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意译探源
蒋 烨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意译作为翻译的一种方法,要求译者尽可能保存原作形式但又不受原文形式的束缚,而且要力求保存原作的内容、风格、感情和意境。本文从语言的自身差异、译者的个性色彩和时代对译者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对文学作品中产生意译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学作品;意译
一、引言
“信、达、雅”为一般翻译之标准,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要求更高,用翻译界的一句话来说即“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文学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自其产生至今,人类的文学翻译实践就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选择:要么是追求逐词对译但在美学上不等值;要么就是追求艺术上的等值却在意义上可能偏离原著。对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选择而有了直译与意译之说。恐怕是自有人类的翻译实践至少从有案可查的笔译算起来,直译与意译便一直存在的了。而从翻译方法论而言,在我国,直译与意译之争,至少可以追溯到佛经翻译时期(罗新璋,1984)。在我国翻译的长河中,直译意译此起彼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黄雨石(1988)认为,“所谓直译就是逐字译,也就是英语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由于这是一种字对字的翻译,所以,一、不必一定考虑整个句子的涵义。二、译文完全保留下原文的语言形式,做到和原文字面相似,结构相同。至于意译,首先是译出原文涵义,不一定要保留原文形式,不要求做到和原文字面相同、结构相同的翻译了。”在意译中,译者往往追求的就是原作的“神骨”,对其“形貌”则不太在意。意译的产生既有译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有语言和社会文化等客观因素。下面我们将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产生意译的原因。
1.语言自身的差异
翻译作品,忠实当然是一项指导原则,但绝对忠实实乃不可能之事,任何翻译都会与原文存在着一些差距,尤其是诗词的翻译。要保存原文的精神并使它穿上另一种语言和形象的外衣,既不能使言语诘屈聱牙,也不能使思想和形象模糊变形。这一点于译者来说,是极难做到的。第一,SL与TL本身的差异。众所周知,各种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它的语音、语法、词汇的基本系统和运作方式,不过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实,语言方式、习惯的不同,包括用词不同、比喻不同、联想不同才最难处理。由于这些不同,使我们翻译时很难,有时甚至根本不可能将原文信息所表达的内容、思想、感情完全地、毫厘不差地移植到译文信息中去。所以原文与译文不可能完全一样。第二,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任何两种语言的词句很难在文体、感情色彩、抽象程度及评估尺度等方面完全对等。所以,在不同语言文本的转换中,一种语言所蕴含、体现的文化内涵不可避免地会至少部分丢失,而另一种语言所蕴含和呈现的文化内涵,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大量渗入。例如,“dragon”这个词,它的本意是“龙”。西方人认为“龙”是“邪恶巫术”象征,所以在英语中,用“dragon”来描写人时,它形容人的“邪恶”,有时也指某人是老妖怪,用于骂人。而在中国,人们都认为“龙”是中国的神,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所以当我们使用“dragon”一词时,多用来指中华民族的精髓,这正是由于文化传统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信息接收产生偏差,从而有可能导致翻译的不忠实。第三,民族心理特征的差异。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西方人写作时风格直率、坦诚,不绕圈子,这也与他们豁达的性格有关。而中国人则偏向于细腻、委婉的风格。因而要把两种不同的心理特征溶合起来,绝非一件易事。
两种语言间的客观差异往往迫使译者采用意译的手段,以期传达出原作的意思。例如,张振玉曾举梁译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段第二幕第四景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的是hare一字:
Romeo:What has thou found?
Mercutio:No hare,sir.
梁将其译为: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
在译本后,梁实秋加注说:“原文hare,义为‘兔子’,但在俚语中义为‘娼妓’。为表达此双关意义,勉强译为‘野鸡’”。把“兔子”译成“野鸡”似乎不妥,但联想到“野鸡”与“野妓”谐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为梁先生的机智高明而叫绝了。
再以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中的两句诗为例,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这里,“晴”与“情”谐音,诗人一语双关,似说天“晴”,实诉爱“情”,但又只是一种意会,用英语很难传递出这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郭著章先生把它译作:
To my west it rains while to my east the sun’s seen,
Which makes a lass see“he is half in love with me”.
郭先生认为第一行译出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和“道是无晴还有晴”的字面意思;第二句则译出了双关语的另一层意思“道是无情还有情”。郭先生采用了意译的手段,其译文在表意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中国古诗的意境,正如唐朝诗人戴叔伦所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不能说没有变味。原作中,诗情诗意,浑然天成,而译文“he is half in love with me”,虽勉求传意,但原作中朦胧不清、飘忽不定、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意味则丢失殆尽。闻一多先生在评论日本译家小佃薰良的唐诗翻译时,曾表示任何翻译唐诗的企图都可能是徒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中文的“浑金璞玉”,移到英文里来,就便成这样的浅薄,这样的庸琐?我说这毛病不在译者的手腕,是在他的眼光,就像这一类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禁不起翻译的。你定要翻译它,只有把它毁了完事!
