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词元研究的现状

第二节　国内外词元研究的现状

“元语言”作为逻辑学的基本概念，自塔尔斯基正式提出以来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在这期间，“元语言”已经从逻辑学和数学领域扩展到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本文重点分析元语言词汇，从教学词元、释义词元和析义词元三个层次，逐一阐释其研究现状。

1. 教学词元研究现状

教学词元是用于日常交际的最低限量词汇，也是外语学习者首先必须掌握的基本词汇。之所以把这类词汇看作元语言，主要是因为它们在语言教学或日常交流中使用最频繁，往往充当释义词汇的角色，是学习新词，消除交际障碍的重要手段，具备元语言的功能。这类词汇具体表现为各种基础词表。

（1）英语常用词词表研究

① Ogden和Richards的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

在20世纪30年代，Ogden和Richards为帮助克服各国交流时的语言障碍，以自然的英语为模本，创立了一套由850词构成的基础英语体系。设计者先从牛津袖珍英语词典中选出25 000个词，去掉冗余的和可替代的部分，发现词典中90%的概念可以用850个词表达，它们包括600个名词（其中有200个可以图示），150个形容词，100个结构词。Ogden认为这些词通过组合搭配，可以实现20 000词的功用。编者较早地提出了词汇控制，科学分级，利用有限的词汇编写教材等思想，这对后来的语言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整个词表深浅不一，常见词和生僻词混杂，850词要真正满足基本交际的需要在操作上也有较大的难度。

② West的《通用词表》

1953年，West利用语料库的研究成果编出了《英语通用词表》（A General Service List of English Words），包括2 284个单词，每个单词都附有词义频率统计。这是词表研究的经典之作，多年来都是编写各级读物和材料的基础，在二语研究中被广泛使用，至今仍被频频提及。这一词表包含了英语学习者必须掌握的最低限量词汇，是研究英语教学词元的重要参考，但是该系统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语义空缺。

（2）汉语常用词词表研究

汉语界曾对基本词汇进行过专门的讨论（符淮青，1985；张志公1982；叶蜚声、徐通锵，1997），并确定了基本词汇稳固性、能产性和全民常用性这3个重要特征，但是对基础词汇的研究主要限于理论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专门的基础词汇表。汉语在教学词元方面的成果体现为一些常用词表的问世。1959年，为配合推广普通话，郑林曦等采取经验和统计结合的方法，编出《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文改会汉字组），收词3 000多个，1987年出增订本。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于相当规模语料的汉语词汇计量研究逐渐增多，出版了不少词表和频率词典。《现代汉语三千常用词表》以1983-1984年度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为语料取材范围，统计出3 000常用词的频率值和方差值（见该词表《前言》）。《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是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语料来源共五类182种，列有八种词表、字表或分析表，另有多种附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字词统计分析兼顾的频率词典，是我国汉语计量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它使汉语研究精密化迈进了一大步。”（李兆麟，1989）。1992年为满足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国家汉办借鉴多种字表和词表，结合语言习得实际，编制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简称《等级大纲》），词汇分为四级：甲级词1 033个，乙级词2 018个，丙级词2 022个，丁级词3 569个，合计8 822个，而最常用的甲级词和乙级词只有3 051个。2001年出版修订本，修订后词目的等级数量和词汇总量保持不变（见该大纲《修订说明》）。十多年来，《等级大纲》为我国汉语水平考试的开发和教材编写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规范，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释义词元研究现状

（1）英语释义词元研究

基础英语的倡导者Ogden不仅利用850词编写教材，还首先利用这850词为其《基础英语词典》释义，尽管后来该字典没有广为流传，但编纂者利用限量词汇释义的理念却被后人继承下来。在这方面最富成果的首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该词典的1978年版利用2 000个基本词汇解释了56 000个义项，其后的1987年版，1995年版都沿用了这一做法，只是2 000定义词汇稍作了调整。

