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本质

第三节　翻译的本质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翻译家对翻译情有独钟，对翻译的本质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精彩的论述，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吉卜林说：“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例如不少人将翻译与绘画相提并论，有道是“隔行不隔理”。一代丹青大师齐白石老先生就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老先生著名的“化境”论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既不因语文差异而露生硬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无独有偶，威切斯勒将翻译家与音乐家相比较，认为翻译家和音乐家是同一性质的，他们都把别人的作品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再现给人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也曾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而泰德勒则将翻译比喻为复制一幅画。画论译理，灵犀相通，可见齐白石老先生所论实在是至理名言，之于翻译实则精妙的法则：翻译作品不可“不似”原作，如“不似”原作，则决然不是翻译；翻译作品不可“太似”原作，如“太似”原作，又如何能称为艺术?只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才能既是翻译，又是艺术。

19世纪以来，不少人开始以传统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研究翻译问题，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或是把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在保持其内容即意义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的过程。进入当代，受当代语言学的影响，人们把研究的视点从语言本身扩展到交际语境、语域、语用等范畴，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E.A.Nida是交际翻译观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从语义到文体再现原文的信息。

在过去十年，以文化研究为重点的翻译研究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认为翻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产物，并反过来推动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使一国的文化为别国所共享，所借鉴，从而促进各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创新。这一时期，不少西方学者使用“跨文化”来形容翻译的这一活动。其中代表人物为科纳切尔，他就明确提出“跨文化翻译”的概念，使翻译活动的层面与文化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不少人认为翻译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强调语言的创造功能，讲究译作的艺术效果。如拉斐维尔、兰伯特等人就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重新摆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既是模仿，又是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实用主义者从翻译的现实成分出发，把翻译看作是客户委托做的工作。中国香港的周兆祥先生就认为：翻译工作不是什么超然于社会之外的艺术，而是配合社会发展需求而提供的雇佣兵式的服务。他说：译者的主要责任，不是译好某些文字，而是为了委托者的最大利益，完成当次委托的任务。罗宾逊也谈到：不同的人对翻译有不同的看法，不做翻译的人视其为文本处理，译者则视之为一种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争论和论述还集中在翻译作品“可译”与“不可译”上，使之成为一个古老的悖论，为人们提出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人们认为翻译为人们的沟通和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作家、思想家、翻译家对翻译的真实性又表示怀疑。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神学家但丁（1266—1321）就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的观点，他始终认为“翻译将破坏全部的优美和谐”。他说：“任何富于音乐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则形象地将翻译比喻为“反面观赏弗兰德斯的花毯”（又译：佛拉芒毯），图案轮廓固然清晰，但色彩却不见了。他在其长篇小说《堂吉珂德》中借主人公堂吉珂德的口这样说道：“不过我对翻译也有个看法，除非原作是希腊、拉丁两种最典雅的文字，一般的翻译就好比弗兰德斯花毯翻到背面来看，图样尽管还看得出，却遮着一层底线，正面的光彩却不见了，至于相近的语言，翻译只好比誊录或抄写，显不出译者的文才。”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错误并损害它的光彩。德国语言学家施来格尔更为直接：翻译好比一场拼死拼活的决斗，最后失败的不是译者就是原作者。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一语惊人：翻译好比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英国诗人雪莱也说：译诗是徒劳的，犹如将紫罗兰扔进坩埚里。彼得·纽马克对翻译的比喻非常的实际，他比喻说“许多翻译都是在一种方案与另一种方案之间的妥协。翻译是一种变戏法的动作，是一种碰运气的事，是走钢丝。无论对译者或者对翻译批评者而言，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对已翻译的东西改变注意或看法。”

德国翻译家洪堡也就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发表了两元语言观。他指出：“所有翻译都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绊倒：他不是贴近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近本族特点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但是他又说：“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

不难看出，翻译既是难事，但又十分精彩。有趣的是，人们在论述翻译时都力图将翻译与丰富的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相提并论，这充分说明翻译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广阔。我们曾在翻译课中就同一作品的多种翻译为学生作比较时谈到：不同的译者的文化背景、个性特质、社会表征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他对翻译作品的理解和翻译的风格确定，这些东西体现在译作中使之产生差异并对读者产生影响，有时候概括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译作对读者的影响富有社会责任。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并传递出原作的思想和风格，甚至细微的语言特征，这确实很难把握并且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说译作好或不好，同样和我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人特质有关，并且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十分密切。有人一生中翻译了很多作品，却很少有产生影响的；有人一生中只翻译了一部作品，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甚广；有人因译作名声大燥；有人的译作成为经典而自己却鲜为人知。由此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谁来从多种因素出发比较和认定译作的忠实和好坏？以《简爱》为例，译本有二三十种，可以说除了译者特定的生活时代的一些烙印表现在译文中以外，应该说都各有千秋。然而，就整体而言，究竟谁最大程度忠实于原作，传递出原作的思想和风格，有谁愿意去做精准的比较和论断？

其实，翻译之精彩足以让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来认识和理解原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承载的文化和社会责任。《圣经》的译者对翻译所做的比喻说：“翻译就是把窗户打开，让光线进入房间；翻译就是把贝壳撬开，这样我们便可以品尝里面的肉核；翻译就是撩开窗帘，这样我们便能窥见最圣洁的地方；翻译就是打开井盖，这样我们便可获得水源”。德国最伟大的文豪歌德（Goethe，1749—1832）把翻译家比作“媒人”，他说：“翻译家应被看作是忙碌的媒人。他对一位还半遮着面的美人大加赞誉，说她真值得我们倾心。媒人就这样激起了我们对这位美人的爱慕，一定要对她本来的长相看个究竟。”美国女翻译家马格利特·佩顿借用自然科学对物质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描述对翻译作了十分新颖的精彩比喻。她说：“我喜欢把原作想象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冰。翻译的过程就是这块冰溶化的过程。待到变成了液体状态时，每个分子都变换了位置，没有一个分子与其他的分子再保留着原来的关系。它们开始了在第二种语言里形成作品的过程。分子有逃逸掉的，新的分子涌了进来填补空缺，但是这种成型和修补的轨迹完全是隐性的。在第二语言里确立起来的译作是一块新的方方正正的冰块，它虽与原来的冰块不同，然而外表看上去却是一模一样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赫尔德（1744—1803）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译作与原作不可能完全划等号。他说：“一种语言在未被翻译之前就如同是一个处女，尚未与一个外国人同床共枕并生下混血儿。暂时来说，她还仍然保持着其纯洁与天真，展现的是其人民性格特征的真实形象”。

对翻译本质的论述既有古代感悟式的比喻，又有现当代严密的逻辑表述。比喻既有侧重宏观的比喻，又有侧重翻译过程的描述的想像比喻，逻辑表述既有从来源于语言研究的，又有来源于文化研究的，还有来源于哲学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论述，从不同侧面加深了我们可以对翻译的本质有一些认识，从而为我们学习翻译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