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社会文化意识

三、隐喻与社会文化意识

（一）历史的个案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对这些新出现的东西怎样命名，往往显示出这个特定时代对该事物的隐喻视角和价值判断。例如文革期间的“学生运动”当时被称为“红卫兵运动”，从“学生”到“红卫兵”这种称谓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学生”行为的某种评价、期待和认识。当我们接受“红卫兵”这个隐喻词汇时，也同时接受了（尽管对一些人来说是被动接受的）一种观念。

先从常规视角看，“学生”这一常规概念网络中主要有“在校”、“学习”、“青少年”、“受教育者”等。而“兵”这一概念网络中主要有“在军营”、“战斗（备）”、“青年”、“服役”等。

但在文革期间的学生的行为和作用使这些特征受到抑制，其性质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使我们有可能用非常规的描写手段指称、理解这一新的事物（注意这里“新的”并非是值得肯定的）。我们选择了“红卫兵”这个媒介是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学生”的行为和作用与“兵”这个概念网络中的某些概念有相似性或共有特征。

媒介“兵”的概念网络　　　　→　　对象域“学生（红卫兵）”概念网络

　　　　　　　　　↓

　　　　　　　　　↓

　　　　　　　武器装备　　　→　　思想武器

　　　　　　　服从命令　　　→　　服从命令

　　　　　　　有战斗力　　　→　　造反精神

　　　　　　　部队成员　　　→　　红卫兵组织成员

　　　　　　　敌情观念　　　→　　阶级斗争观念

　　　　　　　武装保卫　　　→　　政治保卫

　　　　　　　打败武装的敌人→打倒政治上的敌人

从这两个概念网络的对比看，学生确实具有了兵的某些鲜明的特征。另外，“红”字在当时也具有特定的隐喻性含义，结合“红太阳”、“红宝书”、“红色江山”、“根红苗正”等当时的流行语，不难看出“红卫兵”的阵营所属。

我们用“红卫兵”的概念来评价、期待和认识“学生”，并非是偶然的、任意的，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思维产物。如果我们结合当时历史背景，可以看出，“红卫兵”只是当时更大一个思维概念网络中的一个子概念或概念元素。这个深层的隐喻概念即为“文革是战争”（CULTURAL REVOLUTION IS WAR）。如莱考夫的“论辩是战争”是成系统的一样，“文革是战争”也具有概念隐喻的系统性。这个系统性表现在一系列的战争词汇（媒介概念）来描写文革中的事物（对象域），如：

“炮打司令部”

“紧跟……伟大战备部署”

“与……血战到底”

“拿起笔作刀枪”

“革命闯将”

“资产阶级干将”

“你不打他就不倒”

“占领革命阵地”

“警惕阶级敌人的反扑”

“战斗檄文”

“用……武装头脑”

“从胜利走向胜利”

“向胜利前进”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向反动路线开火”

“战斗堡垒”

“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2]。

对文革的政治、社会等复杂成因，我们无意在此做任何评论，我们的目的只是分析语言的隐喻化使用与社会文化意识的关系。从上例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现象，人们当时确实用战争的概念对那场“革命”进行理解、认识，可以说离开战争概念他们当时就无法对它进行理解、判断和认识，无法表达和表现当时的激情和狂热。他们从内心深处认为大敌当前，必须以旺盛的战斗姿态投入这场“革命”，一些人还以某些战争的手段去对待这场“革命”，想必经历过那场“革命”的人是有此体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甚至是如莱考夫所说的“人的行为方式”（1980）。这种认识是客观的，然而它也明显地存在局限性及片面性。

对于同一历史事物或现象，如果静态地看，它便成为一种常规的概念描写方式。如上述战争词汇专门用于对文革的描写，当时人们是习以为常的，尽管这些词汇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大家都理解其所表达的隐喻含义。这些隐喻含义已进入当时的日常生活言谈之中。在这个特定阶段，有关战争的词汇概念对文革的描写便成为常规的描写。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历史现象，人们在以后对它认识时不是以那个历史时期对它的常规概念描写，而是用另外的隐喻概念对其重新描写，反映了对历史事物或事件的评价和态度。如对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的常规描写方式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大二公”等，而当我们终于认识到它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我们将这个模式用非常规的“大锅饭”对其进行描写和认识，在“大锅饭”这个概念网络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它的“平均主义”、“等、靠、要”等负面的东西。

（二）现代的特征

下面我们以现代流行语为例，进一步说明隐喻社会功能特征。

所谓流行语，就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在全社会或某个阶层中普遍使用的语句，通常是以词汇的方式出现。

流行语从隐喻角度可分为两类：一类词语（概念网络）对客体描写是常规式的。这类词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某个阶段这类客体存在的普遍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议论的话题，如“下岗”、“创收”、“责任制”等。另一类流行语所描写的对象同样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议论的话题，但其描写却是以非常规的、隐喻的方式，如“包装”、“市场”、“接规”、“充电”、“含金量”、“无形资产”、“回报”等，这类隐喻性流行语更具语言学的价值和认知价值，更能显示隐喻的社会文化的反映功能和传播功能。

