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的几点认识

第一节　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的几点认识

（一）研究对象的定义

本书所谓的“中古汉语语典词”，专指东汉至南宋时期汉语书面语中为追求典雅含蓄的修辞效果而利用先秦经典的文句语词创造的具有典故性质的双音节新词。

关于研究对象的这一定义，需要作以下几点说明：

1.这一类词具有典故的性质。

通常人们所说的“典故”，是指“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1]。不过，本书的研究，只针对其中“有来历出处的词”，不包括“语”，也不包括其中与“古代故事”相关的部分。

“词语”这样的名称，包括了词和短语。短语是指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的词的组合，是比词更高一级的语法单位。只要是短语，即使于古有征，例如四字格的成语，也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对于“诗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通常人们也称之为“事典”。事典的表现形式，包括句子、短语，也包括词，但由事典而形成的词，也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本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典故中属于“有来历出处的词”，即一般所说的“语典”。我们只研究具有典故性质的词，即语言系统中有意义的并能独立运用的带有典故性质的最小单位。

2.这一类典故词的典源是先秦经典。

这类词既属典故，便有典源，也就是所谓的“出处来历”。本书所研究的，只限于典源是先秦经典的典故词。具体说来，是根据先秦经典的篇章、句子、短语、词等形成的语典词。凡是利用秦代以后的文献的文句语词所形成的语典词，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这里所说的先秦经典，主要是指传世的先秦的儒家经典，即传统目录学分类中经部的“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像《老子》、《庄子》之类其他部类的先秦经典。

3.这类典故词主要保存在东汉到南宋之间的汉语书面语中，其使用都带有明显的追求典雅含蓄的修辞目的。

本书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至南宋末年，即公元1世纪初至13世纪末期，称之为“中古”。

不少研究汉语史的学者都曾对汉语的历史作出过不同的分期。王力的《汉语史稿》将汉语史分成了上古期、中古期、近代以及现代四个时期。其中的中古期包括公元4世纪到12世纪，相当于从东晋到南宋前半朝。与之相比，本书的“中古”，涵盖时间更长，前后将近1300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分期的依据不同。王力的依据是语法与语音的转变，而本书依据的是实际调查到的书面语中这类源自先秦经典的语典词的萌芽至衰微的大致时间。纳入西汉末年到东晋的这一段时间，是因为这段时间对我们所研究的这一类语典词来说，是其发端的一个重要时期。

本书的“中古”，不仅与王力的分期有所不同，甚至与其他各家的分期也有所出入，但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时间属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古”时期，出于方便论述的考虑，本书姑且借用这一称呼。因此，本书的“中古汉语”，并不是指综合考虑了语言诸要素的演变之后作出的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史分期，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使用语典词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追求典雅含蓄的修辞效果，因此，刻意使用语典词的文章总是属于那些本身具有典雅要求的文体。通过对一定数量的语典词的使用情况的考察，笔者认识到，使用语典词的文体主要有诏、策、令、章、表、议、赋、颂、铭、诔、箴、檄、书、赞等，可以看出，这些文体大部分属于公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典词使用的社会性。此外，中古时期的诗歌中也有语典词的用例，不过不是普遍的情况。本书的语料，主要来自上述这些文体。

4.本书所论语典词，只限于双音节词。

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将现代汉语的词汇单位，分成词和固定语（词的固定组合体）两类。中古时期汉语的词汇单位也不例外。作为中古时期词汇中词的一部分，语典词是否与其他的汉语词一样，具有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的区分呢^[2]？

中古时期的单音节词，很难成为语典词。因为从用典的角度看，每一个语典词作为典面，都必须提供与典源发生联系的关键线索，以便建立起与典源唯一的准确的关联，而单音节词缺乏这样的功能。中古时期的单音节词，绝大多数都能在先秦经典中找到不止一个与之同形的用例，因而无法与先秦经典中同形的单音节词建立起唯一的对应关系。单音节词缺乏指索典源的基本功能，很难成为典面。因此，中古时期的单音节词，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中古时期有三音节的语典词，但由于像“履虎尾（出《周易·履》，表示处于险境）”“启手足”（出《论语·泰伯》，表示死亡）这样的三音节语典词数量非常少，因此本书暂时也不涉及。

