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教士西学传播反观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

从传教士西学传播反观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

从传教士西学传播反观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1]

吴春相　李秀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摘　要】　明清年间西方传教士范礼安为了布道而将“最重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定为传教路线。传教士对汉语言的钻研、对中国文化之精通为当今学者所难以企及。本文认为，明清年间西洋传教士推广文化成功之处主要在于：传教士的殉道精神与学习研究汉语言文化的热情，西方宗教文化中的人生哲理对当地人精神的征服，传教士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传教士布道模式具有丰富性和趣味性。这些对于我们当下的汉语国际文化推广工作给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启示：需要大力提高海外汉语教学师资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大力培养本土化汉语师资；要科学提炼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并将其系统化；有针对性地进行汉语言文化和推广目的国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

【关键词】　传教士；师资素质；文化推广；互补双赢；文化融合

一、目前汉语言文化的海外推广存在的问题

就一个国家来说，其语言和文化^[2]如果能够得到较为广泛地传播推广，无疑能够扩大该国的影响，提高其国际地位。推广一种语言文化，有两种主要方式：一种是吸引外国学生到该国留学；一种是派遣师资去国外推广。随着中国作为大国和平崛起，世界兴起了学汉语的热潮，目前汉语言文化推广工作的重点正由国内转向海外。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在海外推广汉语言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据统计，截至2009年12月，已在世界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到2010年，全球将分别建成500所以上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从规模上来讲，推广力度非常大。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1）缺乏足够合格的汉语师资。比如以在读研究生或应届研究生为主的海外志愿者，对从事的职业缺乏合理定位，在海外实践的研究生出现抽学生耳光、偷盗问题、作风问题、外语不通问题、抑郁症问题等现象（陈绂，2010）；（2）缺乏适用当地学习者的教材。目前国内编写的教材绝大多数不适用海外，内容大多是北京的，甚至存有相当多北京市很偏僻的地名，体裁上也不太适宜当地的风格，而各国自己编写的汉语教材也大多不理想；（3）部分当地人对汉语言文化推广工作误解或敌视，甚至有不少当地官员认为这是文化侵略；（4）推广效果不是非常理想，已经出现孔子学院摘牌或是名存实亡现象，当地学生汉语学习效果不尽理想。

本文认为，海外汉语教师的数量及其能力，对顺利进行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事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几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制约后面三个问题的关键。许嘉璐（2008）把培养更多、水平更高的汉语推广教师作为我们汉语言文化推广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可以这样认为，教师的数量和综合素质决定着海外汉语言文化推广的成败。本文重在分析西洋传教士^[3]在中国文化推广的成功范例，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探讨对当前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工作的一些启示。本文认为，传教士传播西学与我们当今进行的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至少存在以下可比性：（1）都是以推广传播文化为己任；（2）都是无商业行为的行为；（3）都是在异种语言文化环境中进行。

二、传教士在中国文化的传播给我们的启发

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较大的文化交流和撞击。一为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中国；一为明清年间基督教传入中国。两次文化碰撞，对于中国的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包括近现代科技史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文化交流并不总是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的，甚至有比较剧烈的撞击，但这些异域文化元素的确最终部分地融进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西方基督教在中国推广文化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研究。我们通过对以往西方传教士文化交流文献的梳理，将西方传教士推广文化的成功之处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传教士诚笃的殉道精神

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和基本教义为传教士奠定了坚持殉道的精神基础。罗明坚（Michele Ruggleri）在《天主圣教实录》中说：“天地有一生造万物之主宰，长官斯世；人神由天主所造，人之灵魂永不死灭，人死后善则有永赏，恶则有永罚。天主定有十诫，命人遵守；人欲救灵须服事天主，而入其所立之教，此等道理皆为天主教之根本道理。”基督教认为，人类凭信仰就可得救赎，而且这是在上帝面前成为义人的必要条件。基督教信天国和永生，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灵魂会因信仰而重生，并可得上帝的拯救而获永生，在天国里得永福。他们相信地狱和永罚，认为人若不信或不思悔改，就会受到上帝的永罚，要在地狱里受煎熬。他们相信在世界末日之时，人类包括死去的人都将在上帝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无罪的人将进入天堂，而有罪者将下地狱。正因为基督教尽力宣扬此类教义，传教士一般具有诚笃的殉道精神。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乘船从葡萄牙出发，经非洲到印度、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诸岛、日本，展开传教工作，历经十一年，踏上永远不能返家的传教路线，但他却说“我相信对于那些视我们主基督的十字架为甘饴的人，这样的劳苦是一种歇息，而结束这些劳苦或逃避它们却是死亡”。再比如摘要中论及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但是中国政府在当时严禁他们入境，虽然他经过32年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但这充分体现了传教士诚笃的殉道精神。

