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

三、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

巴尔胡达罗夫在《语言与翻译》（蔡毅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一书中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张培基教授在《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的绪论中指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然而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如Hall曾经所说的，“人类生活中还没有哪一方面不受文化的影响，不被文化所改变的”（1977：16），而且，“语言是我们借以进行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Language is the principal means whereby we conduct our social lives.）”，它既“表达了文化现实（Language expresses cultural reality）”，又“体现出文化现实（Language embodies cultural reality）”，同时还“象征着文化现实（Language symbolizes cultural reality）”（Kramsch，2000：3）。因此，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任何民族语言都负荷着该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或者说，语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常敬宇，1998：1）。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Bassnett（1991：14）在谈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将语言比作“文化体内的心脏”，并形象地指出“外科医生在给心脏做手术的时候，不能无视其周围的机体，因此译者不能将文本孤立于文化之外，否则必有不妥”。既然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那么，翻译作为一种语码的转换活动，实际上是将一种语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表达出来。奈达（Nida）指出，语言在文化中的地位和文化对词义、习语含义的影响如此普遍，以至于在不考虑文化背景的情况下，很难对文本进行充分的理解（The role of language within a cultur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n the meanings of words and idioms are so pervasive that scarcely any text can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without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its cultural background.）（1999：i）。他认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来说，双文化能力甚至比双语能力更加重要（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on，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1999：110）。王佐良先生也曾说过：“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韩子满也认为，翻译和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化的特质和需求影响着翻译活动从产生到结束的全过程，而翻译活动反过来也无时不在影响着发生了交流的两种文化（2000：39）。Gentzler认为，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中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场变革，即翻译领域的“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1993：188）。基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陈宏薇教授（1996：16）将翻译定位为跨语言（cross -language）、跨社会（cross-social）的特殊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y）。本文试图运用“文化图式”的概念探讨文化图式的可译性问题及其文化图式可译性的实现手段。

1．文化图式

“图式”（schema，复数为schemata）在心理学中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可以追溯到1932年英国心理学家Frederick Bartlett的作品Remembering，他认为我们对语篇的记忆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复制（straight reproduction）而是解释性的（constructive）。这一解释过程运用所接触语篇中的信息连同与手头语篇相关的过去的经验一起构建出一种思想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1932：197）。这里所指的过去的经验并不是单一的事件或经历的简单堆积，而是组织好（organized）并易于驾驭的（made manageable）。他把这一结构块（也就是以往事件或经验的功能性编组，这种编组总能在任何有机的、相适应的交际应答中起作用）称为图式（1932：201）。Cook将图式定义为“语篇过程所必需的思想表达（a mental representation essential to discourse processing）”（1992：158）。也就是说，图式是人脑中存在的整体以及有关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即一种“知识结构块”，它由许多相似的事件或相似的信息形成，而一旦某种图式形成，交际信息的处理便倾向于通过该图式进行。张怀建、黄建滨认为，图式可以比作一个庞大的档案系统，它把个人的知识经验分门别类储存在大脑中。大脑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后，便会设立一个新的文件夹（或先验图式），或把新的信息送入现存的先验图式之中（1995：11）。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时，需要将输入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对新输入信息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于人脑中已存的信息图式、框架或网络。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即从信息的接受、解码、重组到储存（刘明东，1998：28）。

文化（Culture）一词源于拉丁语colere（to cultivate），最初指的是那些被“种植”和“饲养”的东西（Kramsch，2000：4）。对于文化的定义因理解的角度不一样而不尽相同，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写了一本《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统计从1871年到1951年这80年间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种之多，据调查，到目前为止有180多种（桑思民，2000：49）。人类学家Tyler曾指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Nida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社会的“信仰与做法的总和”（1999：105）。“文化”一词，中国古来有之，古籍《周礼》说：“观乎人文以成天下”，就有文化的意思。《辞海》对“文化”的解释为“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实际上这是广义上所说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文化并不是抽象的，它是我们能感知的一切。人类以自己的情感、技能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更新着自己的文化。

图式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础，它既有语言的，又有非语言的和文化的（高云峰，2000：33）。笔者认为其中的文化图式指的是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图式的翻译就是通过对源语文化图式的正确解码将其恰好地在的语中进行文化图式的重建，这种重建必须建立在的语读者可根据的语文化图式加以解码的基础之上。