《朗文》的释义词表是从《通用词表》发展而来的。根据其2003年的版本，共包含释义词2 051个，前后缀30个，有约85%的词汇与《通用词表》一致。朗文释义词表删除了《通用词表》中460多个词，同时又增加了约250词。删除的词汇主要是因为它们可被更简单的词汇所代替，因为相同意义的词汇只需保留一个。另外一些词汇因为语义域狭窄不具概括性和释义能力，也被排除在外。

增加的250多个词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语法类用词，如形容词、副词、辅音时态、分词等等，这一类词是释义词表特有的；第二类为数词，包括从一到九、百、千、百万的基数词和序数词；第三类为《通用词表》遗漏的人称代词，包括反身代词；第四类为国际上常用的长度、体积、容积、质量、钱币等的计量单位。除此以外，还有没被《通用词表》收录的高频词。

在当代英语词典编纂实践中，使用定量词汇释义已成为了主导趋势。如2000年出版的《牛津高阶英语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第6版就采用了3 000基本释义词，2002年出版的《麦克米伦高阶英语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则采用了2 500个基本释义词。

（2）现代汉语释义词元研究

汉语的辞典编纂尚未采用定量词汇释义，但已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张津、黄昌宁二位先生1996年提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报告《从单语词典中获取定义原语方法的研究及现代汉语定义原语的获取》，这是汉语学界第一份关于汉语释义词元研究的报告。他们的做法是以有完整释义的汉语词典为封闭材料，通过数学模式来计算释义词与被释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从而得出最低数的释义词语，形成了含3 857条词的释义词元集（苏新春，2003）。另外，安华林（2004）深入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系统，对原始的36 683个释义词汇进行合并、删除、增补并优化，确定现代汉语释义词元近3 000个。该研究填补了国内释义词元研究的空白。他的专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2005）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社出版。无独有偶，苏新春《汉语释义元语言研究》（2005）也几乎同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两本专著比较起来，前者重在释义词元的建构，苏著精于计量分析。两部著作的出版也说明国内对于释义词元研究日益关注，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释义词汇的定量化也必然成为汉语词典编纂的趋势。

3. 析义词元研究现状

析义词元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语义成分分析研究方面。1943年丹麦语言学家Hjelmslev提出了语义分析的设想，而美国人类学家Goodenough则在1956年在研究亲属词时正式提出了语义成分分析法。到60年代Katz和Fordor（1963）也在转换生成语法分析中用这种分析法描写语义成分。此后许多国家几乎各种语义学派都研究并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如：Levin（1993）运用该方法分析了英语中的一组动态动词，确立造成这些动词差异的语义成分；国内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专门列出“义素分析的程序和方法”，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义征研究程序；张志毅、张庆云（2001）也对语义成分的内部结构作了深入分析，区分上位义素和下位义素。但至今为止，学者尚无法确定语义成分的数量，而且也只分析了十分有限的词汇，缺乏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

在语义分析方面，波兰语言学家Wierzbicka（1972，1987，1996）和俄罗斯语言学家尤里·杰列尼科维奇·阿普列相（Юрий Дереникович Апресян）（张家骅，2002，2003）另辟蹊径，跳出了利用抽象符号或逻辑表达分析语义的囹圄，尝试用自然语言作为语义分析的元语言。

（1）Wierzbicka的元语言理论

① 理论基础

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简称NSM）是由波兰语言学家Wierzbicka在上世纪7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1965年Wierzbicka接受了波兰著名的语义学家博古斯拉夫斯基（Boguslawski）的普遍成分语义思想，将建立普遍语义元语言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所有自然语言都共有一个不可再次还原的语义核（irreducible semantic core），而且该核在词汇和句法方面具有类似自然语言的结构（Goddard，1997）。

