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研究简述
前人对语典词的系统研究，迄今为止还没能见到，即使是对语典词的零星论述或局部调查，也寥若晨星。但正因为不多，更值得我们关注。
前人涉及语典词的研究，动机及角度各有不同：有的是从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出发；有的是出于训释典籍的需要；有的是因为时过境迁造成了语言隔阂而产生的好奇与不解；有的是对某一类语典词的特别关注；还有的是为了诗文创作等的需要，而对语典词作一定的搜集。总的说来，围绕这一类词作深入研究的还不多。
现在可知较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语典词予以关注的是南朝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事类》中写道：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由《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刘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明了利用前人的“成辞”以明理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回顾了在文章中运用“成辞”的这种创作风气产生形成的过程。从刘勰所举的具体例子来看，他所谓的“成辞”，其中有一部分应该就相当于我们所要讨论的“语典词”。
继刘勰之后，注意到语典词并为之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的是唐代的李善。在《文选注》中，为了准确训释《文选》中所涉及到的语典词，李善对所有文章中出现的语典词基本上都做了溯源的工作。
这里就拿李善对任彦升《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一文所作的注，选几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李善对文中出现的语典词所作的溯源工作。
［例一］敦悦
东夏形胜，关河重复，选众而举，敦悦斯在，除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会稽太守。李注“敦悦”：
《左氏传》曰：晋搜于被庐，谋元帅。赵襄曰：“郄谷可，臣亟闻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君其试之。”
李注揭示了“敦悦”这一语典词的典源是《左传》，不仅如此，通过此注，我们还可以看出任昉用“敦悦”一词，有赞美主 人公敦诗悦礼为人举荐与郄谷相似的意思。
［例二］藩屏
太祖受命，广树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贤，封闻喜县开国公，食邑千户。李注“藩屏”：
《左氏传》：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由此注可以看出，“藩”、“屏”在《左传》中都属动词性质，意思是保卫。到了任昉笔下，“藩屏”已成为了一个名词性质的语典词，通过联系原典可知，这个“藩屏”实际已成了受封建的诸侯的代名词。所谓“广树藩屏”，即众建诸侯。
［例三、四］枢机 丝纶
献纳枢机，丝纶允缉。
李注“枢机”、“丝纶”：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礼记》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
据此注，可知任文“枢机”，是“言行”（此偏指言）的代名词，“丝纶”是“王言”的代名词，这里指天子诏书。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李善对于这几个词的语典词性质非常清楚，他知道要使读者正确理解这些语典词的含义，揭示其典源是关键所在。《文选》所收录的作品，其创作时间绝大部分处在我们所说的中古时期，其中语典词几乎比比皆是，李善不厌其烦地一一揭示其出处，可谓是注其所当注，这也正是李注的价值的体现。他的注文有利于后人了解中古时期人们使用语典词的各种情况。不少学者能像李善这样在为中古时期的文献作注疏时，注意揭示语典词的典源，例如唐代的李贤，他在注《后汉书》的时候，对其中的语典词也作了一些揭示典源的工作。
宋代以后，尽管语典词还被很多文人大量使用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一些文人学者对语典词产生的原因及其修辞意义已不甚明了，因而这些文人学者对别人文章中出现的某些语典词，感到困惑、不解甚至误解，在一些随笔札记中，记录下了他们对语典词的认识。
例如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承习用经语误”条：