2．文化图式的可译性

可译性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外译学界普遍关注的理论和实践操作问题。著名翻译家奈达（1975：xiii）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邱懋如教授（2001：25）根据他对英汉两个分属于不同语系之间的对比研究认为这两种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地描写客观的外在世界和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不同点。语言之间的共同点使源语（Source Language）向的语（Target Language）的转换成为可能”。而语言和翻译都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语言的可解必然意味着文化的可译。Miller（1996：214）指出，“把文本从负载一种文化的语言译成负载另一种文化的语言是可能的”。笔者通过长期的研究也发现文化图式是可译的，可译的理由有以下三点：

首先，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图式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人类因共“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图式必然有某种共性，这种共性通过语言进行表达之后，是可以进行语际转换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1995年1月在深圳大学作的题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讲学报告说，“语言和文化是不断发展的”（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always in a process of change.），“语言和文化的范围倾向于扩大”（Language and culture tend to be enlarged.）；“世界的语言和文化惊人地相似”（Languages and culture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amazingly similar.），并说明相似之处占90%，不似之处只有10%（徐丹，1998：2）。正是各种语言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具有广泛的相似性才使得文化图式的可译性有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汉语说“趁热打铁”，英语中则说“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汉语里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英语中则说“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汉语说“以牙还牙”，英语中则说“tooth for tooth”；汉语里说“远亲不如近邻”，英语中则说“A near neighbor is better than a far-dwelling kinsman.”，等等。

其次，根据现代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文化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文化是一个社团所共存的，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文化具有象征性，语言是文化中重要的象征系统；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徐丹，1998：2）。其中文化的第一基本特征“社会习得性”便为文化图式的可译性提供了根本的保证。文化的社会习得性便决定了人类具有一种很强的文化适应能力。人们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能习得本民族的对自己来说是陌生的文化，那么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自然也对外民族的“陌生文化”也能习得。例如，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国人对在正式场合穿西装、打领带、演讲结束时说“谢谢”而不说“完了”已经习以为常了，老百姓听到媒体报道“第一夫人（First Lady）”也不再对“总统”们有几位太太表示疑问。又如，“龙”在汉文化里是神圣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标志。炎黄子孙都将自己视为“龙的传人”。而在西方文化中，dragon则视为“凶残的魔鬼”，是“可憎恶的象征”。然而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人也慢慢地习惯了“龙”在汉文化中的积极意义。例如：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Magazine 1990年就曾刊登过这样一句：Vancouver has the largest dragon-boat fleet on the continent.；游龙（香港）旅运有限公司的译文就是Flying Dragon（H.K.）Travel Service Limited；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区内的“龙舫皇宫”酒家的译文为Dragon Boat Palace；达尔斯将“龙体不安”译为L'angosse dansle coeur du Dragon得到了法国读者的普遍好评，评论家认为，这是“最优美，最忠实的译著之一”。

最后，文化的可容性和可融性是文化图式可译性坚强的后盾。异域文化具有“可容性”和“可融性”（张志强，1998：28）。随着世界各民族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文化的融合正是大势所趋。各民族间的文化进行着相互的渗透、包容和融合。随着两种文化间的相互交流，有些文化图式对于的语读者可能一时不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交流的增多，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因此，原先无法互通的某种文化现实可以因为该文化本身的被认知和被接受而使传译变为可能。例如，英语文化中的“掉鳄鱼眼泪”和“武装到牙齿”现在在汉语文化中便得到了很好的“容纳”和“融合”。外来语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起初外来语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图式被试图移译到另一种文化中去时，定义、解释则是无法摆脱的“累赘”，然而当它特有的文化含义逐渐被的语所“容”和“融”，注释便成为无用，随之而去的便是所谓的不可译性。

3．文化图式的翻译

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包括三层意思，即源语文化图式可理解、译者可表达、的语读者可接受。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激活自身与源语文化相关的图式对源语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然后将其转换为的语读者可以接受的文化图式。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可以接受”既指的语读者的即时接受，也指通过一定的文化交流过程的长时接受（如前面提到的“武装到牙齿”）。左飚（1999：17）提出了翻译文化要把握好“度”的原则：在准确传递文化信息的同时，尽可能保留原作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在译入语读者明显不能接受的情况下，大胆采取变通的表达方式；根据原作的题材和体裁以及译作的目的和功能，调整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笔者根据研究与翻译实践认为，文化图式可译性主要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A-A对应法、A-B对应法和A-Zero对应法。前面两种方式均利用了的语现成的文化图式，属于的语读者即时接受的范畴，最后一种方式则丰富和发展了的语的文化图式，属于的语读者长时接受的范畴。下面就将它们的具体运用分别阐述并例释：