至于短语，尽管其中渊源于经典的，也往往具有某些与语典词类似的特点，但从形态上讲，毕竟与词有着质的区别，因此本书也暂不涉及。

本书选择双音节语典词作为专题的主要对象，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双音节的语典词可以通过词形判定它与经典语句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这类词在全部语典词中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对它的系统研究可以大体反映语典词的特点。

5.本书讨论某个具体的语典词时，除了从语法角度的判定外，注意结合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它的使用情况作调查，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判定其是否具有词的性质。

由于中古时期所产生的文献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佚失，因此，即使传世文献中仅有的孤例，在当时也可能是一个通用的词，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尽量避免使用这样的孤例，以免影响论证的可靠性。如果某个据先秦经典文本而形成的双音节词，在我们所调查的文献中具有两个以上的共时或历时用例，并且彼此在意义上相同、相近或有密切的联系，能够体现作为词所具有的社会性，这样的词才是本书据以论述的基础材料。为了尽量体现语典词使用的具体情况，本书利用某一语典词展开论述的时候，除作特别说明外，原则上将尽量提供两个以上不同的用例。对具体词的用例的选择，首先考虑历时使用情况，其次考虑共时使用情况。本书所提供的某一词的用例，将尽可能展示该词在中古文献中大致的历时使用情况。

下面通过具体例子，来对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进一步的说明。

《唐大诏令集》卷一〇八载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兴庆宫成御朝德音》：

朕昔在藩国，此维邸第，乾坤未泰，阴阳尚蒙，则有神物効灵，祥符肇配，飞佳气于在田之际，涌瑞池于或跃之日。这份诏书中的“在田”、“或跃”二词，便是本书所说的语典词。要理解这两个语典词的词义，必须明白这两个词的典源，并结合玄宗下此诏的一些历史背景。

《周易·乾》是这两个语典词的典源，其九二爻辞有：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四爻辞有：

或跃在渊，无咎。

我们知道，乾卦六爻的爻辞，是以龙的三栖作比喻，说明人的不同境遇。因为龙又是天子的象征，后人也往往将此卦所说与帝王的人生经历对应起来。而在乾卦的六爻中，九五一爻作为阳爻，既得位又得中，是最理想的状态，古人将此看作是帝王即位的象征。九五爻之前的四爻，在古人看来，都象征了帝王登基前的状态。因此，中古时期开始，人们便以乾卦的这些爻辞作为典源，创造出了不少语典词，用以描写帝王登基前的情形，“在田”与“或跃”便是其中的两个。

再来看有关玄宗李隆基此诏的一些背景。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李隆基“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当时李隆基的身份，是临淄郡王。上述赦诏所云“朕昔在藩国，此维邸第”，指的便是这件事情。即位后，李隆基对兴庆坊的原有建筑进行了扩建，至开元十六年，“始听政于兴庆宫”。上述诏书就是为了庆祝兴庆宫的落成而颁发的赦诏。

玄宗在这份诏书中为其所钟情的兴庆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上引的这段文字大意是说在玄宗还是藩王的时候，兴庆宫便有一系列昭示其将登上帝位的祥瑞出现。其中“飞佳气于在田之际”、“涌瑞池于或跃之时”两句中“佳气”、“瑞池”便是这样的祥瑞，而其中的“在田”、“或跃”便是指其时李隆基的身份尚是藩王。

王弼将《周易·乾》九二爻辞中的“在田”解释为“处于地上”，而孔颖达疏九四爻辞的“或跃”称“或，疑也；跃，跳也”。在唐玄宗的诏书中，“在田”和“或跃”都显然不再是《周易》中的意思，而是利用了《周易》的内容，表示李隆基未登基的情形。

