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汉语国际教育与传统的“华夷观”

当代汉语国际教育与传统的“华夷观”

李　璞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摘　要】　孔孟的华夷观从“用夏变夷”、“夷夏之防”、“以夷制夷”到“用夷变夏”，经历了开放保守开放的嬗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华夏中心意识。今天，随着孔子学院遍布地球村，这种意识已然不合时宜，在当代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我们在将其转化为对本民族语言文化自信心的同时，更要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从而更有效地加速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推广。

【关键词】　夏；夷；孔子学院

一

“用夏变夷”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这里的“夏”指的是周公、仲尼之道盛行的北方“中国”地区，即传说中的居住于黄河中游的尧舜及其部落控制的区域，也就是后来夏人所起的河南中部，乃中原华夏之地。《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故“夏”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到周公孔孟赓续不绝的中原华夏礼仪文化的代名词。

而与“夏”相对的概念则是“夷”。《礼记·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就是中华、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杂处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而“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故文化也各异。

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华夏民族长期为周边这些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渔猎游牧民族所环拱，无形中由地理方位上的“中心”进而产生了心理认同上的自我中心意识，所谓“中者，天下之正道；中者，天下之达道”^[1]。因此，自远古起，中国人在区分族别时，不从体质人类学着眼，而侧重于文化分野，如《左传》所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而追求的基本战略目标也就是《尚书·尧典》所说的“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

孟子的“用夏变夷”说，主张用华夏文化改造夷狄文化而不被其改造，显然也体现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透露着对异族的不屑。而孔子也早有类似的思想，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2]主张用华夏的礼义道德来使“近者悦、远者来”^[3]。而且，他还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4]言语间同样流露出了对夷狄的轻视。

此外，他还对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管仲大加赞赏，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视之为华夏族的民族英雄。其时礼崩乐坏，异族入侵，“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6]的时局大大激发了中原人士的华夏意识，而助周天子驱除戎狄的北方诸侯盟主则彰显了这种“春秋大义”。故孔孟的华夷观后又具体表现为“夷夏之防”。

可以说，“夷夏之防”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一度发挥过重要的社会效应，它增进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特别是当异族入侵时，成为保家卫国的精神动力，从苏武、岳飞到文天祥、史可法，其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皆导源于此。

而那些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们也发现，要“用夷变夏”并非易事，因为汉族人口众多，更重要的是它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于是纷纷推行汉法、重用汉人并学习汉族文化，所谓“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7]，无形中又以另一种方式应验了孟子的“用夏变夷”说，被汉化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正如史学家翦伯赞所言：“我认为即使在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统治半个中国的时期，在蒙古人、满洲人统治整个中国的时期，汉人仍然在中国史上起着主导作用。”

因此，孔孟华夷观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以中国式的语言揭示出马克思所说的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8]，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所宣扬的华夏中心意识显然是褊狭的、非理性的民族中心主义，其保守性与封闭性造成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难以认同的心理障碍，在步入近代社会门槛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而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国门时，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这种观念。如林则徐提出“睁眼向洋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掀起旨在学习西方、“以夷制夷”的洋务运动。这里的“夷”已非昔日异族之代名词，而是用以指代西洋诸国。

而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李鸿章则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9]的总纲，主张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用近代西方的某些药方来疗治传统中国之病。甚至说：“不得已舍舟登陆，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10]已领悟到虚心学习西洋科技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可以说，从“用夏变夷”、“夷夏之防”、“以夷制夷”到“用夷变夏”，孔孟的华夷观经历了开放保守开放的嬗变。

二

19世纪末康有为把《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进化说”加以解释：“据乱世”即蛮夷入侵之世；进化为“升平世”，即拒蛮夷于中国外之世；再进化为“太平世”，即用夏变夷，天下一统之世^[11]。

“据乱世”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瓜分；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民族独立，进入了“升平世”；而如今，走过一甲子有余的新中国正迎来史上最强盛的“太平世”。

经济的发达势必带来文化的繁荣。当今之世，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外国留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华学习汉语的同时，汉语教学也走出国门。而中国国家汉办于2002年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非盈利性的语言推广机构，并冠名为“孔子学院”，旨在像英国文化协会、法国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和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那样，借本民族世界级名人“孔子”之名对外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自2004年11月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迄今，中国已在94个国家建立了300多所孔子学院和300多个孔子课堂。全世界非母语的汉语学习者超过了4 000万人^[12]。

随着孔子学院在五年中迅速遍及五大洲，仿佛又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孔子席不暇暖、周游列国的情形，只不过这一次走得更远、更广、更受欢迎。甚至连康有为所预言的第三世也即将到来。但我们知道，康氏乃晚清保守派人士，其思想仍囿于孔孟的华夷观。

