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概述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概述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据文字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夏商周时期，人们之间的通达十分频繁，许多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居住在同一块疆域内是十分普遍的。据《左传》记载，仅在周朝领土上就有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蛮子等十多个部族。这些不同的部族与居住在中原的华族在语言、饮食、风俗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族酋长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族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华族要与诸多异族交往，就必须要有翻译。在《周礼》、《礼记》两书中均有周朝翻译官职的记载。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了周代的口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自锥。”象，即指翻译官，后专指译南方语言的翻译官。《礼·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醍，北方曰译。”除“译”之外，“寄”、“象”、“狄醍”均为翻译官。

西汉人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载了鄂君子皙请人翻译《越人歌》一事，是我国较早关于笔译的记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有白狼王唐写的《慕代诗》三章，即《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列传》不仅记载了这三首诗的作者、译者姓氏，而且还保存了这三首诗的原文汉字记音。这是我国的诗歌翻译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汉代起，由于在政治、军事上与北方交涉频繁，“译”逐渐成为了总称。“翻”字也从东汉起使用。在南北朝时期的佛经译著中已开始使用“翻译”二字。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的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东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第三个时期是近代的文学翻译，第四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这四个时期留下的丰富的译学思想和翻译资料，为现、当代翻译学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时期

佛经翻译的起源，各说不一。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刘欣时期的《浮屠经》当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则始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译者有安息（即波斯）人安清与西域月支人支娄迦谶（支谶）。安清，字世高，天资聪颖，笃信佛教，精于西域语言且通晓汉语，译有《大安般守意经》等35部经书，开后世禅学之源，被尊为中国译经的先驱者。所译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翻译之首。”（梁皎慧：《高僧传》）支娄迦谶（支谶）和他的弟子支亮及再传弟子支谦都博学多闻，以翻译佛经闻名于世，当时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说。支谦不仅译经多，而且对翻译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其所著《法句经序》是现存最早的翻译理论文字。文中提出了“文”与“质”两种对立的翻译观，并对质派观点作了细致的阐述。

中国第一位本土翻译大家及翻译理论家当推道安。道安（314—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今属河北省）。他组织翻译了《阿含》与《阿毗昙》及其它经书14部187卷，100万余字，还厘定了翻译文体。道安还创造性地总结了翻译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五失本”即认为前代译经有五种改变原梵文经书的表达方式的情况，“三不易”大体上说因为时间的推移造成习俗的改变、译者才智远不如原经的圣人作者、译者态度精力上的不足等三个方面导致翻译很不容易。道安主张直译，他说，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的翻译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

比道安稍晚的鸠摩罗什（350—409）从小熟悉梵文胡语，十几岁就通晓佛经，主持翻译的佛经多达400多卷。主张“意译”，其译文不拘原文体制，变通达顺。但其意译并非没有节制，依然“务在达旨”，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鸠摩罗什倾向于“不可译论”。他说，改梵为秦，“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嚼饭与人”的妙喻，即出于此。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举兴佛，开启了佛教发展的新高峰。玄奘（600—664），通称“唐三藏”，“三藏法师”，俗姓陈，名炜洛阳人，13岁即落发为僧。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冲破官府的重重阻挠，西去印度学佛求经。17年间，刻苦学习梵语与西域语言，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对佛学研究更是不遗余力。贞观十九年（645年）学成回国，带回梵文经书657部和大量佛物，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立即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建立译场，潜心翻译佛经，传布佛学要义。19年共译经75部，1335卷，占唐代新译佛经半数以上。同时还将《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主持的译场有完备的组织，特别注重译文的检查和修改，即使现在来看也是十分科学的，因此成为后世译场的楷模。据后人研究，玄奘的翻译熟练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技巧，但其本人对翻译理论却鲜有论述，目前能见到的只有记载于《大唐西域记》序言中的“五不翻”观点，即五种音译的情况。音译即不翻之翻。五种情况是：咒语之类的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无对应物的词语，通行已久的音译，以及为弘扬佛法需要的场合。尽管“五不翻”主张精到全面，但与玄奘在翻译实践上取得的成就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

玄奘以后，佛教活动逐渐走向平淡，以潜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佛经翻译日趋衰落。北宋译经尚有余响，南宋以降则几近销声匿迹了。