经传中事实，多有转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训故者。如《邶·谷风》之诗为淫新昏弃旧室而作，其词曰：“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宴，安也，言安爱尔之新昏，但以我御穷苦之时，至于富贵则弃我。今人乃以初娶为“宴尔”，非惟于诗意不合，且又再娶事，岂堪用也。《抑》之诗曰：“吁谟定命，远犹辰告。”毛公曰：“吁，大也；谟，谋也；犹，道也；辰，时也。犹与猷同。”郑笺曰：“犹，图也。言大谋定命为天下远图庶事，而以岁时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谓上告下之义，今词臣乃用于制诏，以属臣下，而臣下于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与“入告尔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诗曰：“诞弥厥月。”毛公曰：“诞，大也；弥，终也。”郑笺言“后稷之在其母，终人道，十月而生。”案训“弥”为“终”，其义亦未易晓。至“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既释“弥”为“终”，又曰“酋，终也”，颇涉烦复。《生民》凡有八“诞”字，“诞寘之隘巷”，“诞寘之平林”，“诞寘之寒冰”，“诞实匍匐”，“诞后稷之穑”，“诞降嘉种”，“诞我祀如何”。若悉以“诞”为“大”，于义亦不通。它如“诞先登于岸”之类，新安朱氏以为发语之辞，是已。莆田郑氏云：“弥只训满，谓满此月耳。”今称圣节曰“降诞”，曰“诞节”，人相称曰“诞日”，“诞辰”，“庆诞”，皆为不然。但承习胶固，无由可革，虽东坡公亦云“仰止诞弥之庆”，未能免俗。书之于此，使子弟后生辈知之。
洪迈的这条札记，对人们误用经传中的“宴尔”、“诞弥”等语词作了批评，甚至认为连苏轼这样的大家，也未能免俗。但是他也同时承认，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承习胶固”，这种用法已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可以推知当时文人创作中使用语典词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洪迈这样博学的学者，对于语典词产生的原因、规律及其修辞意义也不是完全理解。
近人对于语典词，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述。
例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辨诗》：
然唐人喜造辞，近人或以为戒……若其明达雅故，善赴曲期，虽造辞则何害？不然，因缘绪言，巧作刻削，呼仲尼以“龙蹲”，斥高祖以“隆准”，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此虽原本经纬，非言而有物者矣。
又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练字》：
然文人好尚，复有乖违，或是古而非今，或慕难而贱易，或崇雅而鄙俗，或趋奇而厌常，矫是四弊，亦恒有过其直者，斯用字所以愈益纷纭也。略举其族，盖有数焉：一者，字必洨长之书，训必《苍》、《雅》所载，攀援之字，必写从廾，恒久常语，必改为烝尘，甚至摹经典者，弃子史之成文，拟《史》、《汉》者，摈晋宋之代语。上自相如《封禅》摹拟《诗》、《书》，下至近代文家步趋韩、柳，高低有判，为弊不殊。二者，文阻难运，彦和之谠言，字贵易识，隐侯之卓识。而亭林顾君讥人舍恒用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为自盖其俚浅，亦沈、刘之意也；然人情见诡异而震惊，亦见平庸而厌鄙，故难易之宜，至今莫定，此如黾勉密勿，本是一言，黾勉习见，故密勿为难；差池柴虒，字义无二，以差池过常，则柴虒为贵，假令时人所行，虽逸籍亦成恒语，故三豕别风，举世莫之敢议，如时人所废，虽雅诰亦为奇侅，故《汉书》、《庄子》，有时视为僻书，然则难易之分，徒以兴废为断耳。三者，易抚盘为推案，变脱帽为免冠，子玄所讥，于今未改。故饮茶或曰饮荈，垂脚或云危坐，驰铁道曰附轺车，乘轮舟曰附番舶，苟俗间所恒用，必须易以故言，纵令为实有殊，不复勘其名义……
又《文心雕龙札记·指瑕》：
案晋来用字有三弊：……三曰用典饰滥。呼征质曰周郑，谓霍乱为博陆，言食则糊口，道钱则孔方，称兄则孔怀，论宴则宴尔，求莫而用为求瘼，计偕而以为计阶，转相祖述，安施失所，比喻乖方，其亦彦和所云文浇之致弊也。
两位各自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中古时期的语典词的使用作了批评。值得指出的是，章太炎称“唐人喜造辞”，当然是就唐人而言，实则这种行为，不仅汉魏六朝以来的作者乐此不疲，即唐以后的两宋，尤其是北宋，好之者也大有人在。黄侃所批评的是古非今、慕难贱易、崇雅鄙俗、趋奇厌常四弊，确是那个时代的事实，这也正是语典词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
另外，吴金华先生《世说新语考释》一书中，也注意到了六朝时期的这一类词的特殊性。书中的“晚成”、“瞻送”、“克终”等条都属于语典词的例子。例如其“瞻送”条：
（谢公）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排调》二六“谢公在东山”条）
“瞻送”，送别。这也是晋宋之语，但辞书迄未收录。又如：
及丧下江陵，士女老幼皆临江瞻送，号哭尽哀。（《晋书》卷七四《桓冲传》）
庐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锁付宁州，亲戚故人，无敢瞻送。（《宋书》卷五七《蔡兴宗传》）
旧本《宋书》原作“赡送”，中华书局标点本校改为“瞻送”，可从。
六朝文人创用新词，大抵多有典故可据。效原送别谓之“瞻送”，渊源很古：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诗经》卷二《邶风·燕燕》）
