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内容为日常生活题材

第一节　主题的形成

一、主题的概念

写作是一项目的明确的创造性劳动，人们写文章总是有着某种意图：宣传某种思想、介绍某一事物，说明某个问题、阐发某项主张……作者总得在文章中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对生活、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文章的主题，就是作者在说明问题、反映社会生活时通过文章内容表现出来的基本意见或中心思想。

人们谈到不同体裁的文章主题时，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般把记叙类文章的主题称为“中心思想”，它是通过对事物和人物的记叙、描写表现出来的。“基本论点”或“中心论点”是人们谈论论说文主题时常用的术语，它是依靠对材料的分析，严密的推理、论证，直接地归纳、概括出来的。人们把公文、事务文书、行业文书等应用文的主题称为“主旨”或“基本观点”（或中心观点），它则是通过对事实材料的记叙、说明、分析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亦称“主题思想”，它是通过对人物、事件、环境、情节的形象刻画、描绘，倾注作者的感情，自然地表露出来的。上述关于主题的种种说法，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作者通过全部文章内容表现出来的基本意义或中心思想。

在我国古代的写作理论中，没有“主题”这个概念。“主题”这一词是由外国引进的。但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中有讲写诗作文之道：“以意为主，文词次之。”（《中山诗话》）这里所说的“意”这一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题旨”或主题，即诗文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古人作诗文很讲究“立意”。《庄子》上就曾说：“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魏文帝曹丕也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转引自《诗人玉屑》）唐代杜牧又进一步发挥了曹丕的说法：“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彩章句为之兵卫……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这些论述都提出了“意”，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二、主题的意义与作用

（一）主题是文章的灵魂

从古至今，人们对主题在文中的灵魂作用都有着明确、深刻的认识。王夫之说：“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夕堂永日绪论》）这里所谓的“意”，就是指的主题，这“寓意则灵”就是说文章有了主题就有了神韵，有了灵魂。主题在文章中的灵魂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主题好坏是决定一篇文章格调高下，质量优劣的主要条件。只有主题正确、深刻的文章，才有益于社会，才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文章是要反映客观事物的，而大千世界无所不包，纷纭复杂的客观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微生物，都可以是文章反映的对象。文章不在于写什么，关键在于怎么写。山河湖海、花鸟虫鱼……都可以成为写作的对象、文章的内容，但寓意不同，主题不同，文章的质量也就有高下之别，优劣之分了。同写泰山日出，杨朔的《泰山极顶》与徐志摩的《泰山日出》主题思想就大相径庭。杨朔写泰山日出，写出了我们伟大祖国“如日之升”的辉煌前景；徐志摩在泰山日出中却只看见了：“我的身躯的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黑色的大旗，飒飒地在飘荡。”两者立意迥然不同，格调、质量也就相距甚远了。又如，梅花，是古今诗人吟诵的对象，同题材的作品很多。在陆游的笔下，梅花是一个带几分消极的孤高和劲节的形象：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咏梅》）

而在伟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的笔下，梅花却是象征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情操：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咏梅》）

再如，《会真记》与《西厢记》是表现同一题材，前者虽也同情莺莺的恋爱，却又大肆赞扬张生的始乱终弃，后者则更热情地歌颂他们的恋爱，庆幸他们的虽经离乱而终归团圆。后者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著。

其次，主题也是决定文章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历史上那些流传久远、令人百读不厌的文章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们的主题是进步的、积极的，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生活、积极地对待生活。如古代流传下来的《师说》、《岳阳楼记》、《红楼梦》……令人高口赞誉的《阿Q正传》、《人到中年》、《围城》、《荔枝蜜》、《土地》等无一不是如此。相反，主题肤浅或庸俗低级的文章，总是缺乏生命力的。如拼命“铺采摛文”的汉赋，御用文人所写宫体诗；寻艳摘奇，极力追求“兴味”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目前充斥一些小报、杂志，胡编乱造的“捞钱”为目的“奇案”、“怪侠”、“密情”之类劣作，终将成为过眼烟云，寿命不长。

总之，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种反映不能是自然主义的，不考虑社会效果的，而应该“述志为本”，应该对于社会进步和人们认识生活有所裨益，而主题作为决定文章成败优劣的重要因素自然也就不能忽视了。由此观之，主题在文章中的“主脑”、“灵魂”的地位是不可变更的。