2.传教士积极学习汉语言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以范礼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布道而将“最重要之条件，首重熟悉华语”^[4]定为传教路线，学习汉语成为当务之急。当然，传教士学习中文的目的是为了传教，比如罗明坚认为“这是为归化他们（中国人）必须有的步骤”。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不学会汉语，传教士的工作很困难；（2）雇佣翻译人员会遇到各种麻烦；（3）学习汉语可以为传教士赢得中国人的好感，通过汉语言与目标受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普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威望和口碑（高永安，2007）。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为了以上目的，在各地调查、记录、研究、学习官话和方言，对中国的方言地理不无了解。为此，传教士从读经书开始，汉字是他们学习的入手点，以中文著书，编辑汉语学习辞典和语法书，编制汉语词汇表和字词表，审定声调的音值，编制音韵学著作。比如利玛窦神甫为西方学习者编制了一套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他用这套方案注音写成了《西字奇迹》，避免了书写的随意性。利玛窦所写并加以增补的《四书》拉丁文释文，对别的传教士学习中文也有很大帮助。在此期间，仅传教士的中文译著和中文著作就达700多部。为了顺利推广文化，他们对汉语方言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比如穆麟德（P.G.von Mollendorff）将全国的汉语方言进行全面、系统地分类，而第一张中国方言分区图也是西洋传教士制作的，这些传教士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方言著作。可见传教士对汉语的学习和调查研究非常精细、非常全面。

3.传教士具有较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基督教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清初遭遇到禁教，并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对，如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和中国社会伦理的冲突，欧洲的传教士刚来中国布道，比如在澳门登陆的葡萄牙传教士，要求他们的中国信徒一律要学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生活方式也要葡萄牙化。当时作为耶稣会在远东的教务视察员的范礼安认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传播宗教的原则，应该是传教士中国化，而不是中国人葡萄牙化，才有利于天主教的发展。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甚至穿中国服，并自以为已被认可为中国人。另外，基督教受和约的保护，连西方传教士自己也承认，这颇涉政治嫌疑，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对。为此，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指出，“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5]

利玛窦（Matteo Ricci）和罗明坚作为最早被批准留居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流利的中文是其桥梁，但是他们同时深谙中国传统哲学和交际手腕。他们树立好的形象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努力使布道模式具有丰富性、趣味性，在普通民众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二是积极和皇家权贵结交以获得更多更便捷的传教渠道。将西方科学技术作为交际的一种手腕，广交当时士大夫，并适时用浅显的道理宣讲，影响了当时大批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入乡随俗的适应政策——在熟悉、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渐渐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利玛窦之所以能赢得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尊敬，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精通。据《利玛窦中国札记》^[6]记载，利玛窦写的议论或箴言的小册子在未发表之前就获得了他的中国朋友的衷心赞许。“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位来自一直被视为蛮夷民族的外国人能够这样熟练地论述如此微妙的问题实在是难以置信”。甚至传教士还在《天主实义》中批判了所有中国的宗教教派，但孔子除外（“因为他们认为孔子是奠定士大夫一派的基础，这种教派的哲学由古人发展而来，很少包含有应当正当地加以指责的东西”）。由此可窥见利玛窦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为布道扫平了道路，但对于和自己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他也给予了宽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大批传教士，都是精通中国传统学说的大家，在传教初期就允许中国的基督教徒保留祭拜祖先等风俗。传教士通过学习汉语言，将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及哲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采取文化适应策略以期让目标受众更容易理解基督教教义。