NSM是一种还原释义法，即采用明确、简单的词汇对原词进行释义。该方法坚持两个原则：简洁（simplicity）和明了（clarity），以避免传统释义常出现的循环定义这种混乱状况。释义要求没有专业术语、生造词汇、逻辑符号、或缩略语，只有来自然语言的平实词汇。按照这一原则，必须有一系列不可在语义上无法再次解释的基本词汇用于还原释义。这些基本的概念或词汇就是语义基元（semantic primes）。Wierzbicka认为，这样的基元数量不大，在语义上不可再次分割，而且存在于所有人类语言中。所以自然语言元语言论的还原释义法试图用最基本最简单的词来解释纷繁复杂的语义现象，这些用于解释的简单词汇就是人类语言共核的一部分。“每种语言都有一个不可再次还原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说话人可以理解所有复杂的思想和言语，而所有语言的各个不可再次还原的核心具有对等性，因此，所有语言的不可再次还原的核心反映了不可再次还原的人类思想”（Wierzbicka，1996：113）。

在此基础上，Goddard（1997）总结了语义基元的三个标准：1）不可解释性，语义基元必须是无法再用更简单的表达进行解释，这是最根本的要求，体现语义基元的基础性。2）普遍性，在所有语言中都存在，语义基元是人类语言共核的一部分，在任何语言中都能被翻译。研究者认为，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语义基元的数量就不会很大，因为大部分的语言表达要么语义上复杂，要么只存在于个别语言中。3）普遍阐释力，可用来解释语言中所有的词汇和语法现象。

以基元“GOOD”为例。“GOOD”无法用其他更简单的词汇进一步解释其意义。一些可能的解释词汇，如，approve（同意），value（评价），positive（积极的），和please（取悦）等等都比good更复杂，而且不一定所有语言中都存在，因此，它的意义具有原子性和不可分割性。而且，good可以用了解释许多表示积极评价的词汇，如：nice，tasty，kind，happy，pretty，等，也可用来解释表示“有利”的句法结构。这一点满足了“普遍阐释力”的要求。此外，所有语言中都有对应的good的表达，如：汉语hao，日语ii，马来语baik，等等，这就满足基元普遍性的要求。

在过去三十年中Wierzbicka一直致力于发现和确定这些语义基元。她和其他的研究者们主要通过试验，广泛的调查、错误分析等手段，试图发现数量最少的、最具普遍性的共核系统。在其1972年出版的Semantic Primitive一书中，Wierzbicka共提出了14个语义基元。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基本形成了由60个左右的词汇构成的基元系统。有些基元还需进一步的验证。上表是2002年的版本中的语义基元。

上述词元中，有些词汇属于多义词，如：move，既可解释为“移动”，也可解释为“感动”，前者为基本义，后者为引申义，只有表示基本义的move才属于语义基元，这就保证了元语言词汇在意义上的惟一性和确定性。

另外，每个基元在语义上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即使该基元由几个词汇组成，如上面的A LONG TIME（长时间），仍然看作一个基元，在语义上概念有不可分割性。该基元在其他语言中可能以单个词汇的形式出现，如，在马来语中为lama，在俄语中为dolgo。这是为了保证各个基元在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时，语义上具有等值性，不会因为追求形式的完全一致而牺牲意义的对等。

② 语义分析

Wierzbicka利用这些词元对词汇、句子以及文化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且一些词汇间的细微差别也被很好地发掘和把握。以surprise（惊讶）和amazement（惊愕）为例。

Surprise（惊讶）

X feels something.（某人感觉到某物。）

Sometimes a person thinks something like this：（有时一个人会这样想：）

Something happened now.（现在某事发生了。）

I didn’t think before now：this will happen.（在此之前我没想过：这将会发生。）

If I thought about this I would have said：this will not happen.

（如果我想过，我会说：这将不会发生。）

Because of this， this person feels something.（因为这样，这个人感觉到了某物。）

X feels like this.（X感觉如此。）

而对amazement的解释基本相同，只是Wierzbicka将will not改成了can not，表示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具体如下：

Amazement（惊愕）

X feels something.（某人感觉到某物。）

Sometimes a person thinks something like this：（有时一个人会这样想：）

Something happened now.（现在某事发生了。）

I didn’t think before now：this will happen.（在此之前我没想过：这会发生。）

If I thought about this I would have said：this can not happen.