旧说这是春秋时代“卫庄姜送归妾”的诗歌，全诗共三章，上面是第一章，第二章有云：“之子于归，远于将之（郑玄笺：“将亦送也”）；瞻望弗及，伫立以泣。”第三章有云：“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其中的“远送”和“瞻望”，在咏唱中反复出现，“瞻送”连文，显然取义于此。
文章指出“瞻送”一词所依据的是《诗经》，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该词的意义，同时也为《宋书》的校勘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更重要的是，文章指出“六朝人创用新词，大抵多有典故可据”，这对于六朝词汇的研究，尤其是语典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化振红著《〈洛阳伽蓝记〉词汇研究》，也注意到了这类词的存在。他在谈到典故词的时候，列举了书中出现的来自《左传》、《周易》、《诗经》等书的语典词的例子。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介绍《洛阳伽蓝记》中的文言词语时，有“雅言词语”一类，不过，从列举的例子来看，其书所谓的“雅言词语”主要是指沿用上古汉语典雅词语的部分，虽然其中有一小部分，确属语典词，但多数的词则并不具备本书所说的语典词的性质。
万久富的《〈宋书〉复音词研究》一书，对《宋书》中的复音词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宋书》复音词中的古语词”一节，对《宋书》复音词中来自古代经典的语词有所论述，其中对语典词也有所涉及，值得注意：
这里所说的古语词，是从复音词来源的角度来认识的，一是指那些在上古文献中习用的复音成分，在中古汉语中被继承下来，在结构上固定化，在意义上具有特定的涵义，包括了一般词汇学著作所划定的“传承词”和“古语词”。二是指典出于上古文献，在中古汉语中逐渐形成的双音成分，有的是割裂原典的两个语义不相连属的单音成分凝合而成，也有的是另造双音成分寄托原典的意义，还有缩略原来的多音成分成双音组合的，这三种情形的双音成分，具备了约定俗成的特殊内涵，属于“新造词”。具有古语和新词双重性质，是中古复音词中的特殊的一类，凸现了中古复音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古汉语，特别是书面语中俯拾皆是的，《宋书》中使用频率尤高，是中古汉语词汇特别是《宋书》复音词研究必须涉及的重要内容。这种古语词，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称之为“成词”、“割裂词”、“缩略词”等。我们所说的古语词有别于学界的一般定义。张永言（1982）说：“词汇学上所说的古词，就是指那些仍然保存在语言里但是平常口语已经不用的旧词，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已另有别的现代词来表示。”张振德等（1995）认为：“词汇学中通常所说的古语词，是指那些仍然保留在语言里的平常口语已经不用的旧词，这些旧词所表达的概念已由相应的现代词来表达。”颜茂洽（1997）认为：“这里所说的承古词，指的是出现在先秦两汉文献典籍中的书面语词。”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古代文献中已使用过；二是当时口语中一般不用；三是当时口语中有与之相对应的同义词。显然这种界定与前面我们对《宋书》复音词中的古语词的界定有区别。一是我们强调的是复音词；二是有些复音词原型未出现在先秦，而是割裂融合而成的；三是这些复音古语词仍然活跃在六朝书面语乃至口语中；四是研究复音古语词，强调的是它的典据性质，如与《尚书》、《诗经》、《左传》、《易经》等经典文献有关联。普通意义上的承古词不在此列，如“太官”（“御厨”，秦汉已设）、“天子”、“小人”、“君子”、“司徒”，等等。
文章接着着重对“在上古文献中有典故或根据，中古习用，意义或沿用，或有所发展，中古却（笔者按：“却”字疑为“后”字之印刷错误）逐渐消失”的一部分词语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共胪列了“登庸”、“不逞”、“崇朝”等50个词语，逐一对其典据、词义进行了考释。通过对《宋书》中这类词语的具体调查，作者总结了“古语词”的三个特点：
1.典雅文章中，如：《武帝纪》载十二年《策》就出现了五分之一篇幅的古语词，如：滔天、薄伐、生民、虔刘、草偃、投袂、星言、来苏、赫然、风靡、黔首、九服、爰定、懵焉、百揆、稼穑、式遏，等等。《文帝纪》载元嘉二十六年《诏》有：追远、罔极、永言、聿宣、覃被、沾锡，等等。谢灵运《撰征赋》、《山居赋》，鲍照《河清颂序》也有很多。有一些出现在文人、士大夫的口语中，往往具有特殊含义，不是字面义的简单组合，意义较上古有所发展。
2.复音古语词因为具有典据性质，内涵丰富，适量适体的运用，既可以节约篇幅，又可以使得行文简洁明了，增强表现力，表义更准确、更贴切，语言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是修辞的需要。
3.复音古语词，既体现了汉语词汇的传承性，又反映了汉语词汇的创新性，是目前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系统深入的研究。
