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作者是如何展开论证的

第二节　材料的选择

搜集材料宜广、宜多，而选择材料宜严、宜精。原来所积累的材料，最后进入文章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其余的大都被舍弃了。那么，选择材料的原则是什么呢？

一、依据主题的需要决定取舍

古人所谓“文之作也，以载事为难；事之载也，以蓄意为主”。（陈骙《文选》）“事”就是材料，“意”就是中心思想。“事”必须“蓄意”，不然，宁可扬弃不用。现代作家李惠文说：“我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写作时对材料的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千万不能离开主题思想。与主题有关的材料，我要尽量丰富它；反之，与主题无关的东西，不论它多么生动，多么有趣和多么有意义，也不能强硬地塞进去。（《我的经验》）

我们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不能不为他的选材的艺术功力所折服。他的小说的题材非常集中，常常在经过精心提取的生活内容中，显示出深刻的主题思想。《变色龙》只是选取了广场上关于狗的争论的一幕生活画面，仅通过巡官奥楚美洛夫几段反复无常的对话，就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社会一些人趋炎附势、奴性十足的丑态进行辛辣的嘲讽。这样严格的选材，正是服务于主题的需要而对当时的生活现象“沙里淘金”的结果。

在丰富的生活材料中，什么该写进文中，什么不该写进文里，常是构思中会遇到的问题，作者应该是围绕中心来组织材料。冰心构思《一只木屐》舍弃了女儿喜欢木屐的材料。例如《殽之战》，以蹇叔哭师开头，穆公哭师结尾。中间依次叙述了观师、犒师、还师、败师等重大事件，简括地写出了殽之战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和前因后果。关于战争场面的记叙只有几句：“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作者把主要笔墨放在“官师、犒师、还师、败师”这四个重大事件的叙述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秦穆公主观臆断，劳师袭远，发动侵略是此次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战争中必须力戒轻脱，抓紧战机，不可纵敌，否则就会招致失败和后患。作者的选材和剪裁，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主观意图。

“忍痛割爱”，这对初学写作的同学来讲，往往难以做到。他们总是把好不容易收集得来的，自以为很好的材料统统写进文章。结果是精芜不分，鱼龙混杂，既不能突出中心，又不能证明问题。白居易曾说过：“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与元九书》）他提出的批评，就是针对上面所说的现象而言的，我们应当引以为鉴。

二、选择典型材料

选材必须典型，在一定的内容中显示出涵义的深刻性、丰富性。构成文学形象的任何一个局部，并不都能准确鲜明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在浩如烟海的生活事件里，就得注意选择有典型意义的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对象，力求借一斑以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王蒙同志在《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一文中说过，选择题材要“选定你要下手的部位。它可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它可能是一个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它可能是一个美好的画面，它也可能是深深埋在你的心底的一点回忆，一点情绪，一点印象。这个过程叫做从大到小，从面到点，你必须选择这样一个‘小’，这样一个‘点’，否则，你就无从构思。”这是关于选材的经验之谈。题材是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得来，其本身应是凝聚的。从提炼材料过程来看，是由面到点，从选择的结果来看，则应即小见大，见微见著，而不应包罗万象，臃肿芜杂，平庸肤浅。

题材的典型意义不决定于它的表面形式之“大”——场面轰轰烈烈，事情错综复杂，人物高谈阔论；而取决于它的内涵的深度和广度。即使选择的重大题材，也常常由许多具体细小的生活画面、人物活动的细节所构成，何况生活中大量常见的是平凡而普通的人和事，作者选材的功力常在于细微处见精神。鲁迅说：“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分相关联，这才是实际的战士。”（《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高尔基也说：“应该把微小而有代表性的事物写成重大的和典型的事物。”（《高尔基文学论文选》）鲁迅的《一件小事》和茅盾的《白杨礼赞》，所选择的都只是一个“点”，但这一事一物又容量极大，文学形象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选择了重大的战争题材，再现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军的英雄风貌，但作者在构思时，脑子里就有许多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人物。不只是停留于炮声隆隆的战争场面的构想，还选取了战士们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借以展示英雄们丰富而崇高的精神世界，更使人感到“可歌可泣”。如果选材一味贪多求大，而不重视典型与否，或者不明白要下手的部位及其含义，那作品的内容就难以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