（如果我想过，我会说：这不会发生。）

Because of this， this person feels something.（因为这样，这个人感觉到了某物。）

X feels like this.（X感觉如此。）除此以外，Wierzbicka也对一些简单句子进行了元语言释义，如：

X is courageou（sX是勇敢的）=X can do very good things when other people can’t（X能够做其他人不会做的很好的事情）

Because when other people think something like this：（因为当其他人这么想的时候：）

I don’t want bad things to happen to me.（我不想坏事发生到我身上。）

X thinks something like this：（X是这样想的：）It is good if I do this.（我做这件事是好的。）

It is bad if I don’t do it.（我不做这件事是坏的。）

I want to do it because of this.（因此我想做这件事。）

This is good.（这是好的。）

另外，Wierzbicka还认为，利用语义基元，可以对一些文化含义进行更清楚准确的描述，避免使用类似“直接”、“礼貌”、“正式”等字眼。例如，“bloody”在澳大利亚英语中具有丰富的含义，其中有一项含义是“非常”，带有讽刺意义。如：“That’s a bloody fine attitude， that is” retorted Corriagn.（“那真是非常好的态度”Corriagn反驳道）。Wierzbicka对bloody的文化内涵是这样解释的：

（a）When I feel something bad because I think that someone thinks something good about something， I can say something to this person because of this.

（因为某人认为某事是好的，我认为不好，因此我要对这个人说点东西。）

（b）I don’t have to say with words that I don’t think the same.（我不必说我不这么认为。）

（c）I don’t have to say with words that I feel something bad.

（我不必说我感觉不好。）

（d）I can say something else with words.

（我可以用其他字眼。）

（e）When this person hears this， this person will know what I think.

（当这个人听到这些，他就会明白我的想法。）

（f）At the same time this person will know what I feel.

（同时那人会明白我的感受。）

③ 存在问题

该理论为分析语义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近年来该学说在国内也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苏剑芳（1999）、卢植等（2002，2003）、张家骅（2002）、李炯英（2005）对此都有过专门介绍，但是不可否认其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1）Wierzbicka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不可避免存在着矛盾。自然语义元语言的哲学基础是还原主义，其基本观点为，每种事物都是一种更为简单的或更为基本的东西的集合体或组合物，一个现象的领域可以归结到另一个更低层或更深层的现象领域来加以理解。例如，古希腊人们认为万物起源于水和复归于水，现代科学家认为物体是原子的集合体。在这一哲学思想指导下Wierzbicka找到了60多个“语义原子”，而且将它们是“概念基元”（conceptual primitives），她认为这些是人类所共有的基本概念，对任何复杂概念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这些概念基元的基础之上的。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很难证明象WANT，IF，SOMEONE等等是基本的概念。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他们对于“高兴”的理解很可能是与具体的事件、人物或物品联系在一起，例如，一次游玩，妈妈的微笑或是一块蛋糕，而不是建立在“want，good，happen”等概念的组合基础之上。这就涉及到Wierzbicka对语义研究的角度问题。她试图从人类学和认知科学的角度揭示词汇或句子的主客观的含义，她的解释不同于辞典，辞典大多是对词汇的内涵或外延进行解释，而Wierzbicka不仅试图给出词汇或句子的基本义或引申义，而且还对它们使用场景，文化内涵等联想意义作出细致的描述，即她想要阐释的是一个“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词汇”。但是她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可以帮助她实现其目的呢？如果她的语义分析是在词汇的层面进行，要实现类似辞典的功能，还原的方法是完全可行的，复杂的词汇可以用简单词汇进行释义，这一点朗文辞典已经做到。但如果语义分析要在概念的层面进行，要整体性地分析某个文化群体对某个词汇的理解，则还原法必然缺乏准确性。以lie（撒谎）为例，在词汇层面上的解释是“to deliberately tell someone something that is not true”（故意告诉某人不真实的事情）（《朗文》），在概念层面的解释则更复杂些，必然涉及说谎的目的，谎言的类型，人们的态度等等。Wierzbicka是这样解释的：