文章中所提到的“古语词”，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本书所说的“语典词”。这是目前为止笔者所见到的针对中古汉语语典词所作的有一定规模的具体的研究。文章指出了这类词语的部分成词方式以及某些表义特点，对这类词的修辞意义也有所认识。这一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语典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当然，由于其语料只局限于《宋书》，因而很难从系统研究语典词的角度对其研究求全责备；不过文章认为对这类词语的研究是目前汉语词汇史研究中有待系统深入研究的薄弱环节，则确实是做过一番具体调查之后的真切认识。
2008年出版的唐子恒《汉语典故词散论》，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汉语的典故词语作了考察，对典故词语与典源的关系及其语音形式、语法构成、表义方式、词义的形成和发展演变等作了探讨，归纳了典故词语的部分特点与规律。这是新近推出的研究典故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所说的“典故词语”，是指用典形成的词语，即不论是属于事典还是语典，也不论是词还是短语。书中涉及到了一些语典词，但多数情况下是与事典词及具有典故性质的短语相提并论。还没有专门的章节从词的角度将语典所形成的词作为专题来讨论。
近年来围绕这一类词作深入研究的，有业师吴金华先生和朋友姚尧。
吴师先后于《语言研究》2007年第1期、《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2期发表了《略说古汉语复音词中的典故词》、《〈三国志〉双音节语典词散论》两篇专门讨论这一类词的文章，通过具体的例子，对这一类词的构词方式及表意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
姚尧在撰写其博士学位论文《〈公羊传〉语言研究》时，曾以本书的初稿作为其参考材料。该文有专门的章节，结合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对语典词（姚文称为“典故词”）的表义特点作了阐释。
另外还有一些有关典故的论文，也有一些涉及语典词的内容，但这些论文或者重在从修辞学的角度作讨论，重在典故词语的又往往既不分事典和语典，也不作词与短语的区别，其中真正属语典词的例子也很有限，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是前修时贤涉及到语典词的一般调查与研究。此外，前人还有针对某一类语典词的专门论述，即对由割裂而造成的语典词的局部研究。
北齐的颜之推是现在所知最早关注这种特殊形式的古代学者。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
自古宏才博学，用事误者有矣。百家杂说，或有不同，书傥湮灭，后人不见，故未敢轻议之。……《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
在这段话里，颜之推对陆机的文章中语典词的用法提出了批评。他对于陆机书信中出现的“孔怀”一词用法的疑问，反映出他对语典词的某些特殊形成方式似乎难以理解。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颜之推的时代，正是语典词盛行之时，他的这种批评，至少说明了语典词的某些特殊的成词方式不能为当时所有的文人所接受。
唐代的文献中，虽然可以发现大量地通过割裂这种方式制造的语典词，但未见有相关的论述，这也许是因为对于唐人来说，这种形式已司空见惯。
宋代以后，随着语典词使用的逐渐消歇，人们对这种成词方式也渐渐产生了陌生而好奇的感觉。他们根据这些词的特点，取名为“歇后语”，并因此而留下了不少研究札记。
北宋末年的洪刍，是现在所知最早将这种语典词称为“歇后语”的。洪刍字驹父，所著《洪驹父诗话》已佚。他关于“歇后语”的论述，见于后人的札记。如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友于”条：
《洪驹父诗话》谓世以兄弟为“友于”，子姓为“贻厥”，歇后语也。
洪刍所谓的“歇后语”，是指人们割裂经典中的“友于兄弟”、“贻厥子孙”，取前面的“友于”、“贻厥”表示后面的“兄弟”、“子孙”。
洪迈的《容斋四笔》卷四“杜韩用歇后语”条，也对这一类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杜韩二公作诗，或用歇后语，如“凄其望吕葛”[7]、“山花山鸟吾友于”[8]、“友于皆挺拔”[9]、“再接再砺乃”[10]、“童仆诚自郐”[11]、“为尔惜居诸”[12]、“谁谓贻厥无基趾”[13]之类是已。
其中的歇后语，分别是“凄其”，出自《诗经·邶风·绿衣》“凄其以风”；“友于”，出自《论语·为政》“友于兄弟”；“砺乃”，出自《尚书·费誓》“砺乃锋刃”；“自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自郐以下无讥焉”；“居诸”，出自《诗经·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贻厥”，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贻厥子孙”。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友于”条，也有进一步的论述：
