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武帝以来的传统教育
汉武帝以来所推行的独尊儒术的治国及教育方针,为语典词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朝初年,特别是经过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之后,当政者依靠清静无为的黄老治国思想,逐渐去除了秦朝苛政引起的凋敝,治愈了战争带来的创伤,使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但是,强调“无为”的黄老思想,虽然在恢复经济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姑息妥协的一面,也使汉政府的统治面临着新的挑战。尤其是内部贵族官僚甚至大地主等势力膨胀,外部匈奴不停侵掠,都给中央政权带来了威胁。这使得汉朝政府必须考虑采用更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以改变原本由“无为而治”而形成的软弱妥协的局面。汉朝政府为这种统治政策的改革所寻找的理论基础便是儒家的思想体系,因为与其他学说相比,当时的儒家学说更适合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
汉武帝在即位之初,便开始推行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政治措施。建元五年春,汉朝始“置五经博士”[2]。所谓的“五经”,就是儒家的《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等五部重要经典。博士的职责是教授、课试,或奉使、议政。朝廷设立五经博士,以及稍后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的发表,标志着儒家学说已开始成为官方统治的思想基础。
除了设立五经博士外,武帝还通过开设太学、为博士置弟子员以及完善察举制度等措施来进一步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中的地位。无论是太学的教育,还是察举的标准,儒家思想都是最关键的内容。
武帝时开始设立的太学,实际上是一所专门传授儒家经典的国立学校。两汉太学中先后设立博士的经学共有十四家,它们分别是“鲁诗”、“齐诗”、“韩诗”、“欧阳书”、“大夏侯书”、“小夏侯书”、“大戴礼”、“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梁邱易”、“京氏易”、“严氏公羊”、“颜氏公羊”等。
除了在中央设立太学以外,汉朝还逐步在郡国甚至郡国以下的各级行政单位设立地方官学。不过,所有的官学入学都有一定的条件,因此,很多读书人选择以私学的方式完成学业,但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其基本的教育都围绕着儒家的经典展开,所有的受教育者都必须熟读儒家经典,才能在政治上获得出路。正如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说的那样: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这一种“独尊儒术”的文教制度,进入东汉之后,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并最终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这种制度一直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受教育者的知识背景中,儒家经典成为了极其重要的核心内容。这一种局面对于语典词的产生和流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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