根据王弼与孔颖达的解释，可以看出，在《周易》中，“在田”不过是一个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或跃”也只能看作是一个状谓结构的临时组合。但是到了唐玄宗的诏书中，“在田”与“或跃”，已不能再作如是观。从其只表示“未登基”之义，而不再与“处于地上”、“迟疑犹豫地跳跃”这样的意思有关来看，与《周易》中的“在田”、“或跃”只是两个单音节词的临时组合不同，玄宗诏书中的“在田”、“或跃”，是将原典中的这两个临时组合固定下来，通过与原典的文本的关联，表达与原来的临时组合完全不同的意义，应该可以看作是两个全新的双音节词。

不仅如此，笔者将玄宗诏书中出现的“在田”、“或跃”看作是双音节词，还有另外的理由。“在田”、“或跃”作为固定的组合来表示“未登基（或径指其处于藩王之位）”之意的用例，在中古时期屡见不鲜。

“在田”的用例，如《宋书·后废帝纪》载皇太后令：

骠骑大将军安成王，体自太宗，天挺淹叡，风神凝远，德映在田，地隆亲茂，皇历攸归，亿兆系心，含生属望，宜光奉祖宗，临享万国。

所谓“德映在田”，意思是安成王的美德，在藩王时便已昭示。

又如《梁书·范岫傅昭萧琛陆杲传论》：

史臣曰……琛朗悟辨捷，加谙究朝典，高祖在田，与琛游旧，及践天历，任遇甚隆。

所谓“高祖在田”，是指高祖未登基时。

又如《陈书·后主纪论》：

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极，民归其厚。所谓“高宗爰自在田”，是指高宗未登基时。

“或跃”的用例，如《宋书·武三王·江夏文献王义恭传》：

世祖时在新林浦，义恭既至，上表劝世祖即位，曰：“……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跃，未登天祚，非所以严重社稷，绍延七百。”

所谓“冲居或跃”，是指世祖辞让，不肯即皇帝位。

又如《旧唐书·封伦萧瑀裴矩宇文士及传论》：

“史臣曰……（萧瑀）及太宗临朝，房杜用事，不容小过，欲居成功，既形猜贰之言，宁固或跃之位。”

所谓“宁固或跃之位”，是批评萧琛虽曾担任太子李承乾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诸职，然与朝臣不和，不利于太子地位的巩固；贞观十七年的李承乾被废，萧琛也应当负一部分责任。

又如《旧唐书·睿宗诸子传论》：

让皇帝守无咎于或跃，利终吉于劳谦，其用有光，其闻莫朽。

让皇帝李宪（原名成器）身为长子，在其父睿宗欲建储贰时，竭力将太子位让于辅佐睿宗登基的李隆基。虽终其身未登皇位，但去世翌日，玄宗即下制追为“让皇帝”。所谓“让皇帝守无咎于或跃”，是指李宪谦守藩王之位，始终与玄宗和睦相处。

从上面所举的这些例子来看，至少从六朝至隋唐间，“在田”“或跃”作为据《周易》而形成的固定组合，表示帝王尚处未登基之时，已被当时的人反复使用。从这一点来看，“在田”、“或跃”新词的性质也很明显。

像玄宗诏书中出现的“在田”、“或跃”这样的利用先秦经典文本而形成的双音节新词，便是本书的研究对象。以下本书中所谓的“语典词”，除作特别说明外，只指这一类中古时期利用先秦经典的文句语词形成的双音节语典词。

6.最后，关于选用“语典词”这样的名称来命名所要研究的对象，还需要作一点说明。在先前的相关研究中，笔者对于这一类的词分别使用过“雅言词”、“典故词”等名称，现在看来，称之为“雅言词”，似乎只考虑到了其修辞效果，而未能体现其典故的性质；称之为“典故词”，肯定了其典故的属性，但又没能将这类词与同属典故词的“事典词”区别开来，考虑到这类词的特性，本书还是选择以“语典词”来作为其名称。