再如许渊冲为了证明他的“三美”论对Waley和他译的白居易《红鹦鹉》作了比较。为了便于认识三美论和诗体翻译的实质,我们不妨先细读他们的译文:
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
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
Sent as a present from Annam…
A red cockatoo
Colored like the peach-tree blossom,
Speaking with the speech of men,
They took a cage with stout bars
And shut it up inside.
And they did to it what is always done
To the learned and eloquent.
Tr.Arthur Waley(1929)
Annam has sent us from afar a red cockatoo,
Colored like the peach blossom,it speaks as men do.
But it is shut in a cage with many a bar
Just as the learned or eloquent scholars are.
Tr.Xu Yuanchong(1984)
从理论上说,英译一首汉语律诗,不可能再现诗体形式,因为汉英之间不存在相同的诗体形式;唯有译成一首标准的英语格律诗,才可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形式等值。再说,诗的形式一般指一首诗的外形视像和内含韵律,而韵律,在汉语中格律诗指一首诗固定的平仄与押韵格式,在英语中格律诗指一首诗固定的音步,即轻重音搭配的格式,以及押韵格式;所谓诗歌比散文整齐,就是体现在这些固定的格式上。许先生所谓的“形”只指外形视像,“音”只指行末押韵。许译《红鹦鹉》似乎并不以传达意美为充分条件。诗之意美在于如何说,而不是说什么。传达意美就是注重再现诗人独具匠心的表达方式,即白居易说的“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红鹦鹉》之意美就在三、四句。第四句是点题,诗人本是借题发挥,实为慨叹人生。而最能体现三四句情趣的,就是“笼槛何年出得身”这一富有艺术性或“意美”的说法。闻一多说:“一首绝句的要害就在三四两句。对于这两句,译者应当格外小心,不要损伤了原作的意味。”而要传达意味,“不是仅仅用平平淡淡的字句一五一十地将原意数清了就算够了”(《诗词翻译的艺术》)。两种译文,不仅没有弄清楚三、四句的意思,连“笼槛”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没有数清楚。不说“鸟笼”,而说“笼槛”,此诗最值得玩味的诗意就在于此。槛,牢也,故囚车曰“槛车”(cart with a cage for prisoners)。用“笼槛”暗指“牢笼”,也就是许先生说的“深层结构”。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许先生,而是在探讨怎么译才算真的达到“信、达、雅”。一首好诗,往往是“意中有境”,“境中寓言”,读后沁人心脾,耐人寻味。有鉴此,译者在翻译时,应该充分发挥想像力和直觉的作用,对原作心领神会,而移情于自身,把原作的艺术美表现出来。真正的译诗,就是努力用另一套语言系统来再现原诗的“意美”,或者说“诗境”。这一点较之“音美”和“形美”来说,相对比较容易办到。因为“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即“语言背后的语言”。不管人们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文化背景有多么大的差异,人们对于自身以及对与世界的认识过程还是相似的,是共通的。这才使得翻译成为可能。音乐之所以被称之为世界的语言,正是因为它跨越了语言的障碍,以直接的方式打动人们的心弦,引起听者的共鸣。而诗歌的真正音乐是它的诗意,一首好诗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和感慨。
2.译者的个性色彩
雨果说过:“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风格,那么伏尔泰、帕斯卡尔、拉封丹、莫里哀这些大师身上,还将剩下什么呢?”风格是一个作家的标志,尤其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标志。因此,要将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风格总是需要译者考虑的要素之一。可是,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来谈何容易!由于两种文字的不同,特别是东西方文字的巨大差异,可以断言,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综观我国的翻译作品,有哪一部做到了完美地传达原作者的风格了呢?朱生豪、傅雷这些大翻译家已经把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风格翻译出来了吗?不要忘记,风格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不同,必然会使风格产生变化,这就给翻译者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
一个翻译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将原作的风格传达出来,因为风格与原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倘若传达不出这种风格,译品就会缺少点什么。你总不能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译成纤弱柔美的风格吧,那就太失真了。但是,他的浑厚、雄健、博大又混杂着庞杂、粗疏、用字不够讲究,这些难道都要一股脑儿表达出来吗?这样只会使读者感到译文有问题,译者的文字修养欠火候,而不会认为这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所以,译者翻译时是有所取舍的,他要考虑到文字的优美,常常会“拔高”一下原作,而很少会“硬译”到底的,更不用说意译派把译文的优美放在第一位,不断做拔高的工作。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作家的风格不必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介绍过来。
既然译者有自己的文字风格,那么他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就很难做到克服自己的文字风格,而用另一种文字风格去翻译另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总是用同一个笔调。当然也有例外,如傅雷在翻译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时,能够很好地把原作的讽刺幽默表达出来,这就表明傅雷的翻译水平确实很高。聪明的译者会选择自己拿手的体裁来翻译,例如杨绛就擅长翻译流浪汉体小说。
就拿莎剧翻译来说吧,同是一句讥讽过分注重打扮的女人的话:“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在年轻气盛的才子钱钟书的笔下译为“爱面子而不要脸”,而在新月派绅士梁实秋的笔下却是“上帝给你一张脸,你自己还要造出另一个面孔”。钱先生的尖刻和梁先生的谨厚跃然纸上。可见,译者的才情、生活学习的背景生活阅历及态度对其译作有影响之深。正如优秀的创作作品必须具有作者鲜明的个性色彩,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也同样带有译者强烈的个性色彩。译者强烈的个性使他们在翻译中有意或无意地依照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情趣和思维定式来理解和呈现原作者的思想,因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意译的手段。钱、梁两先生的译笔还只是个人心性的自然流露,他们还没有张扬译作必须超越原作的豪情,但西方翻译史上,早在古罗马时代,翻译家们就极力主张译作必须与原作竞争,应该超过原作。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翻译家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1513~1593)先后用了17年的时间翻译古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获得极大成功,拉辛和莎士比亚都从其译作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这部译作之所以在欧洲翻译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主要原因是它体现出的是阿米欧强烈的个性色彩和高妙的语言天才。倘若比照原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风格上,甚至内在精神实质上,译作中意译之处极多,无怪乎一些文史学家将阿米欧视同为作者。