显示出深刻典型意义的题材，总是高度集中凝缩的，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容量。作者选择的只是一个局部，仿佛很单纯，但又会使读者从一幅社会生活的剪影中，看到许许多多的东西，得到深刻的启示。例如契诃夫的《柔弱的人》，它之所以能于尺幅之中现万里之势，就在于它的材料极为典型。小说所写的场景虽然极小，只是“我”与其家庭女教师的一席对说，但由于她在对话中所显示的性格，是一个理直而气不壮、任人欺凌、唯感痛苦而绝无抗争之意的柔弱者。而这种性格则是沙皇专制下的黑暗现实所造成的，在当时具有极普遍的社会意义，所以作者才能借比深刻地揭示沙皇反动统治所赖以维持的根本原因，而“我”对她大声疾呼，则又表明了作者多么渴望这些被压迫、被欺凌的老百姓赶快觉悟起来，进行反抗，那么沙皇的反动统治的崩溃就指日可待了。又如都德的《最后一课》反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人民热爱祖国的感情。表现这个重大的爱国主义主题，作者只是选择了小学最后一堂法文课向祖国语言告别的情节，典型地表现了法兰西人民在异国统治下的痛苦，特别是通过学生小弗朗茨叙述最后一课的经过，更是对外国占领者的控诉，教师韩麦尔在黑板上写了“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在深沉悲愤的气氛中结束了这一课，鲜明地显示了法兰西人民的民族感情。这篇作品之所以感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材高度提炼，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三、选择新颖的材料

新颖、生动的材料是写作新鲜活泼的文章的基础。材料新颖、生动，文章才能写出新意，给人以新的知识、新的启迪，才能吸引人、感动人。新颖，主要是指新近出现，别人尚未使用过的材料。这类材料最有生气、最具活力，并且大量存在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时代感，是以反映时代精神的材料。社会生活不断发展，丰富多彩，蕴藏着大量的新颖、生动的写作材料，只有用这些新鲜的材料才能反映新鲜活泼的思想。

选用新鲜的材料，在我国传统的写作理论中早就注意到了。陆机在《文赋》中就说过，“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刘大櫆《论文偶记》中说：“大约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目为臭腐？”林纾的《春觉斋论文》谈“论文十六忌”中有一条就是“忌陈腐”。别人经常用的一些材料，有的已成为滥调，我们再拿来使用，人云亦去，依样画葫芦，不仅无法表现时代精神，有时还会窒息新鲜的思想，更不用说写作应该反映现实的使命了。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很显然，这是时代，是党向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一切写作活动都应该在这个精神指导下进行。要表现上述的内容，必须选用有时代精神的新鲜材料，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即是做得很出色的一例。

选择新颖的材料并不排斥典故之类。本着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原则，选历史性材料，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照样带着时代气息。关键是有没有创造精神。只要选材有创造性，人们读了就有新鲜感。

另外，选材的角度比较新也会给人以新鲜感。事物有许多侧面，以哪个侧面为突破口从而把整个事物表现出来，这是角度的问题，角度的选择是为了创造文学形象的需要，体现典型的独到性。我们看一些描写战争的优秀作品，很少有作者只把眼睛盯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上，而往往是着眼于双方战争前的准备、运筹帷幄、外交往来、互相试探等等，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临战紧迫感，刀光剑影已暗藏其中；又着眼于战后的结果、影响、双方的心里、情绪等等，战事虽停，而人物形象、激战态势，战争性质却引人思索回味。《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街亭之役莫不如此。报告文学《价值》的作者李玲修，1980年夏天，在北戴河宾馆里遇到了从上海来的服务员毛锦虎，并且采访了他。他讲了自己怎样从想当作家而逐步爱上了服务行业，讲了他个人恋爱中的挫折，讲了在文革中怎样被打成反革命，还讲了在工作中得到周总理、何香凝等老前辈的关怀与教育等等，要写毛锦虎这个人，就有个角度问题。根据口述素材，可以把他写成学雷锋的典型，也可以把他塑造成受“四人帮”迫害的英雄，也可以写出一个在前辈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服务业的实干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就有这么多侧面，到底从哪个角度来写他？经过作者的思考，终于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即从对人生的价值的认识与追求来写他，这样能把他丰富经历的各个侧面用一条银线贯串起来，于是才写成了《价值》这篇报告文学。又如，古华构思《芙蓉镇》，最初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雪的故事。作者曾考虑到，如果把这题材单纯写成一个妇女的命运遭际，早已屡见不鲜，且易落俗套，后来，他有了一种设想：“以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把这个寡妇的故事穿插进一组人物当中去，并由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写他们在不同年代里的各自表演悲欢离合，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走动的大的时代。”这个角度选择很好，不只着眼于一个寡妇的生活经历，而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等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使人感到内容相当深厚。又如都德的短篇小说《柏林之围》，角度新颖，别具一格。作品写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攻陷的过程，表现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但作品既不正面描述法国人民如何抵抗，更不是反映事实上的“巴黎之围”。而是通过一个瘫痪、退休的法国老军人儒弗上校在病榻上的想像，虚想出法军节节胜利前进、逼近柏林，表现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镜头的焦点集中在这个老军人的身上。把他的美好希望和虚想跟现实的悲剧交织起来。再度看来很“小”，但凝聚着战争中法兰西民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