4.西方宗教文化和人生哲理对中国信徒的精神征服

一般认为，以基督教为主要精神传统的西方文明的空间表征为“信仰”与“科学”的二分，这也是当下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中最突出的表象特征。在基督文明的范式里，信仰承担了人的神圣空间需求，而科学则负载了人的知识空间需求（孙颖，2008）。一个宗教流派是否能合理存在，除去人们对一些神秘主义的崇拜以外，还应该包含有合理的哲学。“神圣空间”满足人的求善与求美，“知识空间”满足人的求真，求真的知识空间是对有限实践体验的确定性的求取，求善求美的神圣空间则是对无限实践的价值域的求取。对善的求取主要表现为人的为他精神，常常辅以神秘主义的体验；而对美的求取则是在人作为主体与外在的世界之间达成的一种圆融，主要表现为艺术的形式。构成人的神圣空间的求美与求善往往交织体现在宗教的形式中。在文化的整体意义上，两个空间既表现为文化的整体性格，又以文化中的个体承担为载体。基督教将“理性科学”与“神圣”较好地调和在了一起，所以西方人才会出现大部分人都相信有上帝的存在^[7]。这种宗教文化和所内含的人生哲理，也同样征服了中国的信徒。

5.传教士布道模式的丰富性和趣味性

在19世纪，绝大多数传教士采取传统的“直接布道”的方式传教，以宣讲教义、巡回布道、散发宗教宣传品等手段，吸引人们信教。最为典型的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和他领导的内地会。这种传教方式所吸引的信徒大多是社会中下层群众，甚至包括不少老弱无依，乞求救济的“吃教者”，虽然教徒人数有所增长，社会影响却不大，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对基督教普遍持鄙视和排斥的态度。

20世纪以后，一些传教士开始认识到，光靠直接布道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改变传教方法，必须积极参与社会，以此来改革社会和改变人心。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就是一个典型，他曾受聘于广方言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翻译西书和教授英文的工作，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他发现以这种启迪民智进而改造中国文化并引导中国人皈依上帝的方式更容易被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便热心办教育、出版等事业。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积极从事教育、出版和赈灾等活动。传教士还建议美国政府加紧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利用庚子赔款把更多青年学生送到美国去留学，或在中国开办学校等。与此同时，英美的传教机构加紧派遣传教士来华办学校、医院及慈善事业，20世纪以来中国的教会大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明显进步。教会大学传授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客观上适应了中国人民求变革、求富强的需要。教会学校中的宗教教育也使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基督教，或即使不信教，对基督教也有好感，教会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8]。

传教士结合文字和口头进行布道，二者相辅相成。他们靠文字布道也是符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各地口语都不相同，但是却能看懂同样的文字^[9]。神父们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写了一部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书。这本书受到知识分子和官员的赞赏。“有教养的中国人惊叹不已地接受了它。长官特别喜爱这部书，印了许多册，在国内广为流传。”用这个方法，基督教信仰的要义通过文字比通过口头更容易得到传播，因为中国人好读有新内容的书，也因为用象形文字所表达的中国著作具有特殊的力量而且表现力巨大。

6.大力兴办教育以培养大批本土化人才

西方教会为了较好地培养本土化人才，选派博学能干的传教士前来中国，大力兴办教育。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 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这些学校初期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其主要教学内容不仅有基督教宗教教育，还适应当时社会科举的需要，教授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此外还有关于西方科学知识的介绍。甚至从19世纪60年代起还开设了英语课。这一点也为后来留学活动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近代教育方面首创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最早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另外，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地位极为卑微，而传教士则打破了这一传统，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就是西方传教士建立起来的。据记载，早在鸦片战争以前，19世纪30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开办了收容穷苦女子的读书班。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学校，在19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

三、文化广泛传播的内因分析

由于以上几方面原因，基督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据《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增至36.6万多人，教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 204名，教堂1万多座；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人；到1936年，多达280万人^[10]。

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桥梁，以传播“科学”与“信仰”为主要内容，给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刺激，对明清之际乃至清代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着大多数先进的中国学者追求科学真理的行动准则。例如，对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何国宗、明安图和阮元等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人本着“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思想，学贯中西；在天文历法、数学、光学等方面受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穆尼阁、蒋友仁等人的影响，撰写出一大批相关学术著作。

传教士推广文化是世界近代史较为成功的范例，其推广的内容较多方面深深融入了中华文化。除了前面列举的几种原因外，本文认为，西洋文化之所以较快地在中国推广，还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部因素：

1.当时西方文化多方面具有先进性

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征服者一般要具备文化的先进性，否则只能由战争作为必要条件硬性推广，但这种范例极少存在，更多的是落后文化群体武力占领先进文化地区，反而被该地区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如罗马帝国征服希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占领中原，都是典型的例子。西方传教士在推广文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思想，就使其具备了征服中国相关民众的内因。

