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性与理性的认知特征

4.6.4　悟性与理性的认知特征

刘宓庆先生(1991)指出:“对比语言学理论研究应当是多层次的，即语言结构表层、表现法(中间层次)和思维方式、思维风格(深层)三个层次。语言差异绝不仅仅是一个表层结构问题，它牵涉到我们的文化所衍生的喜闻乐见的表现法，更牵涉一个民族的历史、哲学所衍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对比研究应该贯彻层面透视法。我们的对比研究除了必须紧紧把握住对异质性特征的深入探究以外，还有一个也属于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即对比研究如何摆脱类比，突破仅止于语言表层结构的视界，向语言的‘纵深地区’推进我们的探索。看来，只要在方法论上进行调整革新，才有可能摆脱对比语言学往往在形式上兜圈子，满足于从形式到形式的‘浅尝辄止’式的分类学比较的因袭框架。”

其实，如果透过表层，把语言看作一个有纵深的透明体，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实际上是紧紧地附着在思维这个有无限纵深的基础之上的结构体，语言受思维的支配，它是处在交际中的人的思维的载体。而人是社会中的一员。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必然具有这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我们可以统称为思维的形态。思维形态是一种历时的产物，又是一种共时的现象。它是无时无刻不在支配语言表现并模式化为语言表层结构样式的深层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生成的哲学机制(刘宓庆，1991)。他把语言对比划为三个层级，认为对比语言研究要摆脱从形式到形式的类比分析法，就必须突破将语言仅仅视为单层面的因袭观念，对比语言研究应该在以下三个层级结构中进行(刘宓庆，1991):

1)语言表层——语言表层结构:形式结构层，表现法的基本形式手段和句法形式手段;

2)中介层——表现法系统:中介层，思维赋形为语言时的模式化表现手段;

3)语言深层——思维形态:基础结构层，语言的哲学机制。

潘文国教授也指出:“就语言研究来看，理论研究有三个层面。一是具体语言规律的层面，具体语言的语法、具体语言的音韵构造规律等等;二是普通语言学的层面，归纳各种语言的具体规律，抽象出较为一般和普遍适用的规律;三是语言哲学的层面，从更深一层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研究客观世界、主观意识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一层深似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后一层是指导前一层研究的基础。具体语言规律的研究要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要以语言哲学的研究作为前提。”(潘文国，1997:359)

我们认为潘文国先生、刘宓庆先生的话非常有道理。语言是以特定的民族形式来表达思想的交际工具。人类思维中概念的形成，推理的展开，都需要有语言形式的“包裹”才能巩固下来，人的认识才能推进，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必然深刻影响与之相应的语言形式(申小龙，2000:45)。正如萨丕尔所说:“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萨丕尔，1933)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文化精神上的通约性。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是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中的总和，由它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萨丕尔，2002:205)。

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这是强调悟性教育的最好说明。老子强调“无”中生“有”，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古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庄子强调“得意妄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庄子·外物》)。及意不可言传:“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过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这些思想对中国人重“悟性”、重“微言大义”、重“言外之意”，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的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影响(潘文国，1997:361)。

汉语重悟性的突出表现是意合，语篇中可以连连出现文字上的跳脱，而意念流大体仍然脉络清楚，只是跳脱部分，要全凭“悟性”交流，即所谓的“意序”。有些语类的语篇，由于跳脱很多，联结部分几乎都潜隐化，特别是主语、代词和连接词等。如:

(71)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象花针，象细丝，密密地斜织着，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朱自清:《春》)

这段话隐去了指代词，即后呼应接应信息，隐去了转折接应信息和动词时体标记，隐去了从属和领属关系接应信息，把它们补充出来则是:

(72)雨是最寻常的。(雨)一下就是三两天。(不过)(你)可别恼，(你试向外边)看，(它)(正下着)，(它)象花针，(也)象细丝，(它)(那么)密密地斜织着，(以至于人家的)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如果我们把补充出来的这段话念一遍，就发觉它不像是自然的汉语句子，不像汉语自然的语篇，且索然无味了。这些补充出来的部分就全靠读者自己去领悟，去体会，这是之所以我们把汉语语篇称之为“体悟模式”的最根本的原因。

再看另一个例子:

(73)阿Q没有家，(他)住本庄的土谷祠里了;(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人家叫他)割麦(他)便割麦，(人家叫他)搓米(他)便搓米，(人家叫他)撑船(他)便撑船。

(鲁迅:《阿Q正传》)

(74) Ah Q had no family but lived in the Tutelary God's temple at Weichuang.He had no regular work either，simply doing odd jobs for others: If they asked him to cut whea the would cut it; if they asked him to grind rice or punt a boat he would also for them.

不论何种文体，汉语省略的情况，都比英语多(彭宣维，2000: 98-102)，而使用代词回指的情况又比英语少(胡明亮，2006:43)。熊学亮也指出，在表达同一主题的话题的语篇中，用语言材料量较少的词语或语言成分(如代词、零词语等)，代替语言材料量较多的语言成分(如名词、名词性短语或子句)，似乎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只是英语较多使用代词，起前指作用，而汉语则较多使用零词语，起前指作用(熊学亮，1999:13)。下面是熊学亮举的例子(1999:12)。

(75)苏小姐一向瞧不起这位寒碜的孙太太，而且()最不喜欢小孩子，可是()听了这些话，()心上高兴，()倒和气地笑道:“让他来，我最喜欢小孩子。”她脱下太阳眼镜，()合上对着出神的书，()小心翼翼地握住小孩子的手腕，免得()在自己衣服上乱擦，问他道:“爸爸呢?”小孩子不回答，()睁大了眼，向苏小姐“波!波!”吹唾沫，()学餐室里养的金鱼吹气泡。(钱钟书:《围城》)

这段话里的括号就表示省略了的代词现象。前面部分说的是苏小姐的情况，到后面就转向那个小孩子，尽管省略了代词，但这里的指称是很清楚的，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正是因为汉语的这一特点，在汉译英时就应该把汉语中省略的代词增补出来。同时，省略作为一种衔接手段，作用于语篇，又依赖于语篇，受制于语篇。在翻译时必须格外小心，以免造成误译。

罗常培认为，语言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多方面联系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和别的现象绝缘，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各现象间必得彼此联系，交互影响，才能朝着一定的途径向前推进。语言既然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当然也不能超越这个规律，所以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1950:88)。

中国传统思维非常重视了悟，非常重视悟性。汉语语篇常常不是凭借严谨的形式分析而是靠“悟”出个关系来，叫做“悟达”。我们也常常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直觉思维”。人的直觉来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经验，由直觉感受到的主体印象往往可能反映客体的若干特征。“汉语和英语在表达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这在哲学上的背景就是汉民族的思维习惯重悟性，而英语民族的思维习惯重理性。”(潘文国，1997:361)庄子提倡的也是这种超越理性思维的感觉经验，也就是悟性经验。庄子提出要“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知北游》)，贬斥“形”的意义。中国传统思维重悟性和直觉形成了思维定势，对汉语的模糊化影响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