（二）主题是文章的统帅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是就主题在文章中的思想价值说的；主题是文章的统帅，则是就主题在文章中的组织作用而言的。写文章离不开材料。离不开一定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也离不开语言文字，但这一切都必须服务于表现主题的需要出发，众多材料的取舍方能得当，使用方可主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的安排，表达方式的运用，语言的驱遣，标题的拟制等也才有所依据。没有主题，不考虑表现主题的需要，众多材料就会流散杂乱，结构安排、表达方式、语言修辞也就统统失去了意义。而散文就只有“散”而不“聚”。应用文就只有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材料，议论文让人不知所云。相反，有了主题这一统帅，有了这根红线串连材料，秦牧的《社稷坛抒情》方能以“社稷坛”为触发点，以“五色土”为主线展开丰富的联想，有对“社稷坛”的特定场景展开联想；有追思土地的来源涌起追宗寻源的联想，有对古代文明制造的联想；有对由祖国的分裂到空前统一的沧桑历史的联想，众多的联想“结点”在抒发中华子孙的自豪感上，由此盛赞中华大地，盛赞中华大地伟大的主人——中华民族及其伟大的创造，抒发了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自豪感。可见作者的笔触十分广阔，联想十分丰富。“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真可以称得上“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而能以主题思想统帅材料，因而形散而神聚。又如，李存葆在云南边防线上，亲睹了英雄战士可歌可泣的业绩，有了创作的冲动、激情，“含着热泪铺开了稿纸，写、写……”结果却大为不妙：“由于展现生活面的角度没选准，第一次的结构就报废了。”而后，中央领导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刘白羽同志在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都给了作者“很大的启示”，“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我没有将结构落在纸上，只是列了个人物表，便开始写，很快就完稿了。这就是现在发表的还很不成熟的《花环》（《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李存葆的写作实践说明，如果角度没选准，也就是表现主题尚不明确，即使“拉了个结构”，也只能报废，相反，认识清楚，确立了主题，文章有了统帅，“没有将结构落在纸上”，却很快就完稿了。由此可见，主题作为统帅，在文中的确起着谋篇布局的主导作用。

古人作文，主张“以意为主”，强调文章必须以明确的主题作为统帅，说是：“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这个说法很形象，也很有道理。挥笔为文，写什么？怎么写？总是作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乌合之众的军队在战场上是不能克敌制胜的，没有“立意”，没有主题，也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如果一定要勉强运笔成文，就只能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地拼凑词句、罗列材料，这样的文章恐怕就连自己也会不知所云。所以说，主题是文章的统帅，是组织全文的依据，是统率全文的总纲。

三、主题的产生与确立

（一）主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孕育而成。文学作品主题的产生多属这一类型

主题从作者的生活经验中产生，实际生活是提炼主题的依据；主题又是作者认识生活的结果，体现了作者理解生活的深度。主题绝不是凭空虚想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暗示给作者的一种思想，那种离开生活想点子，让感性材料来凑合某种概念的构思途径是不可取的。从生活中提炼主题，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生活材料所包含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作者需要去发现它、把握它，而不是任意外加某种思想教义，强贴一些政治标签；一是指主题应与作品中要反映的全部生活吻合一致，它应是全局的统帅，而不应是只能包容某个局部的含义。

因此，作者不是先有主题然后才去体验生活，而是生活给了他某种启发，才觉得需要去反映。那么，从哪一点来显示生活的意义呢？这就必然要思考、分析、力求把握生活的本质，有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鲁迅小说对病态社会的某些本质的揭示十分深刻，说得上入木三分。但鲁迅对旧中国病态社会的认识，最终获得深刻的小说主题，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这一深刻的道理，引起了深沉的思考、探索。又目睹了辛亥革命前后病态社会中人们种种不幸的生活，因此才决心用文艺发出“疗救”的“呐喊”以唤醒中华民族。《药》、《阿Q正传》等名篇的主题思想，就是这样经历了十九个年头的长期孕育而产生的。又如，茅盾最早产生写《春蚕》的动机，是看到当时报纸上的一则消息：“浙东今年蚕茧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这激起了茅盾强烈的愤怒感情。他母亲喜欢养蚕，茅盾小时候也常在香烟盒里养几条玩玩儿。他对养蚕业早已有所观察。他说：“故乡市外就有桑地，高等小学墙外就是一片桑林，到外祖父家去必须走过一段两旁都是桑林的街道。蚕季，镇上有“叶市”，家里亲戚世交有不少是“叶市”的主角，蚕农一年一度的紧张悲乐，蚕商、蚕行对蚕农的残酷剥削，他是耳闻目睹的。这给他写《春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局的混乱是造成农村破产的关键。于是，一受到报纸上的消息的刺激、触动，就引起了他要写《春蚕》的冲动，并孕育成熟了《春蚕》的主题。

由上述的阐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在广阔的现实生活中，观察到各种各样的事物和现象，有些东西使他特别激动，唤起他的强烈的爱憎情感，这种情感激动着他，使他感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方快。于是他把感受到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那些使他激动的东西，逐渐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意象和理念，这就形成文章的主题。

