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伪与考证

第三节　辨伪与考证

由于语典词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色，因此语典词的研究对于文献的辨伪与考证也具有辅助作用。考察文献中的语典词，并结合语典词的时代性特征，便能帮助我们在判断文献的作者与时代方面获得较为有力的证据。

［例一］《文选》卷四七载史孝山《出师颂》：

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霄映，素灵夜叹。皇运来授，万宝增焕。历纪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顺，东夷遘逆。乃命上将，授以雄戟。桓桓上将，实天所启。允文允武，明诗悦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浑一区宇。苍生更始，朔风变楚。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诗人歌之，犹叹其艰。况我将军，穷城极边。鼓无停响，旗不蹔褰。泽沾遐荒，功铭鼎铉。我出我师，于彼西疆。天子饯我，路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介圭既削，列壤酬勋。今我将军，启土上郡。传子传孙，显显令问。李善注对其作者有所考证：

范晔《后汉书》曰：王莽末，沛国史岑，字子孝^[14]，以文章显。《文章志》及《集林》、《今书七志》并同，皆载岑《出师颂》，而《流别集》及《集林》又载岑《和熹邓后颂》并序。计莽之末，以讫和熹，百有余年。又《东观汉记》，东平王苍上《光武中兴颂》，明帝问校书郎此与谁等，对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则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时已云前世，不得为和熹之颂明矣。然盖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当和熹之际，但书典散亡，未详孝山爵里，诸家遂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非也。骘则邓后之兄，元舅则骘也。

李善认为此《出师颂》的作者是生活在和熹之际的史岑，其字为孝山，推定这个人与范晔《后汉书》所记载的生活在王莽末年字子孝者不是同一个人。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语典词的角度为李善的考证提供旁证。颂文中“百揆”、“渭阳”等语典词的使用，也不像是王莽末年文人的笔法。

《全汉文》中，笔者没有调查到“百揆”一词的用例。^[15]而《全后汉文》“百揆”一词的用例，共有5处，分别如下：

卷二七桓麟《太尉刘宽碑》（中平二年二月）“悉谟百揆四门之职”

卷四九史岑《出师颂》“宪章百揆”。

卷五四张衡《上疏陈事》“百揆允当”。

卷七六蔡邕《太傅胡广碑》“百揆时叙”。

卷八四边让《章华台赋》“百揆时叙”。

其中桓麟、蔡邕、边让三人的文章均写于灵帝建宁元年（168）之后。桓麟《太尉刘宽碑》中的刘宽卒于灵帝中平二年（185），蔡邕《太傅胡广碑》中的胡广卒于灵帝建宁五年（172），至于边让，虽然《后汉书·边让传》未明言其创作《章华台赋》具体时间，但在蔡邕向何进推荐边让时，希望身为大将军的何进能不拘年辈，破格起用年轻的边让，其中有“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子奇终无阿宰之功”的话，而据《后汉书·何进传》，何进受任大将军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就算蔡邕的推荐是在这一年，边让的生年也应该在桓帝末年，那么他写作此赋的年代一定在灵帝建宁元年（168）之后。

这5个用例中最早的是张衡的《上疏陈事》。根据《后汉书·张衡传》及《后汉纪》的相关记载，张衡此文写作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上距王莽末年，有一百多年。这样看来，如果史岑是生活和、安帝年间的人（89—125），离张衡写作的时代不远，同为一时风尚所及，不过时间略有先后而已。而如果史岑是王莽末年的人，则距离张衡写作的年代有一百多年，他是否是一个在遣词造句方面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人，那是很值得怀疑的。

至于出自《诗经》的语典词“渭阳”的用例，《全汉文》中同样也没有找到。《全后汉文》中共有3例，分别是：

卷四章帝《令马光就国诏》“以慰朕渭阳之情”。

卷四九史岑《出师颂》“恩深渭阳”。

卷一〇七阙名《费凤别碑》“文平感渭阳”。

其中章帝之诏据《后汉书·马防传》记载，颁于建初八年（83）。而《费凤别碑》中载费凤汉安二年（143）年三十一举孝廉，则碑文的写作总在此年之后。而如上所述，如果史岑是生活在和、安帝年间的人，则正介于此两用例发生的年代之间，这也同样可以从语典词使用的角度为李善的考证提供左证。

［例二］严可均在《全汉文》卷一四张良文后附有《张良与四皓书》，他在前面加了如下的按语：

小说有张良与四皓书，四皓答张良书，谓出《殷芸小说》。其辞肤浅，非秦汉人语。殷芸梁人，也未必收此，盖近代人伪作也。今姑附于后。

严可均判断此书当是伪作，不过他是根据“其辞肤浅”来作的判断，不免流于空泛，缺乏确切的证据。我们可以从语典词的角度来作一些具体的考证。《张良与四皓书》中还有下面这一段文字：

良以顽薄，承乏忝官，所谓绝景不御而驾服驽骀。方今元首钦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则延首，坐则引领，日仄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阊阖不闭。

其中“百揆”的用例，如上所述，在《全汉文》中不见一例，真要将此书说成是张良所作，那这种孤例从汉语史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此外，像来自《左传·成公二年》“摄官承乏”的“承乏”被重新起用作做官的谦词，也要到晋朝时才有用例。这些语典词也许可以作为证明这篇文章属于伪托之作的具体证据。

【注释】

[1]展开讨论的史书的例文篇幅，以体现“渭阳”表示甥舅之谊为限。无法在较短的篇幅内体现的，则加简注说明。

[2]原文标点为竖排书名线，今改为横排书名号。又所举例文中，凡不涉及本书所讨论的内容，原点校本上所加的专名线等也从省。所举例子分别括注其所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中的页码。

[3]“洙”、“泗”二字，点校本分别加了专名线，但从“洙泗”一词在文中的实际意义看，以不加为妥。二十四史中利用地名形成的典故词，也应准此。

[4]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郑玄笺知，“故以喻焉”四字实为李贤之语，不应阑入郑笺。揆此四字，唐人似也未将“螽斯”看作篇名。

[5]“东山”也是据《诗经·国风·东山》篇序而创造的典故词，这里表示征伐之义，也不宜加书名线。为避行文枝蔓，特兹加注。

[6]《尚书·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又《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

[7]如《玉篇·尸部》：“，古文夷字。”又《广韵·脂韵》：“，阳，地名。本古文夷字。”

[8]点校本《南齐书》出校记称作“戎”为避明帝祖父萧承之讳，恐非是。详《南齐书》卷六《明帝纪》校勘记［二］（P93）。

[9]关于“缵”通“纂”的例证，详高亨《古字通假会典》寒部第六，兟字声系，齐鲁书社，214页。

[10]“建”字于文义无取，当是“违”字形近之讹，《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一五八作“违”可证。

[11]“咸”疑是“减”之讹，“减五登三”出汉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上减五，下登三”，李善《文选注》引李奇注此称：“五帝之德，汉比为减；三王之德，汉出其上。”

[1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作“彼己”、《礼记·表记》引作“彼记”。

[13]“天性之属”，绍兴本及四库本作“天属之性”。

[14]今本《文选》李善注皆作“字孝山”，误，今据百衲本《后汉书》及《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改正。

[15]严可均《全汉文》唯有张良文后附《张良与四皓书》中有“百揆之佐”一处用例，但此文严氏已斥为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