X lied to Y=

X said something to person Y.（X对Y说了某事。）

X knew it was not true.（X知道这是不真实的。）

X said it because X wanted Y to think it was true.（X希望Y认为这是真实的。）

People think it is bad if someone does this.（人们认为这么做是不对的。）

“说谎”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说谎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严格说来每个人都会说谎，有时是为了保持融洽的社会关系，有时是为了自我保护，有时是出于好意，当然也有出于恶意。如果笼而统之地断定说谎是不对的，这样的解释是不全面的。

Wierzbicka采用还原法释义最后必然是捉襟见肘。科学研究可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进行，两者的方法和目标各不相同。就像研究一幢建筑，在微观的层次，它可以以一块砖为单位，分析其组合搭配、使用数量或其他物理特性；在宏观层面，考虑的着眼点就不仅仅是砖的问题，而是把该建筑看作一个整体，分析其历史变迁，建筑风格，与环境的搭配，使用功能，等等。Wierzbicka试图用微观研究的方法实现宏观和微观两个目标，这本身就是就存在矛盾之处。

（2）就词汇层面的语义解释而言，Wierzbicka的方法还是存在缺陷。她为了控制语义基元的数量而牺牲了表达的明确性和简练性。因为可以使用的元语言词汇有限，在释义的时候往往力不从心，结果就是表达繁琐，不知所云。除此以外，其释义的准确性还有待考证。仅仅用“GOOD”“BAD”很难确切地形容被描述对象。例如，Wierzbicka是这样解释“高兴（happy）”的：“某件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想要这样，现在我不想其他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解释可能是“满足”，也可以是“兴奋”。又如，“脸”是这样解释的：“头的一部分，在头的一边，有几个部分组成”。据这样的释义，人们很难推断出这是指“脸”。所以她的释义既不具备词典的准确性，又不具备形式化的简洁性，从应用角度而言，意义并不很大。

（2）阿普列相的元语言理论

1953年从莫斯科国立第一外国语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后，阿普列相就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科研工作，并在90年代初，晋升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并成为莫斯科语言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理论也吸收Katz、Lakoff、Fillmore等西方语言学家的相关成就，也借鉴Wierzbicka，博古斯拉夫斯基等人的研究方法（张家骅，2003），因而在理论和方法上与Wierzbicka的理论在很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对此张家骅（2003）有过深入的描述。本文归纳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① 元语言直接取材于自然语言。

阿普列相和Wierzbicka的元语言均取自自然语言，不存在抽象的符号或标记。这些元语言都是自然语言中最简单或比较简单的词汇、句法单位，而且数量有限。阿普列相认为，语义学如果不能借助简单的语言单位来解释复杂的语言单位，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Wierzbicka也反对使用抽象符号或人工语言对语义解读，因为这只会增加理解过程中的负担，变成用复杂概念解释简单概念，与人类的认知规律背道而驰。

② 语义基元不可再次分割。

“语义基元”在阿普列相的理论中被称为语义元素单位，指无法被进一步分割或解释的词汇语义单位，语义基元通过组合达到释义的目的。任何自然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概念单位是无须经过其他概念单位的解读而为人们直接理解。Wierzbicka指出了语义基元的三个标准，不可解释性、普遍性和阐释力，分别说明了基元的特征、范围和功能。无独有偶，阿普列相也提出了鉴别语义元素单位的三个标准。a）重复出现在大量词汇语义单位的释文中，b）只能被循环论证，c）已有的解读方案都不恰当（张家骅，2003）。在这三个标准中，第一个标准对应于Wierzbicka的阐释力，即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语言解释中，第二和第三个标准均对应于不可解释性，语义基元必须是不言自明，不可分割。