（二）研究意义

中古时期的语典词系统研究，有利于认识中古汉语书面语词汇发展的具体细节，为全面描写这一时期的词汇面貌提供重要的基础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传统经典文化对于汉语词汇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一研究对于辞书编纂及古代文献的整理，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

1.语典词研究可以为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新的认识。

我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在清代乾嘉时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不过当时学者们所做的研究，也即传统的小学研究，正如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所说的“小学明而经学明”那样^[3]，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通读儒家经典，因此其中词汇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先秦经典中那些后人难以理解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汇作训诂研究上，而对两汉以后的词汇所作的研究工作，则几乎付诸阙如。即使到了近代，由于章太炎等学者的倡导与努力，汉语言文字学得以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之后，学者们对于两汉以后的词汇研究也依然寥寥无几。如同吕叔湘、郭在贻等先生指出的那样，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古汉语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这种局面，一直要到20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以张相、蒋礼鸿、郭在贻、张永言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对中古汉语的词汇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过，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两类词上，这些词中有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口语词汇，而对于大量存在于中古汉语书面语中并成为中古汉语词汇一个重要特色的语典词，却很少有人关注。20世纪以来，除了王力的《汉语史稿》中有关“成语与典故”的章节中略有涉及以外（有关内容详见下文介绍“前人研究综述”部分），还有赵克勤的《古代汉语词汇学》，其中提到了古汉语某些复音词的形成，往往跟修辞手法的运用有关。作者从比喻、借代、割裂、用典、委婉等角度分别作了讨论。其中的割裂、用典涉及到了部分语典词造词的内容。另外还有何九盈、蒋绍愚的《古汉语词汇讲话》，其中“固定词组和特殊词汇”的章节，论及由典故而形成的词，也涉及到了部分语典词的内容。不过总的来说，后两种著作所论的内容基本没有超出《汉语史稿》的范围。

2010年出版的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词史》在谈到中古复音词类时，有“凝固式复音词”一节，分“古语跨类凝固成词”与“古语词组凝固成词”两类，其中的有些例子，即属本书所讨论的语典词。同年出版的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中，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中古近代汉语新词的构成方式，其中“修辞造词”一节研究了几种通过修辞的方式构词的类型，里面谈到的“截取”、“用典”两类，与我们所讨论的语典词有关。不过，新近出版的这两部中古汉语研究力作，也还没来得及将中古时期盛行的语典词作为一个重点来讨论，书中涉及语典词的篇幅还很有限。

其他有关汉语词汇研究的著作中，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虽然篇幅不大，却能利用丰富的语言材料作不少细致的分析。但在介绍汉魏六朝时代的词汇特点的章节中，作者着力“就农业、工艺和科学的发展来找出这一时代的词汇特点”，尽管作者也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也会促进精神生活的提高”，并以乐府诗为例，介绍了创作者们在造词和选词上所下的功夫，并以此说明这一时期词汇的丰富程度，但对于反映这一时期文人精神生活的语典词，还没有论及。

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追流溯源，贯通古今。在介绍中古词汇发展特点时，作者认为从西汉到唐代的汉语词汇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文学语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2.涌现了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词；3.词汇新陈代谢；4.出现外来成分。不过其中也没有涉及体现了这一时期汉语词汇重要特色的语典词的相关内容。

专门研究汉语造词法的著作中，任学良的《汉语造词法》不满足于现成的构词法结论，有意向更深广的天地探寻，对汉语造词法作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研究，可以作为研究汉语造词法的代表性专著。作者将造词法与构词法作了区别，强调造词法研究的是用什么原料和方法创造新词。书中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造词原料”，将造词原料归纳为音节、形态标志、词（包括词组、句子）、老化词等四类。全书从词法学造词、句法学造词、修辞学造词、语音学造词、综合式造词等五个角度，对汉语的造词法作了详细的探讨。但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讨论造词的原料，还是研究造词的方法，该书也都还没有论及语典词的内容。

