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认知模式与语篇连贯

4.5.3　中西认知模式与语篇连贯

思维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深层的表现有情感、意志等暗流及更深的以潜意识存在的观物态度，而其浅层的表现即为语言。思维的概念与语言的词或词组相对应;思维的判断与语言句子相对应;思维的推理与语言复句和句群相对应。不同民族的思维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有共同性的一面，其共同性来自于人类大脑构造和功能的相同。除此，人类社会发展大致相同，这为思维反映的内容确定了共同的基础。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重综合轻分析、重整体轻部分;宁愿把分散的东西综合起来看;这样他们就更不可能在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中划出所谓现象和本质，找出一个二元对立。古人的思维方式也倾向于将情感意向和认知放在同一个过程中;思维本来应当是一个逻辑运思和推理的过程，但是古代中国人受特殊宇宙观、世界观的影响，让主观情感较大地影响了思维进程;思维更多地表达了主体的需要、态度和价值观，表现了主体情感的好恶。

“思维方式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学时，本土传统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像思维和认知方式与外来文化仍有抵触，而且这种抵触也是很难消失的。”(张卫中，2000:171)任何一种类型的思维模式，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中，因人们思维活动的逐步演变和长期积演而形成的。如:

(60) The village of Marlott lay amid the northeastern undulations of the beautiful Vale of Blake more or Blake more aforesaid，an engirdled and secluded region，for the most part untrodden as yet by tourists or landscape-painter，though within a four hours'journey from London.

(Hardy: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译文:前面说过的那个美丽的布雷谷或布莱谷，是一处群山环抱、幽静偏僻的地方，虽然离伦敦不过4个钟头的路程，但是它的大部分都不曾有过游历家和风景画家的足迹。马勒村就在它东北部那块起伏地带的中间。(张谷若译)

这段中译与原文有根本的区别:英语直截了当以主题“马勒村”为主位，先远涉伦敦，再迂回到近旁的、作为主题的“马勒村”。西方小说家在作品中，总是极力透过具体的社会现象，以宇宙、自然的本原构成来解析这一现象，指出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结论。西方小说的理性精神、理论色彩重，使它更富于纯粹哲学思辨品质。

所谓直线型，就是先表达出中心意思，由此展开，即英语所说的，或层层推演或逐项分列，后面的意思由前面的语句自然引出，英语长句的“叠床架屋”式的结构最典型地表明了这种思维逻辑。

(61) But I would like to do the same with the acclaim too，by using this moment as a pinnacle from which I might be listened to by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already dedicated to the same anguish and travail，among whom is already that one who will some day stand here where I am standing.

(W.Faulkner: Acceptance Speech)

译文:对于人民给予我的赞扬，我也想作出同样的回报:借此国际学界的最高盛会，请业已献身于同样艰苦劳作的男女青年听我说几句话，因为在他们中间，将来站在我现在所站的讲台上的人已经产生了。

这句的“叠床架屋”式构架尤为突出，它借助斜体词语的词汇语法衔接手段，引出新信息，达到对主题的全面说明，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和语篇(何善芬，2001)。在翻译时，我们必须进行调整，也就是译界常说的异化翻译方法，否则就会违背两种语言的根本特点，造成误译。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一个民族在进化中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形成了相对古代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其他构成要素如器物和风俗习惯相比，人的思维方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即便文化的表层建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它仍能顽强地保持着某种连续性(张卫中，2000:156)。有些人说我国传统章法的“起、承、转、合”就是Kaplan说的螺旋型，我们认为是基本符合的，虽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的理由并不充分，他们认为Kaplan所说的螺旋型是“开放的，绝不直接接触中心”(见高远，2002: 280)。关于这一点，潘文国教授还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汉语重形合英语重意合就造成了英汉翻译中的一个独特技巧:增译和减译的问题。减还好办，增加的东西由于原来是隐含在汉语中，由于各人的理解不一样，增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分歧(潘文国，1997:338)。他以元稹的一首诗为例。

(62)行宫　元稹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Ⅰ.At an Old Palace(Herbert A.Giles)

Deserted now the Imperial bowers

Save by some few poor lonely flowers

One white-haired dame，

An Emperor's flame，

Sits down and tells of bygone hours.