3.时代对译者的影响
人是社会中的人,译者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而存在,因此,译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均会影响译者的翻译过程,使译作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所处时代的投影,进而使译者在形式和思想上均会进行意译,致使译作与原作背离。译者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语言知识,其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如巴斯纳特(Bassinet)和勒弗维尔(Lefevere)所说的: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样地,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
下面分析《简·爱》的两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李霁野译)和20世纪90年代(由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选择的。
原文:I continued the labors of the village school as actively and faithfully as I could.It was truly hard work at first.Some time clasped before,with all my efforts,I could comprehend my scholars and their nature.Wholly untaught,with faculties quite torpid,they seemed to me hopelessly dull;and at first sight,all dull alike:but I soon found I was mistaken.There was a difference among them as amongst the educated;and when I got to know them,and they me,this difference rapidly developed itself.Their amazement at me,my language,my rules and ways,once subsided,I found some of these heavy-looking,gaping rustics 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Volume III,chapter VI)
译文:
我尽力忠实积极地继续乡村学校的工作。一上来确是艰辛的工作呵。我费尽全力,过了些时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全没有受过教育,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在我看来,是笨得没有希望了;上来一看,全是同样笨;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错了。她们之间有一种区别,就如同在受教育的人之间一样;在我渐渐了解了她们,她们了解了我的时候,这种区别就迅速显明出来了。她们对于我、我的言语、规律和习惯一不大感惊异,我发觉这些张着嘴的笨样乡下人中,有几个倒觉悟过来,成为十分伶俐的人了。(李译本P451)
我继续为办好乡村学校尽心尽力,起初确实困难重重,尽管我使出浑身解数,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了解我的学生和她们的天性。她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都很迟钝,我觉得这些人笨得无可救药。粗粗一看,个个都是呆头呆脑的,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就像受过教育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一样,他们之间也有区别。我了解她们,她们也了解我之后,这种区别便很快不知不觉地扩大了。一旦她们对我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再感到惊讶,我便发现一些神态呆滞、目光迟钝的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黄译本P336)
在李译本中,“torpid faculty”变成了“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变成了“觉悟”。李霁野不可能不理解原词的意思,他对这两个短语的翻译显然是有意的误译。他的这种误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民正在与旧的社会制度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当时的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一革命目的。当时的许多作家和翻译家都用笔作为革命的武器,唤醒中国民众的灵魂,使更多的人加入到革命行列中来。
黄源深将“torpid faculty”译成“官能都很迟钝”,“wake up”译成“蜕变”,黄对这些词汇的解释符合20世纪90年代中国读者的情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人们渴望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过丰富多彩的生活。
二、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翻译中意译存在的这些原因,译者就应该对原作的翻译采取正确的态度与方法,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钱老先生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为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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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ee translation,as a method of translation,requires translators to preserve the form of the original but not to be bounded by it.Translators should keep the content,style,emo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al.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 of the free translation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ors and the impacts of the times on the translators in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literary works;free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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