《洪驹父诗话》谓世以兄弟为“友于”，子姓为“贻厥”，歇后语也。杜子美诗云“山鸟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耶？予以为不然，按《南史》刘湛“友于素笃”，《北史》李谧“事兄尽友于之诚”，故陶渊明诗云“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子美盖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张卿诗亦云“友于皆挺拔”。
有意思的是，杜甫用“友于”来表示“兄弟”，原是避俗求雅的修辞所致，但洪刍身处北宋末年，已嫌其“未能免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语典词认识的历史变化。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〇“诒厥友于等语”条，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现：
洪驹父云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幽花皆友于”，退之诗曰“谁谓诒厥无基址”，虽韩杜未能免俗。吴曾《漫录》乃引《南史》刘湛等“友于”之语，以证子美所用为有自。仆谓《漫录》所引未也。仆考诸史自东汉以来多有此语，曰“居诒厥之始”，曰“友于之情愈厚”，西汉未之闻也，知文气自东汉以来寖衰。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则哲之类甚多。此语至入于诗中，用可见后世文气日不逮古如此。近时四六多以“爰立”对“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谓“爰立”者训“于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瞻”即“望”，头上安头，甚可笑也。仆又考之，曹氏命司马氏文曰“违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愿陛下追收谬眷，则具瞻革望”，魏晋人已有此谬。
这一条札记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揭示了更多的歇后语例子，更因为它还透露出以下两方面的信息：一、通过对“友于”等词的历时调查，王楙得出了“东汉以来多有此语”，而“西汉未之闻也”的结论。如果我们将这类的歇后语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的语典词的代表的话，那么王楙可以说是较早明确认识到语典词发生时间上限的学者。二、从王楙将这类词的使用看作是东汉以来“文气”“寖衰”的结果，尤其是将这种用法称为“谬”来看，身处南宋中期而博学有“讲书君”之称的王楙[14]，对这类词的使用者当初的求雅的修辞用意也颇不以为然。
金代的王若虚在其《滹南集》卷三三对歇后语也有所论述：
自东汉以来史传文集中往往以“贻厥”为子孙之名，“友于”为兄弟之名，至有谓“隆于友于”“传诸贻厥”者，公然相袭，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缪矣。然不特此也，《书》称“知人则哲”，而范晔云“则哲之鉴，惟帝所难”，宋文帝云“吾无则哲之明”，沈约云“有以见武皇之则哲”。《诗》称“王赫斯怒”，而薛综上孙权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发赫斯之命”者。《论语》称“色斯举矣”，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范文正《秋香亭赋》云“资土爰之正味”，刘平等传引云“钟鼔非乐云之本”，孔子曰“盍各言尔志”，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葢阙如也”，梁简文论古今文体不同则有“俱为盍各”之辞；司马贞讥《史记》不传季礼则有“何为盖阙”之语。呜呼！学者于义训幽深隐奥者，容有差误，至于此类，如辨白黑矣，而卤莽若是，其与蒙瞽何异哉！东坡诗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希年”，此则滑稽以为嬉笑者耳，而《艺苑雌黄》与“友于”、“贻厥”同讥，过矣！
王若虚对于前人使用歇后语的动机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至于将范晔、沈约等文章作手的精心之作视为等乎“蒙瞽”的“鲁莽”所为。与王楙相比，王若虚对于歇后语的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洪刍、王楙到王若虚等人对歇后语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出，到了宋、金时期，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语典词代表的歇后语所隐含的修辞意义已逐渐不能为后人所理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典词确已进入了逐渐衰微的时期。
到了明代，杨慎的《丹铅余录》卷一四对于歇后语也有所论：
文章有似歇后语处，如渊明诗“再喜见友于”，《南史》到荩从武帝登楼赋诗，受诏即成，帝谓其祖蔇曰：“荩实才子，却恐卿文章得无假手于贻厥乎？”又称兄弟为“在原”、“天属”，称故乡为“维桑之里”，称师曰“在三之义”，称子曰“则百之祥”，皆是类也。
方以智的《通雅·释诂》中，也有对“歇后”的论述：