首先从媒介的选择看，我们把认知主体（全社会的）所关注的焦点，即社会中存在的行为、事件、观念等，作为具有自主结构的对象域。我们选择的那些类型媒介往往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特征。从理论上讲，每一个词语都存在着被用作媒介的可能性。但是媒介概念网络与对象域之间的联系是以相似性即共同特征为基础的，因此一旦选定某一个媒介对对象域作非常规描写，则说明了我们对对象域（社会现象）有了一个观察认识和理解的角度。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对“红卫兵”一词的分析中已经得到证明，我们再看现代的一些词语的隐喻演变，目的是在对比中会对隐喻社会功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稍加注意我们会发现，目前社会上最流行的当属经济领域的词汇。这自然与国家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充分发挥市场价值规律的主导思想密不可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词汇的流行并不都是以常规的方式进行的，即经济词汇并不是仅仅按其常规方式对经济领域的事物进行描写，而是经常用来作为媒介对非经济领域的事物进行理解和描写。它反映的是认知群体将经济和市场的某些特征赋予多个对象域。“以至于将我们处理经济事务的文化方式辐射到对感情、道德、人际关系、精神文化某领域。在这种扩展了的文化方式中，一切都异化为商品，唯一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就在于能否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刘大为，1997：37）。例如“市场”一词，它的常规描写对象为“商品买卖的场所”，它的隐喻性指称达到空前的程度，似乎整个社会和人才就是一个大市场，任何东西，包括有尊严的人都可以在此待价而沽，于是就有了“人才市场”及一大批商业用语的隐喻性转义。

再如“投资”一词，它的常规描写对象是“为获取利润而向企业注入资本的经济行为”，当我们选取其“做出某事以期待回报”的特征进行反映，便有了“健康投资”、“文化投资”，甚至极端功利的“感情投资”。

“中国足球的发展要符合世界潮流，就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这方面运动员存在较多问题。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商品，还是一种业余意识，他们应该考虑实现自己的价值，要时刻想到自己要升值、增值，现在产业化结构也不例外，比如电视台广告收入很大的一块蛋糕被他们切去了……”

这是引自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中一位体育界人士的一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隐喻思维深深植根于说话人的头脑中。

（三）地域和社会阶层

隐喻是一种创造机制。言语的生成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成，它无法将现存的产品直接往外拿，由说话人临时创生话语，使用的媒介也是与别人不同的创造品。如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所说：“不要把语言视为死的产品，而应视为创造……是不断重复于外的，使有节奏的音调成为思维表现心灵的工作”，“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转引自钱冠连，1993：76）。隐喻性的创造是因人、地域、阶层、时代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1.地域性。方言是由地域所划分的一定群体所使用带有本土特色的语言形式，也是这个群体的“自造词”。我们通过这些自造词可以看出该群体借助隐喻思维，观察认识事物的独特视角和社会文化方式。

如河北、山东交界一带方言把学校叫“学堂”，上课叫“下堂”，反映了学校和教师的尊严。把“月亮”叫“月亮爷”、“月奶奶”；称太阳为“老爷爷”，表现了对指称对象的崇拜心理。把肉铺叫“肉杠”，反映的是卖肉设备的特点，用“干布袋”称抱养的孩子，也与当地习俗有关，过去那里的人们生孩子时用一布袋将孩子装起来。如果自己生的，袋子就会沾湿，如果是抱养的，袋子自然是干的。干布袋因此而得名。

2.社会阶层性。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语言使用中的隐喻视角也不同。他们往往将自己所熟知的专业词汇或行话用来作为媒介概念网络映射、指称对象域。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战士阿米尔辨认出他一直思念的真古兰旦姆时，连长喊了声：“冲上去”；《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指导员起歌时，先是唱了歌头：“向前，向前，向前……”接着发令：“起步走！”“起步走”是军事操练用语，这里只取其“开始”的祈使义。这种“范畴误置”恰恰反映了军人的素质。

“三句话不离本行”，实际上讲的正是隐喻思维的普遍性与作为该行业的人特有的经验与知识在语言中的反映。然而社会阶层是一个不容易划分清楚的概念，如可按职业、知识、年龄、性别、爱好、组织、宗教等进行划分。但是无论处于哪个队层，具有什么文化程度，都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隐喻的作用不但体现在群体内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各群体之间的相互借用上。

（四）语言的微观变体

“语言体系是处于一定关系之中的各种微观变体的总和”（王德春，1985）。语言体系是高度抽象的、全民族共同使用的符号体系。语言的体系性即语言的相对稳定性。它规范制约着人们在交际中必须遵循语言自身形式和意义结构的规律和规则。换言之，从语言体系（抽象符号）观察，它对事物所做的描写应是常规的、稳定的。然而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认知主体在认知事物中表现的态度、兴趣、观念、角度、条件、目的等的多样性，只凭借语言体系的常规描写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语言的微观变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所谓可能是指语言体系的开放性，因为它本身的形成过程是主、客观互动关系即认知的结果，是从语言事实／运用中抽象归纳出来的符号体系。语言充分体现了稳定和变异、动态和静态、共时和历时等的对立与统一。当我们侧重于语言的稳定性、静态特征和共时层面时，语言便有了形式与内容的特定关系，是我们学习研究和把握的起点，然而，语言从本质上讲更依赖于人的认知，依赖于人们有目的的使用，因此，微观变体从更深刻的层面上，是人们认识对象的变化，是认知角度的变化，是认识价值、观念等的变化。从我们这里提出的框架来看，可概括为隐喻性的变化，或称之为隐喻化。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有隐喻性认知世界和隐喻性使用语言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学生”这个对象用“兵”的概念做非常规的隐喻性描写，它反映了认知主体对当时“学生运动”的认识角度、目的和价值观。

【注释】

[1]许国璋认为，索绪尔说语言是“任意的”，目的是在于反对语言与客体的自然联系，当然这是“莫大的功德”，其实，能指和所指没有自然的联系，当然只能“人为的”联系。用“人为的”和“自然的”构成一个二项对立倒是比较合理的。在这里“人为的”也即认知的、隐喻式的。

[2]由于历史的演变，我们将文革中的话语例句略作改动。