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信而不顺”还是“宁顺而不信”

第二节　“宁信而不顺”还是“宁顺而不信”

“直译”还是“意译”，这是翻译中译者常面临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译者在处理翻译过程中的许多复杂现象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的问题。在中国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大有人在。初期有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以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和赵景琛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的。

谈到直译，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它被看作是直译的代表作品。一些学者谈到鲁迅的翻译，总心存其“宁信而不顺”的概念，这是有失偏颇的。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阐述得十分清楚：“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由此可见，鲁迅的翻译并非就不要顺，而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可取信而舍顺。而周作人1925年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所以，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的“直译”，并非就是“硬译”甚至“胡乱译”，而是尽其所能，保持原文风貌。

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来表达。不难看出，人们更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损失其意义；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可以采取意译。其实，直译和意译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语言层面的问题，一个是翻译的策略问题。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很多问题，除了采取一定的语言处理方式外，选择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译者持何种翻译策略的问题。因为，在翻译中损失一定的原语意义，或是延伸一定的原语意义都在所难免。翻译的结果出现差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美国学者韦努蒂（L. Venuti）1992年在《翻译再思》中有这样的一段话：“翻译是纯粹差异游戏：翻译总是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并逐渐融入原语作品之中，这种现象不仅揭示翻译所处理的绝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同时又是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带来的处理策略的问题。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修辞学家、翻译家西塞罗说：在翻译中既要保持原作的内容，又要保持原作的形式，但是这种“保持”也“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另一位罗马著名诗人、批评家贺拉斯主张：“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戏剧。从公共的产业里，你是可以得到私人的权益的，……不要把精力放在逐字逐句的死搬死译上。”从翻译主张看，西塞罗、贺拉斯提出了“灵活翻译”或类似“意译”的主张，这可能是西方最早的、最明确的一种翻译主张，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罗马后期，翻译家哲罗姆提出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他认为在《圣经》翻译中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应采用直译。他提出：“译者可以掺入自己的风格色调，使译作像原作一样优美，译者应当靠征服把原文意思译成自己的语言。”他在翻译《圣经》中悟出不能死扣原文而应根据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其译本《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大获成功，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还有一位哲学家、修辞学教授奥古斯丁提出：在翻译中应注意根据不同的读者，采用“朴素、典雅、庄严”三种不同的风格，在翻译中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这一观点影响深远，奥古斯丁被奉为西方翻译史上语言学派的鼻祖。

对于译者而言，选择“直译”还是“意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思维的程式，而是一个复杂的叠层思维程式。一个没有多少实际经验的译者，很难领会什么是“直译”，什么又是“意译”。即使是从语言层面上讲，“直译”也并非“逐字逐句地保留原语的点点滴滴”；“意译”也并非就是“随心所欲地传递原作思想”。选择直译或意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和他的思维对作品的渗透力。直译和意译不是相互排斥，而是辩证统一的。往往在同一部作品中，译者会将两种手法交替并用，互为补充。很少有译者会将一部作品直译到底，或意译到底。也很少有作品单纯地适合直译或意译。

所谓“直译”，指翻译时要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同时要求语言流畅易懂。所谓“意译”，则多从意义出发，力求表达原文意义，不太注重原文形式。事实上，在翻译实践中，直译和意译不是两个截然独立存在的概念，而是一种交融性的渗透，译者很难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我们主张在翻译中同时采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手段，不要区分哪种手段更好或更科学，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两者的策略不同，则各守其原则。直译宜传韵，意译宜传神；直译立骨，意译理气；直译见于细微，意译见于宏观。无论如何走笔，始终侧重于原语框架与立意之间，也许就是较好的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直译多一点或意译多一点的现象，能单从这种现象说译者采用的是直译或是意译吗？显然不能。过去翻译界有一种现象：翻译理论研究者将各种翻译理论研究引至愈来愈深入、愈来愈深奥的境地，而翻译实践者却只顾埋头翻译出愈来愈多的作品，愈来愈好的作品，两者很少互相探源，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直译和意译确实有些令人尴尬。但是，确有必要弄清楚，为什么译者采用了直译或是意译？为什么直译会多一些或意译会多一些？

选择直译和意译究竟依照什么样的标准？或者有没有什么标准？这是探究直译和意译十分有意义的问题。换句话说，直译的优点是什么？意译的优点又是什么？前面我已简要谈到这个问题。进一步说，直译可能保留作者通过语言传递思想的语言形式；而意译则可能根据译者的主观意识，保留更多的译入语的时代因子。也就是说，意译更容易将译者的风格带入原作的译作之中。近年来，人们在讨论直译和意译的问题时将它们同归化和异化联系起来，将它们纳入这两个范畴，这是理论界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只是提到，但不在这里讨论。我们认为，直译和意译，并非简单地因人而异，并非存在质的差异，而是和我们的主观认识有紧密关系，应当辩证灵活地加以对待，该直译时就直译，该意译时就意译。黄新渠教授就认为：文学作品汉译英时，意译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意译的情况较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①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思维方式各异，因此汉语的某些特殊用法，必须意译；②有些汉语的说法或文学作品中的背景或典故，虽然可以直译，但意译的效果更好。毫无疑问，直译和意译可以在更宽的领域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我们认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中的两种可以在恰当的地方相互交替使用的互不排斥的方法。直译并非为了保住原作中的所有东西，而意译也并非就是避重就轻、损失了原作中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好的译者，应当首先弄清直译和意译的辩证关系，在采取翻译策略时不要从主观上偏废某一种手段，要深刻领会原文的意图和风格，恰当地运用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方法。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讨论文学翻译时对直译和意译有一段论述十分精彩，他说：“直译，意译，各有千秋，译者依据功能、审美、读者层三要素，宜直译就直译，宜意译就意译，能游神于规矩之内，亦能游神于规矩之外，能循规蹈矩，亦能叛道离经，方称得上翻译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