渊明诗“再喜见友于”，杜亦用之。《到荩传》“得毋假手于贻厥乎？”六朝用“盍各”、“则百”之语，皆歇后也。
与宋人的相比，杨慎和方以智除了增加了一些例子外，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他们虽然没有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但他们将这种现象特意记录下来，也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可能对这种现象已有了陌生的感觉。
清魏际瑞《伯子论文》[15]中也涉及到了这一类词语：
今俗人作古人地名官名之属，务称古号以为新别，而复多错谬，否则杜撰拈合：如称给事为“给谏”；状元官修撰者为“殿撰”，三孤三公，保其一也，而通曰“宫保”。牵强支离，竟不成语，著于文章之内，真所谓金瓯玉盏盛狗矢也。又如“日居月诸”，“居”、“诸”乃语词，而称日月为“居诸”；“刑于寡妻”、“友于兄弟”，“于”亦语词，而曰“刑于”、“友于”。司马迁、诸葛亮，复姓也，而曰“马迁”、“葛亮”。则古人先以不通，时俗又何足怪乎？鄙背之远，不能不望于君子。
与上述王楙等人的观点相似，魏氏也同样对这类词不以为然。
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一类词作的专门研究并详细说明它的成词规律的，那已是20世纪中叶的事情了。这方面的研究以陈望道、王力等学者为代表。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将古人曾使用的这种构词方式称之“藏词”，并举例作了说明：
要用的词已见于熟习的成语，便把本词藏了，单将成语的别一部分用在话中来替代本词的，名叫藏词。例如成语中有：
（一）兄弟见于 友于兄弟（《尚书·君陈》）
（二）孙字见于 贻厥孙谋（《诗·文王有声》）
（三）黎民见于 周余黎民（《诗·云汉》）
（四）日月见于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诗·柏舟》）
（五）祸福见于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五十章）
（六）三十见于 三十而立（《论语·为政》）
修辞的现象中就有：
（一）“友于”代“兄弟”——（例）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陶渊明《庚子岁从都还》诗）
（二）“贻厥”代“孙”——（例）（溉孙）荩早聪慧。……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曰：“得无贻厥之力乎？”（《南史·到溉传》）
（三）“周余”代“黎民”——（例）惵惵周余，竟沈沦于涂炭。（《晋书》六十四论赞）
（四）“居诸”代“日月”——（例）岂不念旦夕，为尔惜居诸。（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五）“倚伏”代“祸福”——（例）畔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班固《幽通赋》）
（六）“而立”代“三十”——（例）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鲁迅《阿Q正传》）
这里“友于”“贻厥”“周余”“居诸”“倚伏”“而立”便都可以称为藏词语。中间却也略有分别：如“友于”“贻厥”“周余”之类，本词都在后半截，话中藏了这个后半截的，可以称为“歇后藏词语”，就是前人说的“歇后语”；如“居诸”“倚伏”“而立”之类，本词在前半截，话中藏了这个前半截的，依照前例可以称为“抛前藏词语”，以前有人称为“藏头语”。
文章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总结了“藏词”的成词规律及两种不同的成词形式。
王力的《汉语史稿》第六十一节《成语和典故》中也有所论及：
在汉语文学语言史上也曾经有过反动的潮流，就是尽量脱离人民口语而句句用典。文人所用的成语有时是割裂的，所用的典故有时是堆砌的。割裂成语的风气开始于六朝。举例来说，“于”“也”“而”等字本来是虚词，它们和实词结合不能构成名词性仂语、形容词性仂语等。但是，在六朝以后竟然有下列的这些成语：
1.“友于”，指兄弟或兄弟间的情谊：
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后汉书·史弼传》）朱鲔涉血于友于。（《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
［“涉血”，喋血。］
夏方盛彦，体至性以驰芬；庾衮颜含，笃友于而宣范。（《晋书·孝友传序》）
（这是仿用《论语·为政》“惟孝友于兄弟”而加以割裂。）[16]
2.“赤也”，指羊舌赤：
斯乃赤也所以去鲁，孟尝所以出秦。（萧统《七契》）
（《左传》襄公三年有“赤也可”一句话）
3.“而立”，指“三十岁”：
侍者方当而立岁。（苏轼诗）
（《论语·为政》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话）
后人谈到“夫唱妇随”叫做“刑于之化”（仿用《诗经·大雅·思齐》“刑于寡妻”［刑，法也。原来是“以礼法对待其妻”的意思］），谈到夫妻恩爱叫做“于飞之乐”（仿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凤凰于飞”），也都是不顾词的虚实，生硬割裂而成的。
另外一些割裂成语的例子，虽然不一定用虚词，但是，如果不知道它的出处，也就无从知道它所表达的是什么。例如：