但是阿普列相的观点与Wierzbicka还是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元语言的适用范围存在不同见解。Wierzbicka认为语义元语言具有普遍性特征，广泛适用于各种语言的释义。但莫斯科语义学派将句子的语义结构区分为表层与深层两种，表层为民族语义层次，深层为跨民族的普遍语义层次（张家骅，2001）。自然语言的语义具有民族的特点，这些具有民族特征的语义必须使用属于该民族的特定的元语言进行描述。莫斯科语义学派元语言系统的描写对象是对象语的表层语义结构，对于深层语义结构尚未涉及。阿普列相认为对深层语义结构的分析可能不能完全依赖取自自然语言的元语言，而是需要类似国际音标性质的普遍人工语言，就目前的语言学状况而言，这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所以他认为目前的元语言只能适用于特定的语言，不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其二，对元语言层次的不同理解。Wierzbicka认为，语义基元在意义上具有不可再次分割性，即无法再用其他词汇对此释义，可以被视作是“语义原子”，不存在不同的层级。如果某个基元的意义可以被再次分割，则该基元必然不能被视作合格的基元。而阿普列相认为元语言不仅包括表达基本语义成分、数量十分有限的简单词元，而且包括语义略微复杂的过渡词元两类（张家骅，2001）。简单词元不能再继续分解，但过渡词元经过一个步骤或若干步骤即可分解为几个单纯词汇单位。根据莫斯科语义学派的原则，对复杂词汇的语义解释不能用一种简单的词元贯穿始终，而是需要不同层次的词元分步进行，这样可以保证释义的简洁明了。阿普列相的观点与人类的认知规律相吻合。以个人的心智发展为例，在不同的阶段，元语言的概念和范围是不同的。对于同一事物，对学龄前儿童解释时采用的元语言必然不同于对高中生或大学生解释时的元语言。对学龄前儿童使用的元语言可以视作是简单元语言，对高中生或大学生采用的是过渡元语言，两者服务的对象不同，尽管前者比后者更基本，但在具体场合，过渡元语言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词典的释义也是如此，如果每个词汇都只采用Wierzbicka的六十多个基元释义，最后必然是令读者如坠云里雾里。

Wierzbicka和阿普列相观点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研究元语言的出发点不同。莫斯科语义学派致力于弥合理论语义学与词典学之间历史形成的鸿沟，将二者融为一体。这个学派的对象语元语言不仅是理论语义学的研究工具，而且是新型词典的词义描写工具。元语言解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新型词典编纂服务，直观、系统地显示词汇语义单位在同义、反义、近义、转换、组配等方面的聚合关系与组合关系（张家骅，2003）。因而阿普列相更重视元语言在阐释某种具体语言方面的功能，并不强调其普遍性，同时他也更关注释义的通俗易懂，所以也不坚持元语言意义的不可分割性。Wierzbicka以她的普遍元语言为工具，除了分析词汇和句子之外，还重在利用这套元语言进行跨文化的对比工作，因此她更在意元语言的普遍性和终极性。在跨语言的语义分析中，作为分析工具的基元必须同样也存在于目标语言中，因而基元具有普遍性。同时该基元表示的意义也必须不可分割，否则，如果目标语中存在比基元还小的意义单位，则该基元就失去了其分析能力。

4. 本小节总结

由此可见，国外较早地开始了教学词元的研究，而国内开始得较晚，但这几年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日渐提高，这方面的研究正日趋完善。在释义词元的研究方面，汉语词典的词汇释义系统尚不及英语的完善，汉语特殊的构词系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随着安华林（2005）和苏新春（2005）两位学者的专著的问世，相信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至于析义词元，Wierzbicka的还原法为语义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她的方法和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试图利用一种微观的工具分析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的内容，其中障碍可以想见。阿普列相认为元语言或词元需划分层次，必须从粗到精，从繁到简逐层提取，对象不同，要求不同，所用词元也必然会有差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元语言恐怕并不存在，李葆嘉（2002）与这一观点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