第二个时期

从16世纪初叶起，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就开始相继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海盗掠夺。与此同时，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16世纪末到18世纪前后持续近200年时间，这些传教士的使命就是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在传教的同时，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并对中国以外的事物有了感性的认识。这一时期，首推意大利人利玛窦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他外表儒雅，会说中国话，熟知“四书”、“五经”，1583年来中国后，很快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徐光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领导者，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他认为，科技翻译就是吸取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尽快地为我所用，以此壮大自身。利玛窦还与另一些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如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籍。1857年英国人伟列亚力与著名翻译家李善兰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延续了几乎中断200年的科技翻译。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55种。这些科学书籍对于普及西方科学知识，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指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翻译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第一个翻译的重要时期的翻译主体多是西域高僧，第二个时期是耶稣会传教士，第三个时期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甲午战争后更加明显。自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强国，加强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政府开办了不少外文学校，同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像京师同文馆就内设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加德文馆，成为我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专门学院。而后又有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方言馆。此外，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同时，还有一大批留学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学生也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的主体。

这一时期的翻译，除个别几人合作，如典型代表人物林纾外，绝大部分的翻译均脱离了合作的方式而由个人独立完成。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文学翻译作品。从近代翻译的历程看，首先是科学翻译，而后是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虽来得较迟，却对我国的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觉醒，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的算学、测量、水陆兵法、天文学、化学、力学、文学、医学、汽车制造等书。据统计，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163种著作中自然科学译书就占80％以上。

19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1872年夏末，在陈兰彬带领下，第一批30名学生赴美国深造。这些人通过在国外的考察、学习，深感西方之强大，并非完全在于枪炮和科学的发达，还在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于是着手翻译此类书籍。其中以严复为代表，他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著作，最有代表性的为八大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天演论》影响极大。甲午战争后，文学翻译继续涌现。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了文学翻译的新纪元。进入20世纪初，文学翻译走向繁荣。综观近代翻译史，最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仍然首推严复和林纾二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备受后人推崇，至今对译学理论研究产生影响。林纾不懂外文，靠与口译者的合作，翻译了160余种小说，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后有专门论述）。

五四期间，文学翻译成为主流，基本上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都有自己的译论主张和独树一帜的翻译家。文学研究会的茅盾、郑振铎从现实主义角度提出翻译为社会服务；创造社的郭沫若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强调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新月派的徐志摩、朱湘等在诗歌翻译上有突出贡献；由众多文艺流派整合而成的左联主张翻译为中国革命现实服务，注重唯物史观的文艺批评著作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期间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当推鲁迅。他认为中国语言文字不足以表现深刻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策略，他还对翻译的宗旨、重译、复译、翻译批评等有过深入的论述。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是该时期甚至整个中国翻译史上的大事。朱生豪（1912—1944），大学毕业后不久，出于对莎剧的热爱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战火中忍受着饥饿、疾病的折磨，耗尽心力，10年间共译出沙剧31种半，在再译五种半即成全璧的情况下，终因重病含恨辞世。朱生豪精通英语，又有扎实的中国古典诗词功底，因此他译的莎剧质量极高，数十年来受到学界内外的好评。

第四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呈现出别一番景象。翻译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强调为社会主义服务。迄止1966年的17年间，文学翻译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作品及亚非拉国家作品的译介为主。俄国古典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前苏联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都有译介，甚至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名家的作品几乎全部译出，翻译家有吕荧、刘辽逸、汝龙等。亚非拉文学翻译家有楼适夷、季羡林等。比较而言，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欧美作品的翻译着力不多，但也并非一片空白。英国文学方面，卞之琳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传达了莎剧的气势；张谷若翻译哈代的小说忠实准确，晓畅通达；还有朱维之译弥尔顿《复乐园》，查良铮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法国文学方面，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赵少侯着重翻译莫里哀的喜剧，罗玉君翻译司汤达和乔治·桑的小说。德国文学翻译家有冯至、张威廉、钱春绮、傅惟慈等，基本上把具有世界影响的德语作品都译介过来了。翻译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沉寂之后，于改革开放中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大大拓宽了翻译的范围，提高了翻译的质量，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翻译高潮。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新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大发展。

第四时期的翻译理论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傅雷在1951年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就是著名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钱钟书1963年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境”，从而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推向了顶峰。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研究在继续发展，不过思考的资源与灵感大都来源于西方，与传统翻译理论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