在具瞻之地，自有国容；居无事之时，何劳武备？（《唐语林·政事上》）
嗟尔小子，亦克厥修。（《唐语林·文学》）
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躯；起天际之油云，法同剪爪。（《剧谈录》）
在上面的句子里，用“具瞻”表示政治上崇高的地位，是取自《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用“厥修”表示继承祖父的德行，是取自《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用“油云”表示兴起的云朵，是取自《孟子·梁惠王》：“天油然作云”。这一些从古人语句中重点割取而成的“成语”，虽然不含虚词，但它也和“友于”之类一样，两者都是不合语法的，更是不会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
文章举“友于”等为例，论述了由割裂而形成的语典词的一些特点。不过由于时代的原因，作者批评这种语言现象是“不合语法的，更是不会为人民大众所接受的”。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曾在本民族历史上存在了千年之久，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广泛使用，并因此而产生了大量词语的独特的构词方式，它本身已成为了汉语词汇学、修辞学乃至整个汉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它作为汉语史中一个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对它作全面客观的调查，并进而研究其规律，也应该属于汉语史研究的一个内容。
李维琦的《修辞学》，论及“藏词”时说：
藏词以掌握习熟语为条件，而习熟语对于古代文人来说，限于少数几部儒家经典。如果对《诗》、《书》、《论》、《孟》这些书不熟悉，若使用藏词法修辞，人家便莫知所云。所以古人的藏词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为历代留心语言使用的人所非难。以“友于”称兄弟，“贻厥”称子孙，“则哲”称知人，“色斯”称荐举，事理上确实是说不通的，藏词唯一的积极作用是在避免直露，在说（写）听（读）双方都掌握了同样习熟语的情况下，用藏词法开开玩笑，逗逗乐趣，便无可指责。
作者肯定了“藏词”有避免直露的修辞作用，同时也认为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常棣、蔡镜浩的《文言修辞概要》，论及“割裂与省称”时说：
古代有将现成词语、字句加以割裂使用的修辞现象。这种表达方式往往会使语意不明，但有时它又有一定的修辞作用。它主要有割裂语句、割裂专名、析字析数等三个类型。
其中与语典词有关的是第一类，文章接着通过具体的例子予以说明：
（一）割裂古书中的语句。
此类大都是将《尚书》、《诗经》、《论语》等儒家经典中的语句割裂使用，也有割裂其他古籍的。例如：
1.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陶潜《庚子岁从都还》）
2.愿言之怀，良不可任。（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3.发赫斯之怒。（《后汉书·曹节传》）
4.搴要其为誓，子升笑曰：“但知劣于便是，何劳旦旦！”（《北史·孙搴传》）
5.君匪从流，臣进逆耳。（萧统《文选序》）
6.居诸不息，寒暑推移。（梁简文帝《善觉寺碑铭》）
以上各例，1割裂《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中之“友于”，表示“兄弟”之意。2割裂《诗经·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之”中的“愿言”，表示“思子”之意。3割裂《诗经·皇矣》“皇赫斯怒，爰整其旅”中的“赫斯”，表示“王”，4割裂《诗经·氓》“信誓旦旦”中之“旦旦”，表示“信誓”。5割裂《左传·成公八年》“从善如流”中之“从”、“流”合成一词，表示“从善如流”；割裂《孔子家语·六本》“忠言逆耳而利于行”中之“逆耳”表示“忠言”。6割裂《诗经·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中之“居、诸”，表示“日、月”。
割裂是毫无准则的。或割取前两字，表示其后的语意，如例12（也叫“歇后藏词”）；或割取后两字，表示其前的语意，如例34（也叫“抛前藏词”）；或摘取首尾两字，表示整个语句的意思，如例5“从流”。有的甚至隔句摘取。如将《诗经·行苇》“戚戚兄弟，莫远具尔”，割取下句之“具尔”，表示上句之“兄弟”；将《诗经·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两句各摘一字，用“怙恃”表示“父母”。有的语意还要引申。如“居诸”，例6表示“日、月”，但又可以表示“光阴、时间”（见韩愈《符读书城南》）。又有各人割裂不同的语句，表示同一意思的，如“友于”、“具尔”、“孔怀”（《诗经·常棣》：“兄弟孔怀”）均表示“兄弟”。
这种表达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比较流行，当时就有人对此进行指责，后来也有人批评。但流风所及，后代仍有人偶尔运用。其中有少数割裂用语，如“而立”表示三十岁，“不惑”表示四十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贻厥”表示孙子（《诗经·文王有声》：“贻厥孙谋”），以及“友于”、“从流”、“居诸”等，由于使用较广，为人们所习见，而进入文言词汇之列。这类割裂都是书面语，有典雅庄重的修辞色彩，有时可以适应押韵的需要，有时可以起变换词语的作用（如例
