的兴衰可以头头是道,但是一篇用古文写的哲学文章,未必能全懂,至于先秦典籍,则欲“卒读”而“力不足”。当代中国好多大学,研究唐宋和明清的教授人才济济,而教先秦的教师却寥若晨星,甚或阙如。以至这多年留校或引进的大学教师,讲通论、通史,口若悬河,如果请他讲解先秦古籍,则噤若寒蝉,原因是他们没有读过几本先秦的经书、史书、子书。先秦某一专书,如《尚书》、《周易》、《左传》、《庄子》的课,在今日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大学,开不出来,我有时偶发奇想:呼吁建立一个“先秦学”学科。某日精神恍惚:倘有渭阳之遇,官拜教育部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个红头文件,培养两三个尚有条件的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两年生聚,两年教训,然后开出些先秦学的课程,在现有的几千个博士点中何妨再增加一个“先秦学博士点”?“先秦学”,这是干货,因此算不得糜费纳税人所缴的税款。不过,这纯然是南柯呓语,呜呼!

西方有“古典学”(英语:Classics、Classical Studies或Classical Philology),是以古希腊、古罗马的语言、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地位很崇高。2010年6月,北京大学成立实体教学研究机构西方古典学中心,成为西方古典学这一学科在中国正式建立的标志。我认为,我主张建立的“先秦学”,相当于西方的“古典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倡导以研究自己国家的先秦时期的语言、文化为宗旨的“先秦学”,其意义绝不低于“古典学”。可是“西方古典学中心”已经在北大“崛起”,而自己的“先秦学”道及者几多?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论到咱们的语言学科,可以作“社会学”的调查:一个研究上古音的专家又读了几多先秦古籍?自张相先生《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年)、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问世以来,词汇史的教学和研究被带上了一条大道,东汉(含东汉)以下的口语词和准口语词的大道,其研究成了主流。弹指六十载,以至到如今,熟悉先秦典籍及其训诂、词汇的年轻专家数量就必然少之又少了。“事物总有两面性”,诚非虚言。

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1页)陈先生之言实为不刊之论。令人高兴的是,季忠平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也有跟陈寅恪先生类似的论述:“使用语典词的文体主要有诏、策、令、章、表、议、赋、颂、铭、诔、箴、檄、书、赞等,可以看出,这些文体大部分属于公文。”是的,只要接触过一些有关“制度法律公私生活”的古代文献,就会感觉到大量的缘于先秦儒家经书、子书的语典词不断跳进自己的眼帘。我以前翻阅过若干宋人,如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周必大等人的文集,发现他们为皇帝起草的诏、制、敕书、册文……等都被收入文集,读起来很不好懂,因为里面充盈大量的语典词。还是“近取诸身”吧,我举一个很现代的例子,即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将自己的散文结集,取名为《跬步集》,后来在书店里我发现了同名的书,而其作者我全然不知。某日我心血来潮,登上某大学图书馆的网站一查,《跬步集》居然有十三种,著者全不雷同。“跬步”源于《荀子·劝学》,历两千余年而仍生机勃勃,作为语典词,“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

从古至今,语典词是客观存在,既然如此,就应该研究它,就需要人研究它。

研究语典词,对当今学人来说,最大的困难在搜集语典词,这是我的观点。要搜集,必须辨认。这要求研究语典词的学人对先秦典籍必须很熟悉,尤其是那些“化用”语典而构成的词,例如“茅汇”(表示连类相及,出《周易·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如“薪构”(表示父业,来自《左传·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以及《尚书·大诰》“若考作法,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再如“所天”(表示父亲,依据《仪礼·丧服》“故父者,子之天也。”),等等,更需要学养。我读《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感到欣喜的是,忠平研究了语典词,说明他对先秦典籍熟悉的程度。这在当今语言学界,难得的人才,难得的人才。

“似曾相识燕归来”,从忠平的《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我隐约地感觉到,一股“回归”意识的潜流由伏隐而开始显现,久违了五六十年的先秦之学,如今有青年学者从事其词汇的研究,这不是一个吉兆吗?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回归吧,先秦之学!

这该是《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一书的另一意义所在吧,而且更重要。

我之“喜读”,非虚言也,缕述如上,作为序文,请老友吴金华学长和忠平指谬。

最后赘言几句:“中古”的上下限,各家有各家的界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不敢妄加评论。忠平的说法是“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至南宋末年”,那么《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涉及的史料应该长达千余年,如此大跨度,忠平建构了一个体系,这值得赞许。但我觉得,二十几万字的述论尚不足与之相称。建议忠平再接再厉,“持续发展”,“更上一层楼”。

还有,可否按时间段,编撰《魏晋南北朝语典词词典》、《隋唐语典词词典》、《宋代语典词词典》?我问忠平。

2011—10—7 草于钱江之滨

2013年八月修改于金陵南秀村

(忠平谨按:两处年月的格式不同,是否可以改为一致。)尧按,我有意为之,分作两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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