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概述
《旧约·创世纪》中说,上帝创造了人,又因人类作恶多端,故发大洪水湮灭。大洪水过后,人们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一处平原,于是停下来修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上帝大惊,不悦,遂使人的口音变乱,彼此不通言语,无法进行交流,停止修塔,散居各地。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产生翻译的原始根源。
西方翻译理论,一般认为可分为五个时期,即:古代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和现(当)代时期。西方翻译理论较之于中国翻译理论更加系统、全面,有较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发展脉络。
古代时期
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是《圣经·旧约》的希腊语译本。公元前285年,72名渊博的希腊学者遵从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弗斯的旨意,聚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为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将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旧约》译成希腊语。历时36年方得以完成,称之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著名神学家哲罗姆(347—420)奉罗马教皇之命,成功地组织了《圣经》的拉丁文翻译,命名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为一圣经文本。西方翻译理论发源于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帝国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发表了著名的《论演说术》。在这篇演说中他说:“我认为,在翻译时,逐字翻译是不必要的,我所做的是保留原文的整体风格及其语言的力量。因为,我相信,像数硬币一样地向读者一个个地数词,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按照他们的实际重量支付给读者。”“按实际重量支付”即“保存原文的全部意义”。这段话首次谈到了直译和意译,明确提出反对逐字的翻译。这个时期,翻译家们大都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对翻译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集中在直译还是意译这类问题上。奥古斯丁是与哲罗姆同时代的神学家、哲学家,对翻译理论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翻译有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其选用取决于读者的需求。他从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出发,认为忠实的翻译就是能用译入语的单词符号表达源语单词符号指示的含义,即译语词汇和源语词汇具有相同的“所指”。他这套理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时期即西罗马帝国崩溃至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阿尔弗烈德国王(849-899)是一位学者型的君主,用古英语翻译了大量的拉丁语作品,常常采用意译法,甚至近于创作。11、12世纪,西班牙中部地区的托莱多形成了巨大的“翻译院”,主要内容是将阿拉伯语的希腊作品译成拉丁语,接续欧洲断裂的文化传统。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语翻译,促成了民族语的成熟。英国的乔叟翻译了波伊提乌的全部作品和薄伽丘的《菲洛斯特他托》等,德国的维尔翻译了许多古罗马作品,俄国自基辅时期起翻译了不少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其著名的翻译家有莫诺马赫、雅罗斯拉夫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马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曼里乌·波伊提乌。他提出翻译要力求内容准确,而不要追求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
从14世纪至17世纪初,西方翻译进入繁荣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和有影响的翻译理论。英国翻译题材广泛,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著作,无所不及。查普曼先后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宏伟壮观,成就卓越。他认为:翻译既不能过于严格,亦不能过分自由。人文主义者廷代尔,以新教立场翻译《圣经》,面向大众,通俗易懂,然又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的翻译触犯了当时的教会权威。1535年,教会以信奉宣扬异教的罪名将廷代尔处以火刑。荷兰德是英国16世纪最著名的翻译家,题材多样,尤以历史翻译见长,著名作品有里维的《罗马史》,绥通纽斯的《十二恺撒传》等。法国的阿米欧于1559年翻译了《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内容忠实,文笔清新自然。他主张译者必须充分理解、透彻原文;译文要淳朴自然。语言学家、人文主义者多雷在其《论如何出色地翻译》中提出了翻译的基本准则:译者要完全理解翻译作品的内容;要通晓所译语言;语言形式要通俗;要避免逐字对译;要注重译文的语言效果。德国主要有路德的《圣经》翻译,遵循通俗、名了、大众化的原则,在官府公文的基础上吸收了方言精华,创造了本民族普遍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为德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翻译必须采用平民化的语言;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路德之所以能在翻译实践上取得成功,是和他的理念分不开的。德国另一位代表人物伊拉斯谟认为,翻译必须尊重原作;译者必须要有丰富的语文知识;必须保持原文的风格。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翻译的认识和讨论十分热烈,由此奠定了西方译学的理论基础。
近代时期
从17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时期是西方翻译的黄金时期。1611年,英国出版了《钦定本圣经》,译文质朴典雅,音律和谐,是一部罕见的翻译杰作。不久,谢尔登译出了塞万提斯《堂吉珂德》。蒲伯在1715~1720年在查普曼的基础上重译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莪默·伽亚谟的波斯语作品《鲁拜集》于1859年有了第一个英语译本,后几经修订,跻身于英国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列。法国17世纪文坛盛行古典主义,因此翻译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主;18世纪,向往古老神秘的中国,翻译了不少中国作品,元曲《赵氏孤儿》的就是这个时期译介到法国的;19世纪以西方各国文学的翻译为特色,莎士比亚、歌德、但丁、拜伦、雪莱的许多作品都有了法语译本。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较为全面、系统、具有普遍性。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德莱顿,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法国的夏尔·巴托。德莱顿对翻译做了较为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掌握原作的特征,服从原作的意思,翻译的作品要考虑读者的因素。同时还将翻译分为三大类,即:逐字译、意译和拟作。泰特勒在1790年撰写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1)译作应完全复制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保持一致,(3)译作的语言应具备原作的通顺。进入19世纪,德国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代表人物有: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施雷格尔,语言学家洪堡。翻译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就语言和思想方面对原文的理解,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和翻译术语,从而把翻译研究从某一具体篇章中抽象分离出来,上升为“阐释法”。这种方法由施莱尔马赫提出,施雷格尔和洪堡加以发挥。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类型、方法、技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在19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作用。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翻译分为笔译和口译;(2)翻译分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3)必须正确理解语言思维的辩证关系;(4)翻译有两条途径,一是尽可能忠实于作者,另一是尽可能忠实于读者。洪堡进一步认为: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语言差距太大则相互之间不可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洪堡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述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受到极大的破坏而驻足不前,这期间几乎没有有影响的翻译和译论研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则在西方迅速恢复并很快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现当代时期
西方现当代翻译理论时期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一时期在翻译范围、形式、规模和成果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翻译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亦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时期,由于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范畴,带有较为明显的语言学色彩;同时,由于在理论研究中文艺派的异常活跃,又使翻译理论研究带有明显的人文特征。所以,翻译理论的研究大都走科学与人文结合的路子。而且,翻译研究更加重视研究翻译过程中所有的重要因素,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因素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生的相互影响,并以此解决翻译中的各种问题,使翻译这门学科具有较为成熟的学科特征。
现(当)代翻译理论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成绩卓著的人物,并逐渐形成了流派。主要包括:布拉格学派、伦度派、美国结构派、交际理论派。或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美国翻译研究班学派、文学—文化学派、结构学派、社会符号学派。这些学派的研究使西方翻译理论逐渐形成体系,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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