4，上文有“为誓”，下文用“旦旦”可免重复）。作者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往往会使语意不明，实际上，对于当时通过这种表达方式来交流的人们来说，写作与阅读的双方都对所据以割裂的经典文本非常熟悉，因此产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小的；不过，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类词汇具有典雅庄重的修辞色彩，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这是值得肯定的。
也许是因为通过截割而形成的新词，具有较为别致的词形，很容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从北齐的颜之推到当代的学者，对这类特殊的词语做了不少调查研究的工作，仰赖他们的研究，我们对于这类特殊的词语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除了上述这些研究以外，前人关于语典词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值得介绍，那就是对语典词的搜集与编辑。从现存文献来看，至少唐代人已有意识对语典词作搜集编纂的工作，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是一些为文学创作而编纂的类书，例如《初学记》、《白氏六帖》之类。这些类书都辑录了不少来自先秦经典的语典词，也都注意揭示其典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所辑录的这些语典词，随着唐以来文献的佚亡，有不少今天已难以在传世的文献中找到用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类书中所记录的语典词，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古时期语典词的具体情况具有特殊的材料价值。
唐代以后，这种性质的类书的编纂仍代不乏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宋代的《事类赋》、清代的《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
除了这些类书以外，现代编纂的收录汉语词汇的大型辞书，如《大汉和辞典》、《中文大辞典》和《辞源》、《汉语大辞典》也在前人的基础上收录了大量语典词。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典故的辞书，对这一类词也有所收录。不过，总的说来，这些有关典故的辞书，一般都偏重于事典，所收录的语典词也还是很有限。
以上所介绍的各个时期的研究者所留下的涉及语典词的研究，以及前人对于语典词的搜集工作，是我们今天作进一步全面系统研究所必须关注并尽量借鉴的。这些有关语典词的研究与搜集的成果，其数量总的来说还有限，论述大多零碎粗浅，材料也谈不上全面。不过，有限的成果也意味着在这个专题上还有着较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将语典词的研究向前推进。
【注释】
[1]见《辞海》“典故”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按照刘叔新的说法，除音译词外，四音节以上的汉语词是极少见的，语典词应该也不例外。
[3]见《说文解字注序》。
[4]见《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P22，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5]见《汉语史稿》P539，中华书局，1980。
[6]吴先生所说的“典故词”，其性质与本书所论的“语典词”相同。
[7]见杜甫《晚登瀼上堂》。
[8]见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9]见杜甫《奉赠太常张卿二十韵》。
[10]见韩愈、孟郊《斗鸡联句》。本句实为孟郊所作，洪适误系于韩愈。
[11]见韩愈、孟郊《秋雨联句》。
[12]见韩愈《符读书城南》。
[13]见韩愈《寄卢同》，今本作“岂谓贻厥无基址”。
[14]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野客丛书》提要。
[15]转引自《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509页，文后注出自世楷堂《昭代丛书》乙集《伯子论文》，魏集有《魏伯子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
[16]作者原注：“曹植、陶潜、高适、杜甫等人的诗文中也都有‘友于’，这是风气使然，我们不必为他们隐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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