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翻译活动对日本文化发展的影响

李会珍

摘要：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在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翻译活动，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影响；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僧人传入民众的。奈良时期，中国的音乐歌舞——散乐传入日本，与日本传统歌舞结合，演变成“能乐”。书法等艺术也为日本人所喜爱。中日两国文化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当时都是农耕民族，都受儒教的影响，都使用汉字，都使用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甚至许多传统节日也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一、唐代中日文化交流

自隋朝始，日本开始吸收中国文化。中日交流文化史上，共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唐朝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时，日本同唐朝交往的主要方式是派“遣唐使”，大批的留学生和学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自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先后派“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赴日使者6次，合计19次。唐朝的律令制度、学术文化、科学技术以至某些风俗习惯陆续传入日本。公元5世纪，日本开始使用汉字，以后日本人民又逐步简化汉字的楷体和草书。我们从教材中出现的一段日本地理教科书的课文，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汉字，而且字意同汉语基本一致；从日本奈良时代的服装形式也可以看出唐代服装对日本服装的影响。

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二、甲午战争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中日本文化交流与翻译活动

第二次高潮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高潮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么第二次高潮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

甲午战争，小国日本打败满清帝国，震惊了世界，也振奋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日本著名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内村鉴三等人都为日本赢得一场“文明的圣战”而欢呼，执政者伊藤博文等人也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标志着日本的西化成功了。但是由于俄、法、德三国联合起来，迫使日本归还辽东，使日本人顿悟文明的西方世界并无“正义”与“公理”，只有“强权”，许多欧化主义者、国粹主义者转化为国家主义者。无论是明治初期的脱亚论还是此时的兴亚论，都是轻视中国文化，重视西洋文化，希冀与西方再争长短思想的产物。在这种社会趋势下，一般日本人认为汉文汉学有碍于日本对欧洲近代学科的学习，再加上从幕府时期由于当时日本人随意使用假名文字记录发音，造成日语本身的混乱，在国学家中间掀起了国字改良运动。由于汉字的繁杂难记，更由于简便合理的罗马字体系所代表的兰学等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国字改良论往往与汉学排斥论联系在一起。明治以后，中国文献已经不能吸引日本翻译家的兴趣，1896—1911年期间，日译中书仅16种，而日译西书达1469种，东西失衡，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中国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朝野上下痛感变法图强之必要，认为引进泰西法政新学是先决条件。所以当时中国向日本、英国、美国等国都派遣了留学生，而以日本最多。张之洞在《劝学篇·广译》中指出：“各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效速。……译西书不如译东书。”1896年京师同文馆增设东文馆，正式着手培养译才。翌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其翻译对象“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20世纪初来华受聘充任中国各地军事、外交、法政、农业、教育等各方面顾问的日本专家也为中国翻译了相关书籍，在清末翻译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中国的翻译事业也有所贡献。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只翻译了一册日本经济方面的书籍。而甲午战争之后，为了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和文化，大量的日文书被翻译，内容涉及哲学、法律、文学、教育、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个时代日本人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日文学术研究著作也被大量翻译，如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等无不以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广博、确凿的论证方法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很高评价。

三、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后的日本文化发展与翻译活动

19世纪中叶先后发生了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之间在政治上处于不幸状态，但民间交往不断，在1920—1930年间的中日文化交流当中，日本是以先行者的姿态出现的。当时中国革命志士当中的很多人是通过日文书籍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学说，从而滋生了革命思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潮也是经由日本传来的，中国几乎翻译了日本这方面的所有重要著作。李达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萨孟武翻译了《马克思十二讲》，对于中国了解和传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日本的杉山荣、山川均、界利彦、河上肇等人的著作一译再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就曾经受到河上肇的影响和启发。日本的幸德秋水认为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运动，才有日本的革命，所以他期待着中国革命，翻译了孙中山的《革命潮》。中国革命受到日本人的重要影响，其中日本社科书籍的汉译对中国影响最大。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很多学术术语如近代化、工业化、封建主义、共产主义等名词都是从日本传来的。在翻译西方著作时，日本人以汉字的中国造语法来翻译、创造了许多汉语原本没有的新词语，最终成为汉语的一部分。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日本感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的理解很重要，开始重视中国社科书籍的翻译。

四、一战后的日本文化发展与翻译活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人对西方文明本质的疑虑加深，社会开始回归传统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日本社会对佛学的兴趣提高，所以1912年以后的日译汉书，以佛教经典为大宗。中国文学的翻译也是重要一环。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此时期第一次被译成日语，如《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有些日本文学大家如幸田露伴、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有深厚的汉学修养，在翻译事业方面也发挥了不同凡响的水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也吸引了日本学者的兴趣。日本新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积极从事中国文化和新文学的译介工作，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数十位新文学作家如林语堂、周作人、鲁迅、沈从文等人的作品译成了日文。

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日本都最重视对方的政治经济，其次日本人重视中国的文学、哲学，而中国则偏重于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翻译日本书籍是为了通过日本观察西方和世界，接受西方的知识学说；相反，日本翻译中国书籍是为了发掘中国国情，为其侵略目的服务。单纯就翻译事业来看，当时日本吸收西方文明，视中国为落伍者，翻译的整体趋势是轻中重西的。同时战后中国文献的翻译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古典文学方面的丛书纷纷问世，有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0余卷，《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0余卷，筑摩书房的《世界文学大系》收入《中国古典诗集》2卷及《中国散文选》，让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也有长足的进步，鲁迅译本多达80余种，郭沫若达50余种，老舍也有30多种，连赵树理、高玉宝、浩然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为世界翻译文学的罕见现象。还有一批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的文献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首次被翻译，中国史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纷纷被翻译，显示长期以来受皇国史观禁锢的日本史学的全面解禁，并表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历史整体的发展产生了兴趣，大多数日本译者对中国的态度和翻译的动机在战前和战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综观中日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是一个重要内容，而翻译是文化交流和文化借鉴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手段。日本主动地有选择地引进和移植中国和西方的先进文化，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并带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诞生，使日本社会相对稳定地步入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看到翻译事业对文化的贡献和作用是巨大的，翻译带来了新观念、新思想，它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了不流血的革命，并促使人们在社会变革中去实践他们的主张，翻译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可谓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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