Ⅱ.The Ancient Palace(W.J.B.Fletcher)

The ancient Palace lies in desolation spread.

The very garden flowers in solitude grow red.

Only some withered dames with whitened hair remain，

Who sit there idly talking of mystic monarches dead.

他指出这里添加的时候最麻烦的是宫、花、人在原文中不成问题的，译成英语时却要确定是单数还是复数，于是有趣的事情就出现了，Giles译成了单数，是一个宫女在讲故事(听的对象也许是诗人)，Fletcher译成复数，变成几个宫女在谈论王朝轶事。恐怕这样的翻译我们无法判断谁对谁错，类似的翻译也恐怕是汉语诗歌翻译的一大难题。

中国人传统宇宙观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天人合一”;在中国人看来，人和宇宙万物都来自于道，主体自身就是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观是“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的气一元论。中国的自然观强调气的连续性质态，认为“气有动之所役，犹水有波之性”，“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万物皆“一气之所役，阴阳之所分”。儒家的人“与天地参”以及“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张再林在《中西哲学的歧异与会通》一书中指出(2004:108):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的本质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中国语言哲学坚持，语言的本质并非是之于对象内容的指示，而是人类自身工具的使用。这一语言工具论思想早在中国古代的先秦就已经初见端倪。中国人的语言观与其说是语言指示论的不如说是工具论的。其二，中国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的意义并非是确定性的而是非确定性的。这一点，无疑也是中国语言哲学之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语言哲学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其三，中国语言哲学主张，语言与其说是具有严格的语法规则，不如说是没有其严格的语法规则。就其表述形式而言，中国传统的语言没有数、格、性、时等方面的精密和繁琐的规定，缺乏分词、连词、关系代词，以及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的界限含混不清。正如德里达说，中国语言文字具有一种“超乎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特征。其四，中国语言哲学强调，语言意义实现的最高宗旨不是主客符合而是主体间的相契交流。文名从礼，语言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表达形式(文名)，终归不是与认识论的真理的“理”而是与社会学的伦理的“礼”联系在一起的。

刘宓庆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悟性思维风格也必然导致汉语表达手段的广泛的模糊化，其主要表现如下。

1)词性模糊化:汉语的词究竟可以不可以按词性分类，至今还有争议。2)语义的模糊化:词语运用中依仗悟性定夺形成语义范围界定不明。3)句法成分的模糊化:其中包括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的定性，有时会成为模棱两可、莫衷一是的“疑案”，这在英语中是极个别的，但在汉语中则极为普遍。4)单复句的定界的模糊化:由于汉语缺乏表示并列复合、主从复合的标记手段(这在英语中是很完备的)，因此遇到许多句子结构就只能凭直觉来“感觉”它是什么样的句子。比如“我并没说什么，不过说了几句玩话”(《红楼梦》)一句，有认为是单句的(黎锦熙)，也有认为是复句的(吕叔湘)。这里显然有一个语法规范定界的模糊性问题(见刘宓庆，1992:328-329)。

王力说:“在中国词的形式上，咱们辨别不出抽象名词的特征，它们是和形容词或动词完全同形的。剩下来，只有哲学上的名词如‘道’、‘德’、‘品’、‘性’等，才是真正抽象的。如果说中国有抽象名词的话，就只有这极少数的几个了。”(王力，1942:128)

王力先生的这段话确实道出了汉语的一个重要特色:“实”、“明”、“直”、“显”、“形”、“象”的表达法，即措辞具体、涵义明确，叙述直接，常常借助于比喻和形象，因而比较平易、朴实。具体说来，汉语往往采用如下的手段来表达英语的抽象词义:1)用动词取代抽象名词; 2)用范畴词使抽象概念具体化; 3)用具体的词语阐释抽象的词义; 4)用形象性词语使抽象意义具体化。

可见，汉语的形态模糊程度高，模糊性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语言学家、哲学家对此都有一些论述。诚如洪堡特所说:“语言犹如民族精神的外部体现，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也就是民族的语言。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找不出更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