2.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某些方面具有补充性

两种文化的融合，必须具有互补性，否则也很难融合，比如《天主圣教实录》已具有了“补儒易佛”的倾向，如罗明坚在序言中说：“尝谓五常之序，仁义最先。故五伦之内，君亲至重”。首先从肯定儒家入手，尔后再讲天主教神学；又如在讲到天主教戒规时，他尽量向儒家伦理靠拢，寻找共同点。他说人死后升天堂要有两条，一是要信天主，二是“使人存一推己及人之心，如不欲以无礼加诸我，则亦不敢以此加于人之类。人若能遵此戒则升天堂受福而与主同乐矣”！从这里看出他不仅熟悉儒家的“推己及人”的伦理思想，而且还把这种“内在超越”的道德思想同“外在超越”的基督教思想相提并论，作为升天堂共同的条件，显然这是对基督教思想的改造^[11]。

3.语言文化广泛传播的表现

语言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不仅表现在前文所说的西方宗教文化和人生哲理对中国信徒的精神征服，还表现在传教士在中国具有积极意义的行动方面。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传教动机并非完全纯正，传教心态也带有一定的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是，大批教士来华后，除了传教外，也为中国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西方传教士的积极方面可以概述如下^[12]：（1）兴办教育，创立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促进中国人出洋留学，广播科学知识；（2）促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建设；（3）移风易俗，破除迷信；（4）戒绝鸦片，禁赌废娼；（5）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6）扶困济危，帮助弱势；（7）创制了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其实，我国的文化传播在历史上也不乏成功的经典范例，如丝绸之路的开辟，鉴真和尚等人东渡传教，郑和下西洋，最为典型的要数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这些成功的经典也从另一角度验证了推广文化过程中的规律。

四、从传教士西学传播反观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一般把文化分为四个次范畴，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化。目前我国在推广中国语言文化过程中，通常展现的中华文化内容为物质文化、民俗文化、语言文化，而对于精神文化方面鲜有涉及，这就与推广文化的终极目标存在一定的距离，而精神文化的推广，最需要精神文化的承载者和推广者来施行，对于目前汉语言文化的推广工作来说，则主要由进行海外教学的汉语教师来施行。

我们从以上传教士成功推广文化，反观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实施的汉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工作，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1）需要大力提高海外汉语教学师资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大力培养本土化汉语师资；（2）推广的文化内容不要仅仅停留在太极拳、剪纸、书法等表层，更要科学提炼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并将其系统化，进行大力推广；（3）有针对性地进行汉语言文化和推广目的国语言文化的对比研究；（4）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对表现好的教师要进行相应的合理奖励。

【参考文献】

［1］安田朴：《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

［2］陈绂：《从志愿者案例看汉语国际教师的培养》，“第二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论坛暨专业硕士培养工作研讨会（三亚）发言稿”，2010。

［3］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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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费赖之（法国）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

［6］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7］高永安：《〈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记的明末对外汉语教学状况》，《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8］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季羡林：《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1］金尼阁（比利时）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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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伟虹：《中国基督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15］孙颖：《神圣空间、知识空间与人的理性存在——论不同宗教文化体系中信仰与知识的关系》，《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6］许嘉璐：《解放思想交流经验共探新路——在“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汉语国际推广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编：《国际汉语教育人才培养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7］杨爱程：《西方传教士的积极方面》，《海外校园》第47期，2001年6月号。

［18］姚小平主编：《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9］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

［20］邹嘉彦、游汝杰：《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

【注释】

[1]本文曾在“2010年中国外语战略论坛”（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6月5—6日）上宣读，与会专家提出了宝贵意见，谨此谢忱！本文获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资助。

[2]虽然文化和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本文暂时把语言笼统地归在文化范畴内。

[3]本文下面所说的传教士都是指西洋传教士。

[4]参看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21页，中华书局，1995。

[5]参看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第29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6]参看金尼阁（比）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参看冯契：《人的自由与真善美》第31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8]参看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第29—30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9]参看金尼阁（比）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参看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第31页，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11]参考汉学家资源库网上资源，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p?id=94。

[12]部分观点参考了杨爱程《西方传教士的积极方面》一文，参看《海外校园》第47期，200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