上述介绍古汉语词汇史的著作中，有些也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古汉语词汇的构造问题。史存直的《汉语词汇史纲要》从变音别义、联绵字、复合词以及添缀词等四个方面对汉语造词法的发展作了说明。虽然作者在有关复合词的部分指出，两汉以后，复合词在构词方式上有了新的发展，除“联合式”、“偏正式”以外，还产生了“支配式”、“补充式”、“表述式”等新的构词方式，但由于没有对语典词的构词方式予以关注，所列举的这些造词法及构词方式，似乎还不能全面涵盖中古时期词汇演变的所有情况。

潘允中的《汉语词汇史概要》论及“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时，认为中古时期的构词法以复合法为主要形式，其次是新兴的附加法，另外双音迭韵构词法也有所发展。在有关复合法的部分，作者以《世说新语》等为例，指出这一时期的复合法构词主要有“联合式”、“偏正式”、“动宾式”、“动补式”、“主谓式”等具体方式，所举的例子以及论及的构词方式也都没有涉及语典词及其独特的方式。

董秀芳的《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一书，对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的产生和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不过，作者在谈到研究方法时明言：“由于考虑到共时与历时的相关性，本书所选择的双音词一般都是在现代汉语中还存在的，那些只在历史上的某个阶段中出现，但后来又从词汇系统中消失，未能在现代汉语中保留下来的双音词，基本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顾及到类型的全面性，才偶而涉及这类词。”^[4]事实上，全书也确实只有在论及“修辞中产生的跨层粘合”时，才以很少的篇幅列举了一小部分语典词，且只限于陈望道所说的“藏词”一类，并承认，这种双音词的产生渠道与其他跨层结构的词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与其他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往往由于较高的使用频率不同，这一类词的成词因素与使用频率无关。

综上所述，由于以往对表现了中古时期词汇特点的语典词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因此介绍汉语词汇史以及研究汉语词汇构造的主要著作中，我们还很少甚至无法见到有关这一部分的专门内容。本书希望通过对语典词的系统研究，为汉语史的调查填补新的内容，为全面描述汉语词汇史作一些基础的工作。

作为复音节词，语典词的成词方式是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创造新词的独特形式。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中认为：“汉语复音词的构成，可以分为三大类：（一）连绵字；（二）词根加词头、词尾；（三）仂语的凝固化。”语典词的独特构词方式已出乎这三类之外。

就拿《汉语史稿》提到的“友于”^[5]一词来看，这个为东汉以来的文人所频繁使用的典型的语典词，既不是连绵词，也不属于词根加词头、词尾，也不能算是仂语的凝固化，其构词方式不属于《汉语史稿》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况。

有些语典词，虽然从外形上看，与其所渊源的经典中的旧词语相同，但其意义主要来自原典的文本内容，而不是通过旧词语意义的引申而获得。业师吴金华先生曾撰《略说古汉语复音词中的典故词》^[6]一文，通过来自《论语》的“浸润”与来自《诗经》的“赫斯”、“棠棣”等三个语典词，很好地说明了语典词在构词表义方面的特点。文章指出，在《诗经》中，“浸润”是由两个单音节词构成的仂语，本义是沾濡、滋润；“赫斯”可以看作是由词根加词尾构成的复合词，表示怒气很盛的样子；而“棠棣”则属于连绵词，是植物名。但是，就中古时期人们使用这三个字的例子来看，“浸润”的含义已变成了“谮言”、“谗言”，“赫斯”则变成了“天征”，“棠棣”成为了“兄弟”的代名词。中古时期出现的这三个词，其内部结构已不能像在《论语》、《诗经》中出现时那样可以分析，而其各自的意义，都是相关的《论语》、《诗经》的文本内容赋予的，它们是由典词构词法产生的新词。