（1）A-A对应法

所谓A-A对应法（一一对应法）指的是用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式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式，这种方法译者容易运用，的语读者容易理解，但是它的使用条件必须限制在翻译那些操两种不同语言的民族有着相同或至少类似的文化认知的语料。例如：汉语中的“自食其果”、“祸不单行”与英语中的eat the fruit of one's own doings，misfortunes never come singly所表示的文化图式几乎对等，因而它们可以直接互译。又如，英语中的Easy come，easy go.，Practice makes perfect.，Example is better than precept.与汉语中的“来得容易，去得快”、“熟能生巧”、“身教胜于言传”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也同样可以直接互译。

（2）A-B对应法

有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尽管在思维方式上有一种“默契”，创造出同样的文化图式，但在表达的方式上往往有些差异，这种情况下的译文便需进行一定的调整，即：用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式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式。这种方法称为A-B对应法（交叉对应法）。这种翻译对于译者来说只要真正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式进行解码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语文化图式，传译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根本不会对的语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例如，When in Rome，do as the Romans do.可译为“入乡随俗”；spend money like water 和burn one's boats 可译为“挥金如土”和“破釜沉舟”。又如，英语电影《Waterloo Bridge》，其中文译名为《魂断蓝桥》，含蓄自然、韵味无穷。但如直译成《滑铁卢桥》，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历史以及硝烟弥漫的战场。可这部电影却是一首凄婉动人的爱情悲歌，何况片名中的大桥位于英国伦敦，拿破仑却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被威灵顿打得一败涂地。为了避免误解，译者根据内容，借用我国“蓝桥”的典故来改换Waterloo Bridge 这一文化图式进行A-B对应翻译。可以说，《魂断蓝桥》这一译名倾注了译者的文化情感，非常贴切地表现出影片的悲剧内涵，堪称我国翻译艺术中的极品（唐振华，2000：48-49）。类似的例子还有：lucky dog（幸运儿），little bird told me so（道听途说），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castle in the air（空中楼阁），at sixes and sevens（乱七八糟），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箭双雕），paint the lily（画蛇添足），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己所不欲，勿施于人），no smoke without fire（无风不起浪），white day（黄道吉日），as strong as a horse（力大如牛），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等等。

（3）A- Zero 对应法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式在另一种语言里一时空缺，要使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需采用A-Zero对应法（零对应法或创新对应法）来进行翻译。这种翻译更有意义，因为它正好促进了各民族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为文化的相互促进和融合，为文化的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作出了重要的贡献。A-Zero对应法指的是在的语中创建新的文化图式来翻译源语所蕴涵的文化图式的翻译方法。首先，可以采取直译的方法，将源语图式直接介绍到的语中来。例如：来自欧洲文化的ivory tower，比喻一种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在文化交流的作品或环境中经常译作“象牙塔”，经过一定的时间，该词语的典故已被汉语文化界广泛认识和接受；出自伊索寓言《狐狸和葡萄》（The Fox and the Grapes）中的sour grapes 被直译为“酸葡萄”，现在国人都能将其视为一种“得不到某种渴望的东西而强自安慰的心理”文化图式；而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48年写的论文《致青年商人》（To Young Tradesman）中的一句名言Time is money被直接译为的“时间就是金钱”更是许多当代汉语读者的座右铭。其次，可以采取直译加注的方法。如果译者首次翻译的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图式或源语文化图式尚未被的语读者所普遍接受时，可采用这一方法。例如，1998年出版的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收录汉语中“纸老虎”的译文便是paper tiger-a person or thing that appears threatening but is ineffectual.；又如baby kissing被译为“吻婴儿（指的是在群众中吻婴儿，作为一种建立公众关系的举动）”，tree house被译为“树屋（原来一直是儿童的天地，20世纪90年代，环境保护者为阻止砍伐树木而在树上建屋，tree house成了一种防御性的建筑与环境保护活动有关）”，blue box被译为“蓝箱（指的是收集可再生废物的蓝色箱子，作为城市废物回收利用计划的一项措施）”，red route被译为“红路（指的是为缓解伦敦主要道路交通拥挤的一种交通管理方法）”，gap year被译为“间断年（指的是中学毕业生在进大学前参加社会实践的一年）”，等等。再次，可以采取音译的方法。例如，通过音译中国的“奇花”qigong，taiji，wushu，kung fu，fengshui，jiaozi等已在英语国家的大地开放，外国的“异草”逻辑，黑客，克隆，基因，酷，脱口秀，可口可乐等也已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最后，可以采取移译的方法，也就是说将包含一定文化图式的源语词汇直接移植到的语中来。现在中国医院里普遍使用的C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是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类似的例子还有CD，VCD，WTO，OK，E-mail，Internet等，它们既可出自中国人之口，又可在中文媒体中经常听到或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