（二）通过必要的调查、采访搜集材料，从对全部材料的分析、研究中产生。新闻、报告文学、议论文、学术论文、财经文书等文章主题的产生，多属这种情况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李四光的《地质之光》等优秀作品的主题多属此类。《江村经济》也是费考通先生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分析研究了自己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而写成的。因此，作者不仅在书中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向西方世界宣告：“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江村经济》前言）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了，费老的预言已经被证实了。这一成功之作给我们的启迪是：通过必要的调查、采访、搜集占有材料以后，对材料进行研究分析，是认识客观事物、获得文章主题的有效方法。

（三）要善于发现、捕捉主题

写文章捕捉不到主题，认为生活平凡难于获得深刻的主题，这是许多写作者的苦恼，而唯有积极培养发现、捕捉主题的能力方是解除这一苦恼的途径。

社会生活和客观材料是产生主题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生活和客观材料中蕴藏着各种各样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主题，甚至一些常见的生活现象、生活琐事中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过一段很有见地的话：“夫街谈苍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我们参与社会生活、掌握事实材料的广泛性，都远远超过了曹植所处的时代，问题在于我们善不善于发现捕捉蕴藏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事实材料中的大量思想、主题。对生活规律的认识准确、深刻，能形成符合生活规律的主题，如高晓声说他写《李顺大造屋》，“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千百次体验到造屋是农民生活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这种要求极其普通，极其迫切”，从大量生活认识中，他看到了“每一座房子都装满着心酸，每一座房子都是一部受难史”。那么，这“受难”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李顺大三十年来造不成屋？粉碎“四人帮”后他找到了答案：“三十年中我们遭到两次灾难，那两次灾难都是由于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这毛病害苦了李顺大，害苦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它何止阻碍了李顺大造成房子，更严重的是阻碍了社会主义大厦的建成。”

发现、捕捉主题的能力同作者的思想水平，知识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地说，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丰富的知识积累，就比较容易发现、捕捉到有意义的主题。因此，加强思想修养，努力增加知识积累，是提高发现、捕捉主题的先决条件。

此外，在具体地剖析社会生活现象，研究材料寻求主题时，还得注意一个问题：即要胸有全局。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蕴藏在社会生活和事实材料之中的。从全局出发，关心、研究现实问题、局部问题，才可能恰当估价每个生活现象和具体事实在全局中的地位和意义，发现它的本质，甚至从偶然中发现必然，从小事中发现规律，领悟到深刻的哲理，捕捉到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写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文章来。如鲁迅就很善于从全局出发，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主题。徐锡麟、秋瑾两位革命者惨遭杀害；麻木、愚昧到用人血馒头治病的华老栓们；盼望“皇恩大赦”的七斤嫂们；至死不觉悟的阿Q们；本是当时人所共知而又互不相干的社会生活现象，鲁迅却从中捕捉到了涉及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主题，写成了《药》、《风波》、《阿Q正传》等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性，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严重脱离群众。这正是从全局中发掘具体事物社会意义的结果，小说是这样，即使是散文的主题也同样如此，如余秋雨散文《都江堰》不是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和社会的全局，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了审视，并作出了纵横捭阖的评说。作者在评价都江堰的时候，一开始就与长城作对比。长城固然伟大，“但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的都江堰却更伟大，“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作者还将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与李冰筑堰的指令相对比，借此显示李冰治水的功绩，文中多处议论表现了作者很强的思辨色彩，在人文方面给读者的启迪。如“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一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四）有关“主题先行”

主题先行，是说先有一个事先确定的主题，然后根据主题的需要去搜集材料、组织材料，用材料来印证主题。这种从概念、结论出发，并假定概念、结论是正确的，其搜集组织材料的过程不过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处理材料过程而已。写出的文章，不仅容易成为对概念、结论的图解，缺乏生气，而且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认识规律。“主题先行”的文章，往往不能正确反映社会生活，反映客观事实，有时甚至会歪曲生活，扭曲客观事实。过去，“四人帮”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出发，主张事实为政治服务，因而大肆推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使那一时期出现的文艺作品和其他文章，概念化、模式化倾向严重，“高”、“大”、“全”文艺模式充斥文坛。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上空阴云扫除，“主题先行”不再成为奉行的创作方法，甚而被扬弃。不过“主题先行”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况，在一定条件下适合于某一类文章的写作。例如宣传报道性的写作，往往就要根据一定的宣传报道意图去取舍材料、组织材料，这个时候就是“主题先行”。“主题先行”的写作，有两种结果：一是预定的主题在写作中会与现实社会生活有差距，这时就需要调整乃至改变主题；二是预定的主题与现实生活相一致，就按照预定的主题写下去。不论哪种情形，说明主题最终要受到生活的检验，是生活决定了主题，而不是主题决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