笔者觉得，像吴先生提到的“浸润”、“赫斯”、“棠棣”等，一旦成为语典词，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其所渊源的经典文本的内容，而跟与之同形的旧词语的意义几乎没有关系。它们虽然是复音词，但若撇开其据以成词的经典文本不论，则其外部面貌很难直接提供理解该词的有效信息，对其结构作任何分析也无助于认识其意义。其独特的成词方式，无法与上述《汉语史稿》中的三类构词方式任何一种相匹配。仅从这几个例子来看，本专题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充分认识汉语的构词方式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2.语典词研究有利于汉语词汇学的其他相关研究。

语典词的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学中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对于中古汉语同义词的研究来说，语典词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及语用区别，正是体现同义词之间在意义、语用上的细微差别的地方。例如中古时期人们利用《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两句创造的语典词“怙恃”，作为“父母”的代名词，常见于中古时期的文献中。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怙恃”这一语典词的典源及使用的具体场合，则可以发现，中古时期的人们所使用的“怙恃”，实际上是指已丧亡的父母，一般只用于叙述父母已去世的情况。当我们在对中古时期有关“父母”的同义词作比较研究的时候，从语典词的角度作分析，往往会让我们对同义词之间的区别理解得更为清晰深刻。

3.语典词研究可以揭示文化对于词汇发展的深刻影响。

对双音节语典词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类词的来源及其表意特点，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汉语中双音节词的产生机制，尤其是其中体现了受独特文化背景影响的那一部分。

通过对中古时期数量众多的语典词的创造与使用情况的调查，可以为我们了解先秦传统经典对于汉语词汇发展所起的影响提供大量材料，使我们对先秦传统经典在汉语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更具体深刻的认识。

语典词的大量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古时期受过传统经典教育者的贵族意识。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语典词的创造、使用、接受、理解，都需要参与者熟悉先秦经典，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实际上严格限定了这类词的使用者的身份。这种只限于某一社会阶层使用的特殊词（当然主要是在书面语中），最足以标志这一阶层人的身份。

语典词本身也反映出了中古时期的文化特点。例如大量有关父母、兄弟的语典词的创造与使用，便是中古时期崇尚孝友的真实反映。又如大量来自《尚书》、《诗经》等旨在美化帝王的语典词，则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古时期君权至上的思想对于词汇发展的具体影响。

4.语典词研究可以为大型辞书的编纂修订提供新的认识与材料。

语典词的研究，可以为反映了20世纪汉语词汇调查成果的《汉语大词典》做大量纠谬补缺的工作。通过对《汉语大词典》中有关语典词的条目的调查，我们发现《汉语大词典》中有关语典词方面至少存在着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一、不明语典词而未揭语源；二、不明语典词而误释；三、不明语典词而失立义项；四、不明语典词义历时演变而释义不全面；五、不明语典词表义规律而释义不确；六、大量失收语典词。

另外，迄今为止出版的有关典故的辞书，绝大多数都偏重于对事典的搜集，即使有语典词，其所占的比例也都非常有限。对中古时期语典词的系统研究，可以为这类辞书增加大量的材料。

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详见本书第七章的相关内容。

5.语典词研究可以为古籍整理提供重要的参考。

作为曾一度盛行但今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较为特殊的词，中古时期的古籍中大量的语典词对于今天的整理者来说，多少会有陌生感。如果整理者不能清楚地了解这类语典词的性质与特点，在从事古籍整理的过程中予以足够的关注，那么无论是标点还是校勘，难免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例如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由于整理者对来自《诗经·秦风·渭阳》的“渭阳”一词的性质认识不清，出现了给这个语典词加标书名线与地名线的错误做法，如果我们从语典词的角度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二十四史中的绝大多数的“渭阳”用例都属语典词，那么上述的错误处理便可以得到纠正。

作为东汉以后出现的新词，中古时期的语典词较为鲜明的时代性，对于古文献的辨伪也有参考的价值。例如对于一些伪托东汉以前的人的作品，从语典词的角度，我们可以提供较有力的辨伪的证据。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详见本书第八章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