因为当今世上，任何文化都是一种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同文化之间有差异，却没有优劣之分^[13]，且相互借鉴吸收。正如中国汉族的形成是长久以来无数民族融合的结果一样，主线是古希腊—基督教文明的现代西方文明，也融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伯来、古罗马等的文明，绵延数千年。因此，虽然马克思的“较高文明征服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文明的交往其实带有相互融合的性质，尽管存在相对落后的文明较多地接受相对先进文明的成果的现象，可是影响其实是相互的，文明程度相对高的一方，也会接受其他文明的某些成分，并非简单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关系。正如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所说的：“我们提倡本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习和使用世界其他民族的语言。外国语言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仅使中国人民增进了对世界的认知，还帮助中华民族从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14]

而且，中国语言文化还称不上强势。有调查显示：2000年全世界英语学习者就已超过10亿人。与目前汉语学习人数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即使是法国的法语联盟也有百年历史之久，其1 074个分部覆盖了五大洲136个国家。无可否认，如今最有影响力的依旧是传统的三大殖民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然而，孔孟的华夷观也并非一无是处，特别是当外国语言文化大举袭来时，它也有助于提升我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心。

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的根，是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的：“一个国家，绝非可以一切舍弃其原来历史文化、政教渊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济事，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绵历四五千年，更无从一旦舍弃以为自新之理。”^[15]而汉语更是华夏文化的主筋，是文明古国的根脉。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称誉“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练的一个语种。同样表达一个意思，如果英文要60秒，汉语5秒就够了。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消亡的从象形到形声、会意交融相合和不断发展完善的最古老文字。华夏民族数千年以来一直用汉语思考、用汉语交流、用汉语书写，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汉语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的智能智力，铸造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16]。

此外，积极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使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极，也是避免当今世界面临单一文化威胁的重要途径之一。《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孔子提出“和而不同”^[17]的理念：首先要承认“不同”，没有“不同”就不会有发展；但“不同”并非互不关联，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好比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且合乎比例，才能调配成美味佳肴；又如音乐，必须有短长徐疾、哀乐刚柔等的不同，才能相济相成华丽乐章。正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许嘉璐所言：“人类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重新思考什么是幸福，怎样处理人和人、人和天，今天和明天关系的时代，作为这一极大问题的折射，世界文化应该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两种主张展开了博弈，经过各国有识之士几十年的努力，后者已占上风，孔子学院在五年中能够遍布五大洲，受到所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就是中国人民为世界文化多元与和谐所作的贡献。”^[18]

而为了寻求多元文化的互动与最大程度的和谐共处，孔子学院教师仅仅精通中国语言文化是不够的，只有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虚心了解学习所在国的语言文化，找到其与本国语言文化的异同之处，才能运用所在国汉语学习者能接受的方式去有的放矢、循序渐进地组织教学，从而取得最大的成效。

但是，目前精通双语的汉语教师人数还跟不上孔子学院的发展势头，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评价国内各大院校培养的汉语教师“要么懂外语不懂汉语言文化，要么懂汉语不能熟练运用外语，即便找到中外两种语言皆通者，大多也不懂如何与外国人交流”^[19]。因此，“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同样是对汉语教师提出的要求，甚至更偏重的是其实际的跨文化交际技能的一面。

当今，人类已进入地球村时代，作为一名孔子学院教师，应用国际视野去辩证地看待孔孟的“华夷观”。对此，与康有为同时代的开明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治中学者则绝口不言西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诟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徒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于此。”

【注释】

[1]《礼记·中庸》，《十三经》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895页。

[2]《论语·子路》，《论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166页。

[3]《论语·子路》，《论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166页。

[4]《论语·子路》，《论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166页。

[5]《论语·宪问》。同上，184页。

[6]《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十三经》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1236页。

[7]元·郝经：《陵川集》卷三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10]李鸿章：《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11]转引自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参见国家汉办“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网页http://www.chinese.cn，2009年12 月30日。

[13]吴为善、严慧仙：《跨文化交际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6页。

[14]国家汉办“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网页http://www.chinese.cn，2009年12月30日。

[15]钱穆：《国史大纲》前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6]转引自栗之林：《全球“汉语热”有何启示》，《时事》（时事报告高中版）2006年第2期。

[17]《论语·子路》，《论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170页。

[18]许嘉璐：“世界因你而美丽——2009—2010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典礼上的致辞，http://www.hanban.org，2010年3月29日。

[19]《世界汉语教学通讯》总第4期http://www.shihan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